央行基于其政策目标视压降银行利润为降低实际贷款利率的最好办法，但若考虑银行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承受力、维护金融稳定、财政预算压力、贷存派生效率等更多的约束，那么现实中有必要以降低存款基准利率为主来降低银行负债成本。
本刊特约作者 徐峰 孙彬彬／文
LPR改革下央行希望银行通过压缩自身利润向实体企业让利。2019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银行）适度降低对短期利润增长的过高要求，向实体经济让利”，此前央行货政司司长孙国峰在《2019年货币政策回顾与2020年展望》一文中也提到“压减银行向大企业贷款的利润，通过利润驱动倒逼银行将更多金融资源转向小微企业”。然而，银行本身也处在资产负债两端受限的压力之下。
银行资负管理的现实困难
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状态，金融供给侧改革又持续推进，严监管下银行资产端压力凸显。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际GDP增速在2019年四季度已经下降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6.0%，企业收入和盈利情况逐渐出现恶化，叠加疫情冲击，这直接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提升。
2017年以来，房地产和地方隐性债务约束加强带来整体信用扩张力度不足，一方面加大银行获取合格资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给银行带来不良贷款冲销和消化压力。
虽然政府希望能够通过新兴制造业等产业实现经济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以摆脱对以产能过剩行业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以及基建、地产的依赖，但在目前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同时变革的阶段，信用载体老的部分在逐步切割，而新兴制造业等信用新载体仍未能很好地实现信用承接。完全实现经济动能转换和信用承接主体的切换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注定了局部社会信用收缩的格局在短时间内很难有明显改善（图1）。
金融严监管也对资产端构成新增压力，突出表现是同业监管。2017年金融去杠杆正式到来，监管机构要求银行控制增量、消化存量，并且禁止多层嵌套和抑制通道业务。在严监管下银行同业投资占比不断收缩，同业投资收益率也不断降低，进一步拖累银行资产端收益（图2，图3）。
在资产荒出现的同时，商业银行近年来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负债问题。在商业银行的负债端中，对非金融机构及住户负债（即存款）一直是大头，虽然近年来占比有所下行，但仍在60%以上的高位。最新数据显示银行对中央银行负债的占比为3.79%，同业负债占比约为10.62%，债券发行占比约为9.53%（图4）。
银行的存款成本率在最近几年事实上都在不断上升，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下，负债并无回表，银行面临持续存款竞争和存款搬家，各类银行的存款成本率有所上升（图5）。与此同时，派生存款成为银行获取存款的重要来源。但是随着结构性去杠杆的推进，企业同样面临资产负债调整压力，企业债券融资的资金用于借新还旧的占比上升。再者，存款竞争加剧使得结构性存款在2017年后成为银行重要的揽储工具，但结构性存款进一步抬升了存款成本率（图6）。
2017年货币政策开始收紧，公开市场利率上行，直到2019年11月才出现近年来首次降息，因此各类银行的央行借款成本先上升然后保持平稳（最新数据为2019年二季度）。
2018年以来，在货币宽松的引领下，各类市场利率整体有所下降。与市场利率走势相类似的是，各类银行的同业负债和债券发行成本也在2018年上半年达到高点，随后出现显著回落。
因此，银行存款成本持续上升，央行借款成本处于高位，同业负债和主动负债成本虽有所回落，但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负债成本。虽然市场利率显著下行，但是目前整体银行负债成本仍处于相对高位，而且对于央行负债和主动负债的依赖进一步增强。
商业银行贷款利率降低而负债端成本居高不下，这将直接导致银行息差压缩。银行利润主要来自息差，短期内息差压缩意味着利润下滑。综合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两端来看，银行的经营和盈利压力事实上在逐步上升，特别是同业去杠杆压力最大的中小银行。
商业银行有必要降低负债成本
2019年8月央行宣布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并且明确表示：“（此前）银行发放贷款时大多仍参照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特别是个别银行通过协同行为以贷款基准利率的一定倍数（如0.9倍）设定隐性下限，对市场利率向实体经济传导形成了阻碍，是市场利率下行明显但实体经济感受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迫切解决的核心问题。这次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提高LPR的市场化程度，发挥好LPR对贷款利率的引导作用，促进贷款利率‘两轨合一轨’，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因此，降成本诉求的关键在于引导LPR下行。
2019年8月LPR改革以来，在央行调降MLF利率以及市场竞争压缩LPR加点的影响下，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在央行引导和市场竞争下不断降低（图7）。2020年2月，一般贷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5.49%，比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下降0.61个百分点，降幅明显超过同期1年期LPR0.26个百分点的降幅。
既然LPR可以引导实体企业贷款利率下行，那是否意味着降成本诉求只要简单通过商业银行牺牲自身利润就可以实现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降成本不能简单要求银行让利，因为维护金融稳定和财政平衡有赖于商业银行保持相对稳定的利润水平。
由于贷款是银行资产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贷款利率降低直接对银行利润和盈利能力带来压力（图8）。主观上商业银行并不乐见其资产端收入和利润压缩，最直接的证据就是2019年9月以来LPR对MLF加点一直维持在90BP，这说明银行自身没有主动压缩LPR加点的动力。
更重要的是，维护金融稳定和财政平衡都有赖于商业银行保持相对稳定的利润水平，这也意味着，在资产端收益不断下滑的情形下，银行负债成本也必须有所降低。
2019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直接提到“在信用风险加快暴露情况下，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继续做好重点领域高风险机构的 ‘精准拆弹’工作”，表明中小银行的风险还是处在暴露的阶段。
此外，疫情无疑会增加不良贷款压力和中小银行信用风险暴露。2月7日国新办发布会银保监会也指出“我们预判不良率会有所上升”，4月3日刘国强副行长也明确表示“短期来看，疫情对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部分行业影响比较大，风险会有所上升，这是必然的。对银行信贷资产也必然造成一定的下迁压力”。
商业银行保持一定利润增长有利于补资本和防风险。2019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当前，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需要有资本金，化解风险也要有资本金，而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少、难点多、进展慢，存在较大资本缺口，在拓展外源资本补充渠道的同时，保持内源资本补充能力尤为重要，维持一定的利润增长有助于银行补充资本，增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也有利于达到国际监管标准，维护境内外投资。”2020年4月7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也提到“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加大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力度，增强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
2019年由于减税降费，税收收入大幅下降，而财政收入还能保持正增长则主要依靠非税收入增加，这里面主要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收入。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中非税收入的增加全部来源于金融企业，特别是国有大行。
2019年中央就明确提出“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缓解财政压力，其中主要来源于国有大行。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行的利润无论是在A股还是国有企业中均占有相当高的比重，中央国有企业利润超过一半来自六大行，这说明缓解财政压力的重任很大程度上将由商业银行承担，也意味着降成本诉求不能过分损害银行的盈利能力。在资产规模短期内不能大幅扩张的情况下，也就是要确保息差稳定。
202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相对稳定的商业银行利润和息差对于财政发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在银行负债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稳定息差意味着贷款利率难以降低，这又和降成本诉求相冲突。而如果依靠银行压降LPR加点来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那么无疑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利润和息差，并最终影响财政扩张的底气。因此，既要降低实际利率、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又要维持银行利润和息差，唯一的方法只能同时引导银行负债端成本进一步下行。
另外，3月15日孙国峰司长也在新闻发布会中提到“继续发挥存款基准利率作为整个利率体系‘压舱石’的作用，同时压降银行不规范存款创新产品，将结构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纳入宏观审慎评估，维护存款市场竞争秩序，稳定银行负债端成本”，这说明央行对银行负债端仍有呵护。
多举措负债降成本，应抓主要矛盾
商业银行的负债端主要由存款、对央行负债、债券/存单发行和同业负债组成，因此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的措施无外乎降低这几项的融资成本，具体手段包括（全面+定向）降准、降低公开市场利率并引导债券/存单发行利率和同业负债利率下行，以及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等。接下来我们将逐一分析各种措施对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的作用。
直观来看，2019年以来5次降准分别能够降低银行每年资金成本约200亿元、50亿元、150亿元、150亿元和85亿元，合计635亿元，约能够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2.17BP（表）。不过，该测算仅涉及降准对银行资金成本的直接影响，并未考虑到降准净释放资金通过银行信贷等方式带来的存款派生效应，因此上述测算会低估降准对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的作用。
进一步分析，2019年以来5次降准共计净释放长期资金33300亿元，那这部分资金是否能够有效通过银行信贷等方式派生出存款进而缓解银行存款压力呢？
笔者认为作用可能相对有限。一方面，2017年以来的超储率上升说明可能有部分法定准备金通过降准变成了超额准备金，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央行降准对银行信贷的支持；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在局部信用收缩的宏观背景下，社融和信贷向存款派生不足。
一般而言，央行的公开市场降息会直接影响短端市场利率，并进一步传导至同业拆借和同业存单/债券发行利率，但对于存款利率影响不大。2019年以来，MLF和OMO利率下调了35BP，由于银行负债中对央行负债比重不到4%，因此对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的作用不超过1.4BP。就算考虑到央行降息对同业拆借和存单/债券发行利率的引导，我们估算银行负债端成本下降幅度不超过8.4BP（央行借款+同业负债+债券发行占银行负债端比重约为24%）。
然而，由于央行降息只会影响到后续时间的增量负债，因此，央行公开市场降息对于引导银行负债成本下行作用应该远小于上述估算数值。
就如上文所述，银行主要负债依然是存款，存款基准利率的下行对于商业银行降负债还是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大行而言。
根据笔者的测算，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约能够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1.9BP，MLF利率下降10BP的作用在0.4BP（仅考虑对央行负债，情形1）-2.4BP（同时考虑央行负债+债券发行+同业负债，情形2）之间。
由于存款占银行负债比重在60%以上，其中定期存款占比约为63%，并且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对存款利率在基准利率之上的上浮幅度形成了限制，通常大型银行上浮上限为30%，中小银行为40%，因此可以测算出存款基准利率下降10BP时，银行负债成本能够降低3.9BP（不考虑存款利率上浮，情形1）-5.1BP（假设存款利率在基准利w率之上上浮30%，情形2）之间。
对比下来可以明显发现，央行不同政策工具当中调降存款基准利率对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最为直接有效，并且也不会出现像调降MLF利率时同时影响到银行资产端收益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马骏表示“（央行）可适当下调基准存款利率为银行降低贷款利率提供空间”的原因。
诚然，结合央行刘国强副行长4月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笔者也注意到CPI翘尾扰动以及人民币贬值压力客观上成为了令央行暂时倾向于对存款基准利率按兵不动的理由。但是，正如同“货币政策、汇率和资本流动的不可能三角形理论”在跨境资本流动量级上升的背景下可以有更高重要性顶点的“不等边三角形”一样，当全球疫情令经济减速和失业增多的风险急剧上升，甚至会影响到金融稳定、物价稳定以及更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那么相机抉择的多目标货币政策也有必要做出果断的调整，采取措施有效阻断这种风险的传导，以使中国经济回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稳态。
徐峰为苏州银行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孙彬彬为天风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固收首席分析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