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南：歷史專業學生應該有怎樣的學術訓練？
本文摘自《激發學習熱情，展現歷史魅力——歷史系鄧小南教授訪談》，原載《北京大學教學促進通訊》，轉自“
學人Scholar
”公眾號。採訪人：
郭九苓、申超
講出歷史天然的吸引力
記者：您認為歷史教學中有哪些能夠吸引人的東西？鄧小南：過去我曾經在一箇中學代課，但教的是政治。我發現那裡的歷史老師竟然能教的學生不喜歡歷史，覺得很奇怪，就有跟她換換，讓她教政治我去教歷史的衝動。我覺得歷史天然就很能吸引人。小孩兒都是聽著故事長大的，故事不就是歷史嗎？沒有不喜歡聽故事的孩子。為什麼當這些故事連到一起，就變成一個枯燥的學科呢？我特別不能理解。我覺得，教歷史就是要發揮它本來就能吸引人的那一面，還有它厚重的一面。學生的興趣是多方面的，有的人可能對生活感興趣，從而很關心古人穿什麼衣服，怎麼走路；有的人對皇帝、對政治感興趣，喜歡研究怎麼治理天下國家。不管哪方面的興趣，都可以從歷史裡面找到相應的材料，或者說，歷史都會對你的興趣有所回應。另外，不管你的興趣點是什麼，歷史都是一個厚重的東西，因為豐富的積澱而無比厚重。任何一個民族都有它自己的靈魂，有它自己的根。這種靈魂或根，就是從這些厚重的東西里面呈現出來的。這些東西都是歷史本身渾然天成的特質。
感悟、思考歷史
記者：確實我也覺得高中之前學的歷史，就像流水賬一樣枯燥無味。《中國古代史》是歷史系本科生的基礎課，在教學中您是如何培養學生對歷史的感覺和興趣的呢？鄧：北大基本上是一個研究型大學，所以像《中國古代史》這種主幹基礎課，還是要引導學生往學術創新的路上走。首先不能把歷史弄成死記硬背的東西，歷史是一個需要感悟的學科。歷史實際上是一個整體的脈絡，我覺得最重要的也是要培養學生的歷史脈絡感。我們雖然是一段一段的講歷史，但最終目標卻不是把歷史切成一塊一塊的豆腐塊，然後讓學生抱著一堆“積木”回去。所以，講完一章或者一個段落之後，我都會讓大家回過頭去想一想。歷史上有很多重大的變革，從延續的角度，我們要知道哪些因素對歷史的演進和變遷發生了影響，為什麼會這樣；前期的制度調整或再創了，是來自於什麼推動力，對後期有什麼影響。歷史有不同的側面，不同的提法凸顯出來的內容可能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到武則天，我們會說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現在的女性研究者也很為之自豪。但是，女皇帝是否就意味著女性政治？ 武則天有沒有可能突破當時整體的秩序框架？我覺得，如果武則天當年有辦法的話，她一定會把她的性別改掉。一個事實上並不願意接受自己女性身份的女皇帝，如何能實現真正的女性政治？我的目的就是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一些常見的歷史問題。
▲電影《鐵娘子》劇照歷史學就是要用史料來說明問題，但光有史料也不行，要有邏輯的貫穿，要有問題意識的統領。這些年發現了很多新的史料，比如新出土的帛書或竹簡，這些材料如何解讀，進一步還原歷史，都有內在的邏輯性。我們也應該把新的考古發現及時介紹給學生，讓他們知道學術前沿的情況，也培養歷史思維的能力。學術前沿，一類是新的材料，還有一類就是新的學術研究，包括學界的論文和專著。這些內容其實都很多，如果讓學生自己去看的話，不啻於“知識爆炸”，想把握住很難。我們要向學生介紹哪些是應該優先閱讀的學術精華。我介紹的可能是數十年以前的經典，也可能是這些年的新成就。對於學界的新觀點，我經常會提醒學生思考：新研究為什麼會得出新的認識，是因為有新材料，還是因為有新的思考角度呢？對於同一個問題，這位先生這樣認識，那位先生那樣認識，在課上我會啟發學生思考其中的異同。討論課上，把學生按照他們不同的觀點分成組，讓他們充分準備之後，各抒己見。學生討論往往是此起彼伏，非常踴躍。有一些東西也會闡發的很深，正常上課不可能講到的細緻內容都提出來了。可以看出，他們在課下看了很多東西，真正動了腦筋。他們提出來的問題，有一些比較簡單，我就會提醒他們到什麼地方去找工具書、查資料，自己去尋找答案；有的問題我會肯定，說提得不錯，但還要進一步讓大家討論應該如何解釋。我想，所謂的創新能力首先是提問題的能力，通過不斷的追問，就能把比較表層的問題通過邏輯的延伸進行深化，這其實就是創新的前提。
交互式的教學策略
記者：這樣的討論課每學期一般會有幾次？這麼多學生，如何組織？鄧：一個學期大約有十六週課，課堂討論會有三次，前兩次是分組討論，最後一次是大班討論，這都是為了鼓勵學生彙報他們的學習成果。大班討論很難開展，因為50多個學生只有100分鐘的時間。但我覺得，在教學過程中要自始至終都讓學生有參與感，自始至終讓他們感覺到自己能力的提升，保持對歷史的興趣，從而逐漸培養起一種自信。出於這樣的考慮，我就把學生分成幾組，10來個人一組，讓我的幾位研究生各自帶一組，每週課後我會專門抽出時間，各組輪流，分別進行討論答疑。我也說明，不點名，不提問，不測驗，就是自由討論，自願參加。我們研究中心有個電腦室，每週五下午都有一組學生到這裡來，除非我恰好有事，否則都會參與他們的討論。絕大多數學生都會來，有的學生積極性很高，次次都來。記者：每個組帶頭的研究生都是正式的助教嗎？鄧：按學校規定，八十個人的課只設一個助教，所以就請我的研究生來幫忙了。記者：您是如何對學生進行考核的呢？鄧：考試有開卷和閉卷兩種形式。開卷考試也包括小組討論、集體彙報，有時候我也讓學生寫縮寫、述評，以訓練他們的閱讀理解及寫作能力；期末考試是閉卷，佔一半的分數。課堂上的聽講，他們的思考、表述、集體合作，都能有一個機會能夠呈現，整個呈現的結果便構成他們這個學期的分數。這個分數應該是學生綜合能力和各種努力的結果。整個教學過程，我都力求交互性，努力調度學生的積極性。比如，基礎課上會讓學生替老師出一套考卷，學生會覺得很有自主性。在出考卷的過程中，為了把握重點，他們會把這個學期學過的內容認真梳理一遍。記者：您讓學生出的考題，會在考試時採用嗎？鄧：一般不會，更主要的是一種學術訓練方法，因為“聰明的學生會做題，智慧的學生會出題”，這是調動自主性、“換位思考”的一種培養方式。我在臺灣成功大學教書的那一年，有一個學生出的考卷竟然有圖文並茂的十二頁紙，他真是特別有興趣，特別下功夫。即便重點不很突出，也有效消化了教學內容。學生出考卷的時候，我都跟學生說不用寫上答案，只要問題清楚就可以，但每次都有學生寫出答案，因為出了這題以後，意猶未盡，非寫出答案來不可。這不但體現出學生濃厚的興趣，也讓我瞭解在學生心目中，什麼內容是重要的。
培養學生處理材料的能力
記者：您覺得歷史系的學生哪方面能力最重要？鄧：那就是處理材料的能力。一年級的時候我們會讓學生對一些學術經典進行縮寫，如果原著是三十萬字，要用三千字把它寫出來。這就要有一個把握的功夫，必須真正理解了那三十萬字，才能寫出這三千字來。專題課上，我可能會讓學生寫綜述，若干著述都講這個問題，他們分別是怎麼研究的，各自的長短是什麼，如果你研究這個問題你會怎麼辦？這樣就又往前走了一步。到三年級的時候，學生就要寫學年論文，用五千至八千字寫一篇小論文，這就是綜合能力訓練了。四年級會有畢業論文，學術上的要求更高一些，也是對四年的知識與能力的一種總結。歷史系大概有一半學生繼續讀研究生，另一半就投入到各行各業之中了。歷史學訓練的處理材料的能力不光是學術研究的基礎，也是工作能力的體現。你去當秘書，要找材料、處理材料；你當領導，也得大量審閱、處理材料。很多工作實質上都是處理材料，而且從歷史中也能學到經驗和思維方法，所以我覺得歷史系的學生幹實際工作還是很有優勢的。我自己的學生，不僅有當教師的，也有搞新聞出版的、做公務員的、開公司的、辦實業的，幹什麼的都有，各行各業都有非常出色的。
關於通選課教學
記者：您的《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是全校通選課，在教學上與專業基礎課有什麼不同嗎？鄧：這門課的學生來自全校不同的院系，所以也是一個多學科互動的平臺。我記得在一次討論課上，學生聯繫老師講過的內容，說魏晉南北朝的士大夫喜歡吃“寒食散”，這是當時士人的集體時尚，一個化學系的學生用PPT演示了“寒食散”的配方，列出了化學分子式，並解釋其中的哪些成分能給人帶來快感。大家都覺得非常有趣。
▲校書圖 北齊 楊子華 （現藏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另外，各個系科的學生考慮問題的角度不一樣，他們都會從本學科的角度出發，提出很多質疑。比如，我在課堂上講到唐代的律令格式、法典體系，會講到當時如何把儒家的原則引入到法家的體系裡面來。這時候，法律系的學生會談到他們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理解。因為政治文化涉及到很多方面，有時候我會說到理學、道學的問題，哲學系的學生就會講他們專業的老師是怎麼理解理學的。這樣，學生的意見就從不同的角度豐富了我的理解，在下一次講的時候，我可能會考慮他們的認識角度，並適當調整講課的內容。
▲唐律疏議（唐朝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編定的律文。）
大學歷史教育的意見與建議
記者：您對我們當下的歷史教育，以及學科建設方面有什麼意見嗎？鄧：我覺得學校的教學體制還是有很大調整的空間。現在都說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要跟國際接軌，我覺得最重要的接軌是體制運行方式的接軌。學校行政化的問題還是很大的影響了各個學科的健全發展，並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學術的判斷標準。在這個接軌的過程中，還要注意興利除弊，我們既有的優勢要考慮怎麼發揚。在中國古代史領域，我們是經過艱苦的努力才得到世界承認。在八十年代的時候，美國人想學中國古代史，都是去日本、臺灣，沒有人到我們這兒來，即便來也都是來找材料的。這些年就不一樣了，有一些對話的議題都是我們先提出來的，我們的一些研究方向也牽動著世界性的研究，這些都是很難得的。北大具有世界優勢的學科並不是很多，不該任其自生自滅，但學校似乎缺乏相關意識，沒有針對性的支持措施。具體教學上，要想進一步提高質量，應該建立合理的課程與教師評價體系。現在的教師，教學時數有要求，質量卻因人而異，某種程度上說，只是憑良心做事。
研究型大學，應該提倡更有針對性的“小班教學”。即便小班教學保證不了，小班討論總可以吧？但像前面提到的，八十個人的課只設一個助教，而且連討論的教學場地也難找，結果就是鼓勵照本宣科、應付式的教學。另外，在學生培養方法上還有很多可改進的地方。國內大學教育的針對性不夠，視野也不夠，不利於充分發揮學生的特長。國外研究生會有不同的field，一個做中國史的學生，一定要有歷史以外的第二研究領域，他可以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這樣學術視野會比較開闊。其實我們也很想做，但這不是一個系能做起來的，必須通過學校層面的努力，才能打通系科之間的壁壘。記者：大眾歷史知識的來源往往不是客觀的學術研究，而是歷史小說之類的東西。比如對於三國，人們熟悉的不是《三國志》而是《三國演義》。您對公眾的歷史教育問題有什麼看法？鄧：我覺得受過歷史學學術訓練的人要積極介入大眾歷史、大眾史學，而不能自以為是地清高、不摻和，不摻和就是把陣地讓給別人了。以前可能會覺得做大眾史學是在自貶身價，我覺得應該改變這樣一種觀念。在臺灣有些人就專門做這種大眾史學，做史學的普及教育，並且都是一流的學者。但是大陸現在還沒有這樣一個成型的圈子。記者：那您覺得公眾有一種錯誤的歷史觀念對社會有不良影響嗎？學術界有沒有這種必要去糾正這種大眾對歷史的錯誤理解？鄧：還是有責任的。當然，有一些細枝末節上的錯誤都不太要緊，他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或者他理解錯了也好，都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有一些問題是比較重要的，這就需要有一個正確的把握。我沒看過《百家講壇》，很多人都跟我抱怨說宋史講的太不像話，不顧一些史學基本原則而出格了。專業的歷史學研究者要有責任感，如果口才不錯，還是值得去做這種事情的，我也一直鼓勵別人去參與這種工作。記者：好，我們的採訪就到這裡，再次感謝鄧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