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山书声弦， 水文人淬”，在与 头村一衣带水的际下村，则呈现着耕读文化的另一侧面。在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城门云路门上，“ 水安澜”四个大字清晰可辨，坐拥着与小村的身量不甚相配的一千多米城墙，默默昭示着曾经的荣耀。一条不起眼的水流从村中经过，其上那座短小的廊桥依然有着不输于万安桥的精美工艺，以及三三两两在廊桥上聚集的村民。我走上前问路“请问甘国宝的祠堂怎么走”，他们却一下子热情起来，纷纷给我指路，最后，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索性站出来:“我带你去。”
边走边聊，才知道这位小伙子，以及这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姓甘，虽然不是有族谱可循可查的甘家后人，但仍然对自己的同宗祖上有着骄傲的敬意。这位清朝乾隆时期的名将不仅在际下村，在整个福建都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小甘告诉我，由甘国宝的故事改编的闽剧、歌仔戏和评话，村里人大多都能哼上两句，每逢吉日，还会烧香卜卦为这位名人举办“生日宴”。
在上下两层的甘国宝祠堂前，雍正御笔亲题的“武魁”匾额于堂前高悬，乾隆御赐的“福”字金匾和练功石也被小心地供奉起来。祠堂是宗族文化的结晶，而耕读传家，正是宗族文化的重要教育形式之一。
在农耕社会的乡村，只有读书成才、博取功名的社会风气，才会在荒僻而远离政治中心的乡野中汇集人才的群落，带起文化发展，亦更激发着人们科举入仕的耕读热情。成功上位的举人们会在家乡筑起祠堂，不仅是为了光耀门面，更是对后世的训诫和督促；即便是落举的农家子弟，回乡后亦成为乡村的秀才，儒家文化经由一批又一批的乡绅更为广加流传，构筑起乡村伦理文明秩序，乡绅们于是也成为乡村文化基础的精英。
这就是耕读文化中的“归乡”意识。乾隆三十二年甘国宝曾上奏云：“入秋以来，雨水沾足，晚稻成熟，查据各属具报渎防彰化、诸罗、凤山、台湾肆县，晚稻收成自捌分以上至玖分不等。通台匀算将及玖分，实为丰稔之年。至各属所种地瓜、花生、芒蔗杂粮均皆丰盛。”从如今的际下村对甘国宝的尊敬可以看出，这番重农事、勤政务的言论，不仅是向皇帝抢表功绩，也蕴含着他对乡土故里的真切情感。
返程的路上，我们再次经过迎仙桥，并向好客的村民们致谢。诚然，“耕读”之道的根本意义在今天已不能与百年前相提并论，但看着村民们在桥头唱戏、下棋的逍遥与豁达，回想这几天眼见耳闻的文化佚事，以及古意十足的礼乐之风，我仍然坚持自己最初踏足这里时仿佛心有灵犀般的瞬间感悟，那份属于魏晋时期“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疏朗情怀，属于明清时期江南文人“苍生有望山中相，白首愿观天下平”的隐逸古风，仍在这片土地上，风雅自在地传唱、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