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有料的文史•Autumn
好的作品，能在日常生活中平靜存在，特殊生活中光芒四濺，兩種模式無縫轉換，讓人一遍遍重讀，一遍遍感嘆。其中，阿爾貝·加繆寫於1946年的《鼠疫》，正是這樣的佳作。
《鼠疫》的故事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城市奧蘭，這是一座真實存在的港口城市，樹木稀少，天氣惡劣。4月16日，一個看起來平平無奇的春日，卻是災難的起點——街頭巷尾忽然出現了死老鼠。最初，它們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隨著發燒去世的人越來越多，當局終於承認鼠疫在這座城市肆虐起來了。面對突如其來的瘟疫，大家不知所措。剛開始，居民們認為，疫情很快會過去，抱有一種盲目的樂觀，但是疫情一天天嚴重，城市被封鎖，交通停運，學校改建成了醫院，救護車的聲音響個不停，滿載屍體的電車晃晃悠悠地開過，焚燒屍體的奇臭飄蕩在城市上空。人們開始變得麻木，好像所有的感情都消失了，只想著醉生夢死。終於，十個月之後，消失的老鼠又出了了，死亡人數在減少，漫長的鼠疫隨著冬季一起結束了。
《鼠疫》
莫言說“文學是無用的”，這實在是過於謙虛了。《鼠疫》中發生的許多事情，你可以完美地對標我們當下的現實：比如城裡有謠言說薄荷葉可以遏制疾病，喝酒也可以防止傳染，是不是讓你想起大家搶購雙黃連？有謠言說貓和狗能夠傳染鼠疫，因此居民們開始大肆捕殺它們，這是不是另一個現實的呈現？
除了居民大眾的普遍反映，書中幾位重要人物面對這種無法預知的荒謬處境，六個主要人物做出了不同的四種選擇，代表了他們不同的生活態度。也許這些會告訴我們，面對災難，我們能用怎樣的模式過活。
即使當下的疫情已經平穩，可我們仍然需要《鼠疫》。
第一種：英雄的動力來源於哪裡？
本書中可以稱之為英雄的人物包括裡厄醫生、塔魯以及格朗，但他們三個人恐怕都不會接受這個字眼。
裡厄醫生是最早發現鼠疫並上報給省府的人。作為醫生，他給人的感覺似乎太過客觀與冰冷，儘管他常常義務上門去救治那些無力支付醫藥費的人。裡厄是加繆本人的投射，對於生活不抱幻想，但是身體力行，富有犧牲精神，腳踏實地。在疫情期間，他是那種最優秀醫生的代表，四處奔走，睡眠不足，疲憊不堪，還要承受著病人一個又一個的離去。這是對醫生最大的打擊，你竭盡全力，卻無法從死神中搶奪生命，只能面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為了應付這種場面，裡厄醫生刻意讓自己冷漠起來，以至於他的母親頗有微詞，但是如果沒有這層冷漠，一個以救人為使命的醫生要如何繼續行動下去？塔魯與裡厄進行過一次談話，想要了解他何來這種犧牲精神。裡厄回答說，“我盡我所能保護他們（病人），再沒有別的了。
即使這種勝利是暫時的，也不是停止鬥爭的理由。”塔魯接著問，“這一切是誰教給您的。”裡厄回答說是苦難。
神話中的西西弗
加繆寫過一本小書《西西弗的神話》，主人公西西弗每天把石頭滾上山，但快到山頂時石頭又會滾下山腳，如此看來他在做無用功，但加繆說他可能是幸福的，因為滾石頭就是他的生活，無法改變，那麼不斷地做下去就是一種精神上的反抗和感受。對於裡厄來說也是如此，儘管鼠疫對自己來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但還是要直面現實，承擔起自己的責任，要不斷鬥爭下去。我們也可以用羅曼·羅蘭的這句話來形容裡厄醫生，那就是“
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真相依舊熱愛生活。”塔魯是來此地旅行的遊客，遇上瘟疫封城。他並不焦慮，每日穿梭在城中，旁觀一切，在筆記本上寫下一篇又一篇的日記。在與裡厄進行完上述談話之後，塔魯組織起了志願防疫隊：進行街頭灑掃，運送病人到醫院，組織病人隔離等等。這是一項辛苦而危險的工作，塔魯說自己這樣做是出於理解，這不是豐功偉績，而是一種責任，面對鼠疫只能這樣做。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他在追求一種內心的安寧，為此他需要站在受害者的一邊，具有同情心。
格朗與以上兩人完全不同，他只是一個底層公務員，長相猥瑣，收入微薄，毫無存在感。太太多年前離開了，於是他打算寫一部送給太太的著作，但是卻一直徘徊在第一句。與英雄毫不沾邊的格朗在公務員工作之外，開始額外負責衛生防疫的秘書處工作。他年紀已經很大了，身體也不算好，但毫不猶疑接受了工作，認真工作，兢兢業業。對於裡厄的感謝，他反而有點驚訝，“這又不是最難的工作，面對鼠疫只能防衛，不能不這麼做。”在格朗看來，這樣做理所當然，就如同二加二等於四一樣。他只是
一個微不足道的人，但懷抱那種善良之心，做出的細小工作，就是一種英雄主義的象徵。第二種：寄託於單純的信仰有用嗎？
書中有一位很有威信的神父帕納魯。在鼠疫期間，他進行了兩次佈道。第一次佈道時，鼠疫剛開始不久，全城人還有一種盲目的樂觀，參加的人很多。在這次佈道中，帕納魯神父斥責了眾人，認為瘟疫降臨是因為人類自作自受，是一種天譴，是上帝懲罰世人的原罪，是命中註定的事情，身為人類只能默默忍受苦難。
在漫長的疫情期間，一個又一個人死去。帕納魯神父親眼目睹了一個小孩子忍受了一夜的折磨之後，在痛苦中死去。長久堅持的信仰受到了打擊，如果瘟疫是因為人類的罪惡而降臨的，那麼這個小孩子又有什麼罪呢？如果相信上帝，怎麼來解釋這件事？如果不相信上帝，又該相信什麼？思考了很久之後，神父又進行了第二次佈道，這次聽眾很少。神父坦言自己對信仰產生了動搖，但最後他認為對於上帝要麼全盤相信，要麼全盤否定，而他選擇了毫無保留的相信，即使小孩子不斷死去，也是因為人類的原罪，而不是上帝的錯誤。不幸的是神父也染上了鼠疫，他默默地忍受著，拒絕醫生的診治。
帕納魯神父是另一種人的代表，他們聽天由命，反躬自身，而不是積極採取行動。
第三種：面對絕望，選擇狂歡的人
不管是裡厄還是神父，他們都屬於對於疫情憂心忡忡的人。但是還有一種人面對疫情，反而如魚得水，過上了一種快活的生活，這個人就是柯塔爾。
他的出場堪稱神秘，鄰居格朗在門口看到一張字條“請進來，我上吊了。”然後走進屋裡救下了正在自殺的柯塔爾。柯塔爾表面身份是酒類代理商，為人內向，寡言少語，孤僻而多疑，外出活動相當神秘。但是自殺事件之後，柯塔爾完全變了，他開始積極尋求別人的同情，與所有的人和睦相處，頻繁光臨豪華飯店與咖啡館，小費給得特別慷慨，但偶爾又敏感。當省府宣佈進入鼠疫狀態，關閉城市的時候，柯塔爾是所有悲傷人中最為歡樂的一個人，他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如魚得水，城裡人都在醉生夢死，酒類走私越來越猖獗，他的生意蒸蒸日上。當鼠疫消退的曙光出現時，柯塔爾開始焦慮不堪，他一再追問裡厄疫情是不是要結束了，他拒絕相信。因為他是罪犯，害怕警察，生活一旦恢復正常，他的夢魘就要來臨了，這也是他當初自殺的原因。疫情對他來說是一個緩刑，期限已到，柯塔爾為了抗爭朝警察與群眾開搶，最終還是被逮捕入獄。
第四種：面對災難，個人幸福是可恥的
書中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就是朗貝爾，一個來本地採訪的巴黎記者，因為鼠疫封城，他被困在了這裡。為了儘快回到愛人身邊，朗貝爾一直在奔波，尋求離開本地的辦法。最初，朗貝爾來尋找裡厄幫忙，他認為公共利益是由個人幸福構成的，個人幸福不應該被剝奪。但裡厄拒絕了，他承認情感的重要性，但更看重大眾利益。從裡厄這裡走不通之後，朗貝爾尋找政府機構的幫助，在漫長的拖延中，也以失敗告終。朗貝爾最終通過走私犯聯繫上了守城的士兵，經過幾周的商量、策劃，好像終於可以離開這個城市了。
但這個日期來臨之前，朗貝爾卻再次找了裡厄，放棄了離開的計劃，放棄了獨自一人的幸福，因為在鼠疫面前，獨享幸福是可恥的。他留了下來，加入了塔魯的志願隊。
一點思考
六個主要人物，四種選擇，我們沒有權利去評判哪種選擇是對的，哪種選擇是錯誤的，只能盡力去做出符合自己道德標準的選擇而已。
加繆創作這本書的時候大在1941年與1942年之間，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此，這本書中的鼠疫不僅僅是指瘟疫，它還在暗指戰爭，它就像另一場瘟疫一樣，無情地收割人的生命。加繆在一封公開信中明確說過，“我希望大家對《鼠疫》有多層次解讀，但它顯而易見映射了歐洲抵抗納粹的鬥爭。”所以，對於鼠疫的象徵意義，大家儘可能展開聯想。
當鼠疫終於結束，全城人陷入了狂歡。塔魯在黎明前死去，裡厄走在人群中，“他認定，這樣的普天同樂始終在受到威脅，因為歡樂的人群一無所知的事，他卻明鏡在心：據醫書所載，鼠疫桿菌永遠不會死絕，也不會消失，它們能在傢俱、衣被中存活幾十年；在房間、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廢紙裡耐心等待。也許有一天，鼠疫會再度喚醒它的鼠群，讓它們葬身於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們再臨禍患，重新吸取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