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裡的范進,書外的蒲松齡:古代科舉制度下下層小人物的悲慘人生

在古代的封建社會里,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需要鞏固自己的統治,需要人才治理國家,如此龐大的一個國家,顯然靠自己是不行的,需要成千上萬的人才。為了發現人才,在我國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方法。

在兩漢的時候,實行的是察舉制和徵辟制,這種方法是通過一級一級的官員推薦優秀的人才,可以簡要的概括為“察孝廉”。

“孝廉”,第一是孝,做人,孝為本,你連父母都不孝順,怎麼能做得了好官?老戲中常說,做官先學會做人。第二是廉,廉潔奉公,這是品行問題,品行好,才能為老百姓辦好事,奉公守法,才能做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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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孝廉

地方官吏發現具備孝和廉這樣有品德的人才後,就要一級一級的向上舉薦,可見,舉薦人才在當時應該是地方官員的義務。上面說,嗯,確實是人才,就下令徵召為官。這就是當時實行的察舉制和徵辟制。

在漢代,選擇官吏有察舉制度,察就是考察,舉就是推薦,孝廉和茂才(避諱劉秀改成茂才,本來就是秀才)經過考察和推薦的可以做官士人的名稱,孝廉一般可以是郞官。

在三國魏文帝曹丕時期,實行的九品中正制,其實就是對察舉制和徵辟制的一種改進,但在本質上沒有多大的區別。

晉武帝司馬炎徵召蜀國舊臣李密為官,實行的就是察舉制和徵辟制,李密的《陳情表》中說的清楚,“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但都被李密以“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祖母九十有六,臣四十有四,是以盡節於陛下之日長,盡孝於祖母之日短也。望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等理由來推脫,還搬出了“聖朝以孝治天下”這一理論依據,終於把晉武帝給感動了,同意李密“不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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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表》中李密給祖母喂湯藥

李密的《陳情表》把察舉制和徵辟制解釋的淋漓盡致。可見,在科舉制實行之前,這是最主要的發現、舉薦人才的方式,但並不是想舉薦就舉薦,想不舉薦就不舉薦的,應該是當地官員的一種義務,必須得為國家發現、舉薦人才。

察舉制雖然能夠舉薦人才,但有其侷限性,因為舉薦的大部分都是大地主和上層人士,處於下層的中小地主和寒門士子,即使學富五車,具有真才實學,但不在察舉的範圍之內,也只能默默無聞,終老一生。

當然,因為官員腐敗等多方面因素造成舉薦的人才不一定名副其實,甚至徒有虛名。

晉·葛洪《抱朴子》:“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

如果說察舉制和徵辟制給上層人士提供了做官的機會,那麼科舉制就是給中小地主和寒門士子開了一扇走向成功的大門。“是金子總會發光的”時代終於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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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郊《登科後》

隋文帝建立隋朝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有一項改革影響了中國封建社會1300多年,直到清朝光緒皇帝三十一年(1905年)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結束。這項改革就是科舉制度。

另一種說法是隋朝的選拔人才的改革不符合科舉制度的特點,科舉制度應符合如下特點:一,讀書人不必官吏推薦,可自行報名參加考試;二,考試定期;三,嚴格考試。

而唐朝選拔人才的制度符合這幾個特點,所以科舉制度真正的開始是在唐朝,有史為證: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詔令“諸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複,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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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李淵

本詔令提出的“每年十月”符合定期考試的特點,明確了州、縣地方預試,即相當於後世的“鄉試”。

武德五年(622年)唐朝的詔書明確了士人可以“投碟自應”,下層寒士得不到舉薦者“亦聽自舉”,“潔己登朝,無嫌自進” ,符合士人可“自行報名”的特點。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士子可自行報名,不再需要公卿或州郡長官推薦這一特點與察舉制有著根本的區別。

從某種意義上講,科舉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能夠採用的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形式,它擴大了封建社會引進人才的社會層面,吸收了大批出身中下層的社會人士進入統治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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錐刺股

科舉制度的實行,確實為大量的寒門學子提供了“十年寒窗苦,平步上青雲”的機會。只要你有讀書的天分,肯下苦功,就有可能考中,徹底的改變自己甚至整個家族的命運。

從這個意義上講科舉制度,無論在維護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統治階級的統治)上,還是在改變寒門士子的命運上都有其積極的意義。

對於科舉制度,眾人褒貶不一,我們相信“存在即合理”這一論斷的正確性,但“有利必有弊”,下面是名人對科舉的評價:

唐太宗李世民讚歎科舉收羅了四海英才,“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近代西方人則把科舉稱為古代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孫中山:“中國的科舉考試製度,就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相反的責難卻更多,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感慨道:“此書與功名進取毫不相關。”康有為怒斥:甲午戰敗割地賠款全是八股考試惹的禍!李光耀直言:科舉使中國被摒棄於西方偉大科學工藝發明和工業革命的門外…

自科舉制度實行以來,有著不斷髮展完善的過程,唐朝開始實行,宋朝得到長足發展,元朝開始中落,明清達到了鼎盛。

但明清時代的科舉也變的更加繁瑣,分為童試、院試、鄉試、會試、殿試五級,每一級中往往又分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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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科舉簡表

童試是明清最初級的縣、府考試,通過縣、府兩次考試者,成為童生,表明已具備基本的文化知識和寫作能力。

但很多讀書人考到鬚髮皆白,仍是一介童生。可見,在科舉的道路上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通過這一道路走上成功之路的畢竟是少數,大部分參加考試的人,只能以失敗而告終。並不是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行,有些人甚至還成為了文學大家,並且寫出了非常優秀的文學作品。

畢竟通過科舉考試要錄用的人數非常有限(據史料記載,明清兩代殿試每三年舉行一屆,每次錄取人數在300-400之間;鄉試每屆中舉1000人左右),再加上官員腐敗等原因,致使一些很有才華的人終其一生也未考中。這樣看來大多數人落得個悲慘的命運也在情理之中了。

今天,我們就放到一塊聊一聊范進和蒲松齡這兩位在科舉制度中所受的毒害。有人可能要說,范進是小說中的人物,蒲松齡是現實中的人物,怎麼能放到一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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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梓與《儒林外史》

之所以把范進和蒲松齡放到一塊來,是因為范進和蒲松齡有著共同的特點。

首先,范進是清朝吳敬梓的小說《儒林外史》中的一個人物,《儒林外史》雖然寫的是明朝的那些事,但作者吳敬梓是清朝人。小說屬於文學藝術,既然是藝術,就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所以雖然寫的是明朝事兒的小說,反映的卻是清朝的事,而蒲松齡也是清朝的人。

其次,范進的所遭所遇與蒲松齡特別相似,范進50多歲了,還是個童生,幾十年考試不中,後來還是主考官周進抬舉他,54歲才得以中舉。

而蒲松齡從19歲,初次參加童生考試,考了個縣、府、道三個第一,中了秀才之後,一直考到72歲,才考了一個歲貢生。

雖然自科舉制度實行以來,有大量的下層人士通過科舉制度,走入了統治階層,改變了自己及家族的命運,但也有更多的下層小人物窮其一生也只考取了一個童生,沒有步入官員的行列。

這些人沒有學會任何生存的本領,不會經商,不會務農,甚至為了考試,達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能夠考中舉人的是幸運的,絕大數人考到頭髮都白了,甚至到死都在做著中舉之夢,這些人是不幸的、可悲的,可見其受科舉毒害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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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進中舉

我們先說一下范進。范進50多歲了還是個童生,家中又窮苦不堪,十二月的天氣還穿著單衣服,被凍得瑟瑟發抖。無論是鄰里鄉親,還是作為親戚的老丈人,沒有一個人看得起他。可以說,范進中舉前,飽嘗了科舉制度迫害下落第文人所有的辛酸苦楚。

《范進中舉》選段:

不覺到了六月,這些同案的人約范進去鄉試。范進因沒有盤費,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道:“不要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就‘癩蛤蟆想吃起天鵝肉’來!我聽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舍與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裡張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個個方面大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泡尿自己照照!

這一段寫的是范進中了秀才之後要和同鄉的人去參加鄉試,但因為窮困,沒有盤纏,向老丈人去借的時候,老丈人說出的一段刻薄刁鑽的話。但即使如此老丈人也沒有借他分文,可見,在老丈人眼中,范進就是一文不值的。作為如此近的親戚尚且如此,更何況鄰居呢?

如果說范進是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畢竟屬於藝術,有點藝術化,有點虛,那麼,我們就回到現實中來,談一談蒲松齡。

下面是蒲松齡的簡介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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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齡歷次參加科舉考試時間截圖

以上長長的截圖就是蒲松齡19歲以後的科舉之路,他幾乎每一次考試都沒有落下過,但每次都沒有考中,直到72歲被錄取為貢生(貢生,俗稱"明經"。是指明清兩朝秀才成績優異者,可入京師的國子監讀書,稱為貢生)。

有史為證:

【《大清會典事例·禮部·貢舉》,“教官及在籍恩貢生、歲貢生、監生,願就本省鄉試者,均許與生員一體考送,卷面書‘官’字、‘貢’字、‘監’字。”

可見,貢生還是個秀才,只是一個進入國子監學習的資格。蒲松齡終其一生也沒有考上舉人。他一共考了52年,好在當時也沒有年齡限制。蒲松齡受科舉的毒害之深,與《儒林外史》中的范進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范進和蒲松齡的共同點就是深受封建科舉制的毒害,他們把自己的青春年華全都消耗在了科舉考試上,將中舉、取得功名作為唯一奮鬥的目標。雖然幾十年屢試不第,也不願意從事勞動養家餬口。

范進去參加考試,沒有盤纏,老丈人又不借給他,只有去向鄰里張口。當中舉結果出來前,還在為餬口發愁,抱著一隻老母雞到集上去賣,打算換一些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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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齡

蒲松齡的生活條件也不容樂觀,為了生活,長期做私塾教師和幕賓,來換一些錢財,其中僅在畢際有(順治十三年任山西稷山知縣)家當幕賓就有三十年時間。雖然有很多著作,但他活在著名的作家也能被餓死的時代,很難換成錢來養家餬口。而其著作《聊齋志異》因為沒有錢刊印,直到他去世50年後的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印刷流行於世。

我們可以想象得出,一個72歲的老人去省城趕考,交通不便,路途遙遠,騎著毛驢忍受著路上的顛簸;拖著傴僂的身軀,衣衫襤褸,蹣跚的走進考場的情景;深陷的眼窩,渾濁的雙眼,書寫著幾乎看不見的蠅頭小楷。現在想來是多麼的可悲、可憐、可嘆。

可見,封建時代科舉制度對莘莘學子的毒害之深,危害之重,雖罄南山之竹也難書其萬一,今天只是選擇了范進和蒲松齡這兩個具有相似特徵的人物進行了分析。然而,就像胡適說過的,歷史就像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千人有千面,我所分析的只是一個非常小的一個側面,有哪些不足之處敬請讀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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