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衝擊下，原先的東南亞藍海正面臨變局。
在東南亞國家涉足消費信貸業務的國內某金融科技平臺高層趙誠（化名）介紹，2018年，他所在的金融科技平臺在印尼、菲律賓、泰國設立業務機構，通過移動端向當地民眾發放消費金融貸款。過去3年，這家金融科技平臺每年都能創造逾百萬美元利潤，然而疫情暴發至今，上述利潤基本耗損殆盡。
究其原因，疫情導致東南亞國家經濟活動驟降與員工失業率上升，令不少借款人還款逾期。更槽糕的是，由於趙誠所在的金融科技平臺在印尼等國家尚未拿到網絡信貸業務牌照，他們不敢大張旗鼓地開展催收活動以避免暴力催收舉報，令越來越多借款人乾脆惡意欠款不還。
“過去一個月我聽說多家國內金融科技同行已打算撤離東南亞國家，因為這門生意正變得越來越難做。”在趙誠看來，疫情來臨只不過加速了行業洗牌，而目前，東南亞消費金融領域的監管套利紅利期早已褪去，留守者不但要面臨疫情所引發的信貸資產質量持續惡化衝擊，還要遭遇日益嚴格的合規操作要求與牌照獲取流程。
生意越來越難做
“從3月疫情全球擴散起，我們就發現東南亞消費信貸資產質量每況愈下。”趙誠向記者表示，一方面還款逾期額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申請減免利息或部分借款本金的民眾數量與日俱增。
這背後，是疫情導致東南亞國家大多數行業停擺，令相關職工收入驟降。
數據顯示，3月份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住宿餐飲銷售額同比大幅下滑逾26.8%，旅遊及其他零售服務則同比下滑10.9%。而趙誠所在的金融科技平臺借款對象，恰恰是與旅遊相關的餐飲住宿零售企業員工，因此他們資產逾期率受疫情的負面衝擊更大。
趙誠回憶說，3月初，他所在的金融科技平臺已大幅收緊了東南亞國家民眾的消費信貸審批門檻，因為他們擔心在收入驟降情況下，越來越多當地民眾會依靠舉債“過日子”，但何時還貸則變得遙遙無期。
令他更擔心的是，現有借款人的逾期額持續攀升。他初步估算，過去一個月他所在的金融科技平臺逾期率已超過16%，高於以往平均水準逾10個百分點。其結果是平臺潛在虧損額（包括壞賬計提準備金）已超過60萬美元，相當於去年兩個季度的淨利潤。“我們模擬了最壞場景，即疫情要到下半年才得到控制，且逾期率超過30%（壞賬率達到18%），那麼我們年底前的虧損額將超過300萬美元，相當於過去3年所有利潤悉數吐回去。”
一位曾涉足東南亞國家消費信貸的國內助貸機構負責人介紹，其實不少國內金融科技平臺都在東南亞國家遇到逾期率壞賬率雙雙跳漲的經營困境，部分平臺為了壓低逾期壞賬額，不得不採取向借款人親朋好友電話提醒，或上門催收等措施，反而被舉報存在暴力催收行為，導致相關催收業務不了了之。
記者瞭解到，當前部分國內中小型金融科技平臺已承受不了逾期壞賬率跳漲壓力，打算低價轉賣手裡的“不良資產”撤離。然而，疫情導致這部分不良資產估值極低，除非平臺決意大幅認賠出局，否則很難順利退出。
留守者的突圍
儘管趙誠所在的國內金融科技平臺選擇“留守”，但疫情衝擊下的東南亞消費金融市場競爭壓力不降反增。
究其原因，疫情加速了當地消費金融信貸市場洗牌加速，正呈現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狀況。
比如在越南，遠東國際商業銀行（FE Credit）、捷信消費金融（Home Credit）、HD Saison、M Credit掌握著當地消費金融市場逾80%的市場份額，如今隨著部分中國金融科技平臺撤離，他們的市場佔有率合計將超過85%。
在印尼，金光集團旗下Danamas、東南亞最大本地P2P網絡借貸平臺Funding Scieties都憑藉著牌照獲取優勢與對當地人文環境的瞭解，正迅速擴大市場份額。而印尼金融服務監管局（OJK）僅給予陸金所、360金融、信也科技等少數中國金融科技平臺相應的網絡信貸業務牌照，多數平臺依然遊走在灰色地帶，很容易在疫情衝擊與監管趨嚴的雙重夾擊下，被迫“淘汰出局”。
這也倒逼不少國內金融科技平臺轉變經營策略，即從純粹的消費信貸業務向金融科技輸出轉型。
比如玖富數科集團正向柬埔寨致富銀行提供前端App、全流程網貸系統、信審系統等模塊的定製化數字金融解決方案，通過提升後者的數字金融基礎設施水平，推進自身在東南亞國家的消費信貸業務佈局。
資產360則將人工智能、機器學習、語義分析、算法模型等技術運用到東南亞消費信貸領域不良資產的處置過程，通過根據當地語言環境與表述方法，對催收等資產處置流程進行優化，協助金融科技平臺實現合規催收。
趙誠告訴記者，目前他們正與多家印尼電信機構談判，希望能聯合後者共同申請網絡信貸牌照，從而解決催收、業務拓展等一系列問題。
“事實上，在東南亞國家靠監管套利做法賺取消費信貸紅利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如今我們要留下來，不但要面臨疫情與合規操作的衝擊，還要確保自己有一定的業務規模優勢，不被大機構擠出市場。”他強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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