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59年12月的一天，明朝杭州官巷口的刑场上人山人海，这天是被明朝列为“海盗王”的汪直的行刑日，只见汪直慷慨赴死，临行前仰天长叹：“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果然，汪直死后沿海倭寇横行，百姓苦不堪言。然而，汪直之死还意味着中国彻底关闭了国门，就此失去了全球化的主动权，进而演生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华全民族的灾难。
海禁，又称禁海，最早开始于元代，当时主要是禁止海上一切活动，但只是临时性政策，不具有连续性。明清两朝则由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倭寇侵扰等突发性历史事件将海禁定为国策并将其进行强化，主要目的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当然海禁并不意味着中国跟外国老死不相往来了，官方与外国仍维系着特殊的贸易形式，即“朝贡勘合贸易”。
朝贡勘合贸易是中国自恃天朝上国而对周边国家实行的古怪而又有限的贸易形式，即外国商人随“贡使”来到中国，由市舶司将其货物以“贡品”名义“朝贡”给朝廷，中国方面则将商品回赐给这些“仰慕天朝威仪”的外国人，这显然是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外交贸易”，其对贸易的次数、商品的规模都有严格的限制，这当然无法满足外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
于是1523年明朝嘉靖年间，日本商贸使团间发生了“争贡之役”，明政府便停止了中日勘合贸易，汪直便是在这一时期登上了历史舞台。汪直出生于安徽徽州，早年便充分运用其徽商头脑，按徽州习俗经商服贾，南下广州，造巨舰贩运硝黄、丝棉等销往日本、暹罗、西洋等国，他善于研究各国商品市场，以信义取利，在对外走私贸易中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
明朝嘉靖年政府下达“片木不准下海”的高压政策，将渔农工商逼上绝路，中国沿海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走私活动，汪直也因此前往宁坡双屿港为许栋集团掌管船队。双屿港可谓是当时全球性的贸易中心，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运到这里，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当时的双屿港仅葡萄牙人就有1200人，史学家称之为“16世纪的上海”。
当时的明帝国嘉靖朝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帝国，欧洲尚处于蒸汽机发明前200年，日本有66国争雄。然而，明王朝却不利用自己的压倒性的贸易优势打开国门，放开海禁，富国强民，而是沉溺于天朝上国的梦境之中，并于1548年派浙江巡抚朱纨率大军捣毁了双屿港，双屿港大人物李光头被捕、许栋兄弟逃亡，汪直乘机收其余众，发展成为江浙海商武装集团。
汪直突围后逃亡日本，以平户为基地继续从事武装走私，他以诚待客、以信接物、以义取利的“东方商人”的精神风貌广受日本商界的欢迎，被日本称为“大明国的儒生”，今天的日本仍以书籍等形式叙述汪直的故事，汪直在平户的住宅旧址仍受日本人的观瞻。汪直经过2年的积蓄力量后重返浙洋，威震江浙，官军莫敢与其争锋，他在定海称净海王，又称徽王。
然而，汪直如此大动声势无非是想让明王朝重视自己，以期解除大明国的海禁。1550年，汪直以靖海剿匪有功，叩官献捷，请求松动海禁，通番互市，反遭朝廷偷袭和围攻。1555年，明王朝与汪直武装集团交战中屡遭失败，三易主帅，被迫改变政策招安汪直。1557年9月下旬，汪直在浙闽两江总督胡宗宪许诺力请朝廷开市通商的诱惑下率数千骁勇回国。
可汪直刚一回国，朝中保守派便变换嘴脸弹劾胡宗宪和汪直，最终于2年后决定处死汪直，胡宗宪愤笔“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作《走狗歌》痛斥奸佞后引刃自杀。汪直与胡宗宪是走在时代前沿的人，他们希望依托明帝国强大的生产力，通过对外开放取得国力持续发展并继续称雄世界，此乃强国良策。倘若明朝接受他们的建议，中国的世贸中心地位可保持500年至今，鸦片战争以后的所有民族灾难或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