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使各部不得相压，皇帝总揽权势进一步加强了封建皇权，后虽有内阁、司礼监但是相互制衡，无论是严嵩这样的权臣亦或者魏忠贤这样的太监，都是因为得到皇帝的宠幸才得到的无上权力，如果皇帝想要收回他们并没有反抗的余地，所以皇权仍然是在皇帝的手中，这些人不过是代为行使，皇帝若想要收回随时都可以。我想大家也看过很多文章讲到外廷、内廷的事情了。
如何把天下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上明朝想了很多办法，除了内廷、外廷那么就是后宫了，皇后是皇帝的法定妻子，母仪天下，但是皇后亦是作为皇帝的附属存在的，妃嫔更是不如皇后，今天来说明朝是如何限制后宫权力的。
切断作案动机
明朝教育后妃遵守礼法，从思想上让她们甘心成为皇帝的附庸。明朝非常重视对后宫的思想控制，无论是后妃还是宫女。洪武三年朱元璋命翰林院修《女戒》，其主要内容为“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中心思想就是告诉大家：女子应当无条件的顺从丈夫，逆来顺受，凡事应当忍耐，屈从。又有《孝慈录》、《皇明祖训》，这些后宫女子都必须学习，从思想上让她们认为自己应当怎样做，所以自然就不会出现像武则天那样的人。
朱元璋：“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在明朝皇后或者皇太后都没有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因为她们都谨守妇道，古代虽以孝治天下，但是女子“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在皇帝为成年以前还或许会有干政的行为，但是若皇帝成年就会在后宫安享晚年。比如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万历继位时年仅十岁，李太后在万历成年之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朝臣请示皇帝都是李太后下的决定，但是她不会亲自露面，在万历继位之初也拒绝了朝臣让她垂帘听政的请求，而让张居正辅佐皇帝，这说明封建礼法在明朝后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李太后
或许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这种礼法为何能有这么大的约束力，这么说吧，后宫女子做任何事都必须在礼法上找到那个允许自己做的“名”，她才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是和现在法律不同的地方。现在是法无禁止即可为，但是在那个时候是“礼无允许则不可为”，所以现在有些人能够钻法律的漏洞是因为法律的条文即使再多也是有限的，而“礼无允许则不可为”，那么这个漏洞就不好钻了。
切断行为能力
1、分散后宫权力
皇后、后妃自成一体，但是除了荣宠不具备任何实际权力，皇后虽有统治六宫之责，但除了妃嫔，具有礼法认可的嫡长意义外实际权力也非常的弱。宫内财务用度等一切都专门的有司管理，宫中的宫女向各部门主管尚服负责，太监向总管太监负责，这些尚服、主管再向皇帝负责。后妃若想插手这些事务只能由皇帝首肯，并无实际制度保障，也就是说按照规矩这些人并不归后妃们管。
设六局一司。局曰尚富，曰尚仪，日尚服，日尚食，日尚寝，日尚功。司日宫正，俱正六品，尚宫局，总行六尚之事，凡出纳文籍皆印署之。
权力分散，最后再由部门总管向皇帝负责而不是向皇后负责，所以即使是后宫，皇帝也是最高负责人。
又设立内官，“后宫嫔妃所用，衣食之费、金银币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取旨，牒内使监覆奏”，
2、 皇帝应当持“守”，防止某个女子被过于宠幸
那么若是皇帝宠幸某个妃嫔愿意把权力给她呢？这就没有办法了，毕竟虽然在明初就严令宦官不得干政但是最后还是干政了，不过防范措施还是要做的，历代皇帝都会教导后代如何管理后宫，如何持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还在治国之前，皇帝必须要自我约束。
宣宗《制御帝宝训》：我朝祖训，内外尤严。盖圣明远虑，厥有深意，前世若汉高祖、唐高宗不能正内，吕氏、武氏几危宗社，可不戒哉?
其实就是用吕雉、武则天的教训来告诫后人不要过于专宠，更要严防外戚专权。虽然明朝仍是出现了例如万贵妃、郑贵妃这样的宠妃，但是这些宝训祖制还是起到了一些警戒作用，至少大臣们可以用这些话劝诫当今圣上，使之不敢太过于胡作非为，比如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最后也没能当上太子，郑贵妃也没能当上皇后。
3、防止外戚权势过大
洪武时期为笼络功臣进行联姻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文皇后以后“率由儒族单门入俪宸极”
如果你的女儿是皇后那么你们一家子都不能再有实权，
明朝封赏外戚的一般是爵位厚禄，可以给你钱给你地位但是不能给你权力，“后父初秩不过指挥，侯伯保傅以渐而进”，虽然位至公候也不过只是吃俸禄而已，没有需要他干的事。这时候逇爵位还可以世袭，但是到了明世宗的时候外戚的爵位都变成了流爵，也就是说不能够世袭了。
所以我们看到明朝对于外戚和后宫管理都是非常严格的，有时候可能还没有嫁入平常百姓家好，至于唐玄宗时期杨贵妃那种情况更是不可能出现，难怪明史说：“明太祖立国，家法严。史臣称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有明一代外戚最为孱弱”。明朝想尽办法削减后宫的权力，把权力放在皇帝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