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變正統皇帝被俘的消息，在十六日
晚上十二點左右傳到皇宮，送信者來自懷來衛。懷來衛的信息來源，是由千戶梁貴帶來的書信，而書信則是由一位名叫袁彬的錦衣衛校尉在正統皇帝朱祁鎮的授意下寫的。袁彬在後來追憶的《北征事蹟》中記載說：“十六日，皇上在雷家站高崗地上眾坐，達子圍著。是臣遠觀，認的是我英宗皇帝。臣叩頭哭，上問：‘你是甚麼人？’臣說是校尉。……又問：‘你會寫字不會？’臣說會寫。就令在左右隨侍答應。”英宗朱祁鎮寫信的意思，是讓宮中多拿財寶來贖他。
十七日，皇太后孫氏、皇后錢氏用八匹馬馱著大批珍寶，派使者送往也先營裡，企圖贖回朱祁鎮。不過，顯然也先的目的不止是金銀財寶。從十七日開始，
也先就帶著朱祁鎮到宣府、大同等城下，以朱祁鎮為要挾，要求打開城門。各鎮守軍或者不敢輕信，或者害怕城池失陷，頂著抗旨的危險，只是提供了一些銀子，堅決不向裹挾著英宗皇帝而來的瓦剌軍隊妥協。
八月十七日，前方兵敗的消息在京城蔓延開來。面對危急的形勢，留守北京的皇室及大臣們立即做出幾項重要的反應。
一、因為國不可一日無君，皇太后八月十八日命正統皇帝的弟弟郕王朱祁鈺監國；九月初六，朱祁鈺正式即皇帝位，改次年為景泰元年；同時，遙奉朱祁鎮為太上皇，立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為太子。
二、追究土木堡之變的責任，誅滅王振全家及其黨羽。在八月二十三日的午門之前，憤怒的官員們在給事中王竑的帶頭之下，將王振的黨羽同時也是當初殺害劉球的錦衣衛指揮馬順活活打死。有官員脫靴擊打馬順，將馬順的眼珠都打了出來，一時“血流門閾”。
三、議定京城戰守事宜 。由於明軍新敗，人心惶惶，有些官員因為害怕京城不保，開始將自己的家眷送往南方。
翰林院侍講徐有貞就是典型的逃跑主義者。他說，京城守軍不到十萬人，根本無法抗擋瓦剌軍隊的進攻，建議遷都南京。但是，兵部侍郎于謙堅決主張留守北京。于謙認為一旦南遷，極有可能落得當初南宋那樣的下場，只能劃江而治。他說：“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于謙主戰的想法，得到了監國朱祁鈺的首肯。
于謙（1398年—1457 年），字廷益，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永樂十九年（1421年）進士。于謙的相貌談吐都很儒雅，所謂“風骨秀峻，音吐鴻暢”。不久，于謙任監察御史。監察御史官僅七品，但作為“言官”卻有相當程度的建言權。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于謙隨朱瞻基征討反叛的漢王朱高煦，受命數落朱高煦的罪狀時，“其言皆正大剴切”，深為朱瞻基所欣賞。宣德五年（1430 年），朱瞻基特別選拔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治河南、山西兩省。由正七品的御史到正二品的兵部侍郎，于謙在當時是破格提拔的典型。正統十三年（1448年），于謙回朝，任兵部左侍郎，時年五十歲。
明史學家
吳智和先生評論道：“回顧謙自中進士留居翰林數年，隨侍瞻基左右，學藝精進，及出為監察御史、巡撫，興革地方諸弊，要在必行。以如是幹練外官，又清廉不媚權貴，上追歷代名臣賢相。即無‘土木之變’，亦將與世不朽！”
于謙《石灰吟》
土木堡之變後，監國朱祁鈺先讓于謙代理兵部尚書。八月二十一日，于謙正式擔任兵部尚書，主持北京防務。土木之變，將於謙推到了歷史的前臺。于謙顯示出卓越的軍事指揮能力。
他加強宣府、大同、紫荊關、居庸關等邊塞軍事要地的防守，修繕關隘，嚴令守將不得出城。也先挾英宗到大同。大同守將郭登拒絕開城，聲稱：“奉命守城，不知其他。”如此一來，也先以手中的俘虜英宗皇帝四處訛詐之策，便不再奏效了。
為彌補京城兵力不足，于謙建議將南北兩京和河南備操的軍士、運河沿岸運糧的漕軍、山東等地沿海備倭的軍士，都調來守衛師，同時還派出官員到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等省招募民兵。
于謙還起用之前兵敗下獄的將領石亨，讓他總領京城兵馬。到九月底，北京已經集中二十餘萬守城部隊，且軍紀嚴明，整個北京一帶的防務得到了整頓和 加強。
十月，瓦剌軍隊分三路大舉嚮明朝進攻，一路由也先率領主力部隊攻打紫荊關，一路進攻宣府鎮，一路由古北口進犯密雲。十月初九，瓦剌軍隊攻破紫荊關。居庸、紫荊、倒馬，為京師防衛的“內三關”。由居庸關入，則勢必先經地形複雜、易守難攻的宣府鎮。紫荊關在保定府易州西八十里，為京師西南屏障，“寬敞多歧路，守者素不為備”，土木之變後由孫祥、韓青駐守。也先選擇從殘破的大同直趨紫荊關，是有戰略眼光的。兩天後，瓦剌軍隊逼近京師。
大敵當前，于謙採取了積極的防禦策略。他命令諸將分領二十二萬士兵，列陣京師九門外：石亨在德勝門，陶瑾在安定門，劉安在東直門，朱瑛在朝陽門，劉聚在西直門，顧興祖在阜成門，李瑞在正陽門，劉德新在崇文門，湯節在宣武門。
當瓦剌兵臨城下時，于謙更是不顧自己的安危，親自率軍佈陣於德勝門外，準備對抗瓦剌的主力。他頒發嚴格的臨陣軍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
北京保衛戰從十月十三日打響，持續五天。十七日，沒有討到便宜的瓦剌軍隊自動解圍，挾帶著正統皇帝自紫荊關撤退，途中一路劫掠。出紫荊關後，也先見朱祁鎮，宰馬，割下馬肉，烤了給朱祁鎮，並說：“勿憂，終當送還。”
此時，明朝已改立了新的皇帝，
也先手中的太上皇朱祁鎮，已成了一張沒有用處的牌！也先後來對明朝使臣李實說：“太上皇帝留在這裡，又做不得我皇帝，是一個閒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商傳
北京保衛戰保證了明朝統一國家的延續。如果真的把北京放棄了，到南邊去了，北方就徹底亂了。如果北方的蒙古人進來了，再想北伐，談何容易？所以保衛北京，實際上是防止國家分裂的關鍵一步。
明英宗朱祁鎮（1427—1464年），1435—1449年、1457—1464年兩次在位。
也先既然覺得扣在手中的太上皇成了無用之物，按理說，明朝朝廷應當積極爭取讓太上皇朱祁鎮早日返回北京。然而，皇權是自私的，皇位是誘惑人的。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太上皇”朱祁鎮如果回到北京，景泰帝朱祁鈺的合法性便會成為問題。他到時該怎麼辦呢？是讓朱祁鎮重新做皇帝？還是自己繼續當自己的皇帝？
歷史有過類似的經驗。南宋的高宗趙構，在臨安（今浙江杭州）立都之後，全然沒有北伐之念。因為，一旦北伐成功，徽宗、欽宗二帝回來之後，作為徽宗第九子的趙構，就沒有再做皇帝的合法性了。
像南宋高宗一樣，景泰帝朱祁鈺也不希望哥哥朱祁鎮回到北京。朱祁鈺決心要保持他的權力。他的生母和妻子成了皇太后和皇后，而正統皇帝的生母與妻子則搬遷到了其他的宮殿中居住。
朱祁鈺在迎回太上皇問題上的消極態度，使朱祁鎮在蒙古草原居住了將近一年。也先每二日向朱祁鎮進一頭羊，七日進一頭牛，逢五、逢七、逢十設宴，且逐日進牛奶、馬奶；英宗在營中，或坐暖車，或乘馬。朱祁鎮在大漠的生活似乎其樂融融。
然而，朱祁鎮無法適應在草原上生活的日子 ：飲食中沒有米飯，也沒有蔬菜，因為那裡根本就不生產這些。這是讓昔日養尊處優的皇帝受不了的。之前八月瓦剌軍騷擾大同時，朱祁鎮還曾經向大同守將索要西瓜和雪梨。此外，朱祁鎮在蒙古，衣著上也很不方便。他見到明朝派過去的使臣，沒說幾句話就問道：“你每與我將得衣帽來否？”
後來內閣大學士彭華在一篇名為《高千戶壽藏碑銘》的文章中談到，一個名叫高君旺的千戶曾在這一階段隨侍正統皇帝。景泰元年（1450 年）正月初三，“宿黃河套赤山傍，君躬往採薪，今都督袁公彬親提汲”。從這段話可知，當時正統皇帝身邊的人都得親自幹活，打柴提水。所以，正統皇帝在北邊的生活，飲食與衣著極為不便，而絕非怡樂自在。
景泰元年六月，朝廷派往蒙古的禮部侍郎
李實發現，朝廷的信中竟然隻字未提那位倒黴的正統皇帝。太上皇問李實：“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來迎我回？”
李實只好撒謊說往來消息都不可靠，自己這次來就是要“探陛下回否消息”。
朱祁鎮也算知趣，黯然說：“你每回去上覆當今皇帝並內外文武群臣，差來迎我，願看守祖宗陵寢，或做百姓也好。”
為了能夠回國，朱祁鎮已經不敢奢望往日的榮華富貴了。
《女醫·明妃傳》還原"奪門之變"
或許是李實帶回了太上皇的口頭保證，或許是兵部尚書于謙所說的那句話讓朱祁鈺吃了定心丸。在議論迎回太上皇之事時，于謙勸慰現任皇帝說：“大位已定，孰敢有議。”於是，明朝使臣楊善在八月將朱祁鎮接了回來。
朱祁鈺用了最為簡陋的儀簿來迎接自己的兄長：“居庸關裡接，用轎一乘，馬二匹。”八月十五日，又一個團圓的節日，朱祁鎮在被俘整整一年後，從安定門進入北京城。
不過，此後的朱祁鎮不過是從一種囚徒的生活過渡到另一種囚徒的生活。他被自己的弟弟變相囚禁在南宮。兩年後，朱祁鈺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廷議時，敢於反對改立太子而不署名的，只有刑科給事中林聰等三個品秩較低的官員。顯然，
如果沒有年的一場變故，朱祁鎮將註定在南宮終老一生。
石亨（？－1460年），早年抗擊瓦剌，頗有戰功。後於景泰八年（1457年）發動奪門之變，擁立朱祁鎮復辟，得以權傾朝野。天順四年（1460年），石亨大肆培植黨羽，干預朝政。朱祁鎮不能忍受，罷其職，得罪瘐死獄中，盡誅其黨羽。
1457年，按照正常的紀年，應該是景泰八年。正月，
景泰皇帝朱祁鈺病重。此時朱祁鈺的兒子已死。人們在為皇位的繼承默默盤算。不少大臣建議，應該恢復朱見深的太子之位。武清侯石亨卻認為：“請復立東宮，不如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他糾合一批政治投機分子，如太監曹吉祥、都督張軏、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等，決定政變。
正月十六日夜，張軏率兵進入皇城，打開南宮，迎朱祁鎮入奉天殿。十七日黎明，朝房中等候的大臣們得到了“上皇帝復位”的消息。英宗復辟後，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廢景帝為郕王。景帝不久逝去，葬於北京西山的景帝窪。這起事件，史稱“南宮復辟”，又稱“奪門之變”。
奪門之變後，石亨等要殺于謙，英宗朱祁鎮不忍。徐有貞就說：“若不置謙等於死，則今日之事為無名。”據說，于謙死時，北京城陰霾四塞。皇太后後來在宮中聞此事，很是震驚，說：“于謙於國甚有功，何忍至此？”一位曾經對國家社稷做出過巨大貢獻的人，就這樣死於陰謀家和投機分子之手。
到成化初年，于謙之冤才被洗刷。成化皇帝稱讚于謙說：“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恃，為權奸所並嫉。”明朝時人們在北京、杭州等地為于謙立祠，以示悼念。
卜憲群 總撰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撰稿
華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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