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南宋時期國力衰退，故而面對國庫連年虧空的狀態，宋高宗趙構也就只能決定與金朝簽訂“紹興和議”，藉以為南宋獲得一些恢復國力的時間，但是受限於“和議”上那看似不重卻實則過重的“貢賦”標準，如何恢復國力，也就成了宋高宗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問題，故而在權衡利弊之下，宋高宗將目光瞄向了“商品經濟”，但與此同時，他也深知想要發展商品經濟，“傳統的自然經濟”也勢必不能落後，所以便採用了“李椿”所提出的“經界法”，旨在與民休息，滿足發展商品經濟的基礎條件。

靖康之亂示意畫像插圖

宋高宗趙構簽訂“紹興和議”

想必大家都知道，自公元1127年靖康之亂爆發後，北宋首都淪陷，故而迫於輿論上的壓力，於南京應天府登基稱帝的宋高宗趙構決定遷都“臨安府”，後來又將“臨安府”設為都城，建立南宋政權。

繼而又於紹興十一年（1141年）跟金朝簽訂了“紹興和議”，“約以淮水中流畫疆，割唐、鄧二州界之，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從而使得金宋對峙局面正式形成。——《宋史·高宗六》

兩方自此休戰將近二十年，南宋也因此而獲得了一定的恢復時間，那麼宋高宗自然也就可以騰出手來恢復因連年戰爭而造成的國庫空虛之困境。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宋朝經濟發達，這二十五萬兩銀、以及絹二十五萬匹的代價雖然不小，但是對於南宋而言應該也只是毛毛雨而已，只要能停止戰爭，那麼南宋恢復經濟實力也就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誠然，南宋時期的經濟水平也確實不低，正如史書所說，光是建炎四年（1130年）這一年，就“大抵於先朝常賦外，歲增錢二千六十八萬緡”。——《宋史·食貨上二》

“一緡錢”示意照片插圖

按照宋朝的“官方貨幣制度”來看，當時流行不足百數作為一百的“省陌”，宋太宗趙光義曾於太平興國二年(997年)下詔“以七十七錢為百”，若是換算成一緡錢，也就相當於是用“繩子”把“770枚銅錢”串成一串，所以也稱一串錢或者一貫錢。——《宋史·食貨下二》

封建時期一緡錢若是換算成“銀兩”的話，也就相當於“一兩銀”，這也就意味著“銀二十五萬兩”的“貢賦”條件，其實也就相當於25萬“緡”的銅錢而已，雖然可能實際兌換會略有損益，但一般相差不大。

而建炎四年（1130年）距離簽訂“紹興和議”的時間也不過11年左右而已，宋高宗在建炎三年（1129年）就已經將“杭州”升為了“臨安府”，只是還沒有正式定都罷了。更別提正是跟金朝打仗的時期，那麼和議簽訂後這25萬兩銀的貢賦標準確實也算不上高。

但南宋真正的經濟實力真的就如同這稅收數據上所表現的那般繁盛嗎？顯然不是。畢竟這也只是“收入”數據，而並非是支出數據，無論是對外戰爭，還是對內建設，南宋朝廷也都是要出錢的。

完顏宗弼示意畫像插圖

“和議”上的“貢賦標準”過重

而且由於當時戰爭頻繁，軍費支出，對百姓的安撫，這都是極為巨大的開支。

正如史書所記載，截至紹興四年（1134年），“

顧名思義，如此龐大的財政收入，非但不夠支出，甚至還缺了五十多萬緡，處於虧空狀態，到了紹興六年（1136年），那就更離譜了，直接就“比所支闕一千萬餘緡”，即虧空了一千多萬緡。——《宋史·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而且南宋時期的賦稅標準並不低，“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鐵，曰物產是也”，不論什麼東西，只要屬於這幾大類，都得交稅，甚至於就連銅錢、鐵錢等貨幣、以及餵馬、喂牛所用的草料等雜物也得繳納。——《宋史·食貨上二》

那是不是就意味著在簽訂“紹興和議”以後，原本巨大的軍費支出會有所減少，減輕財政負擔呢？不見得，大家別忘了，宋高宗趙構和金朝完顏宗弼所簽訂的“紹興和議”，其實並不是因為南宋自身節節敗退所致。

秦檜示意畫像插圖

相反，反而是因為金朝自身勝少敗多，但由於完顏宗弼對宋朝宰相“秦檜”的利用，以及南宋自身也已經根本無力承擔連年戰爭所帶來的巨大消耗，百姓的民力儼然差不多被消耗到了極限。

就像《宋史·食貨上一》中所記載的，“

從而受南宋政權高層主張求和以及國庫空虛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以至於讓金朝在極為不利的情況下獲得了最大的利益，同時還讓對能夠金朝軍事行動威脅甚大的名將岳飛被害身亡，使得原本對金朝極為不利的局勢得以扭轉，形成了對峙之勢。

這也就意味著在簽訂“紹興和議”以後，南宋每年的支出不見得就會比簽訂和議之前減少多少，首先在軍事力量儲備上就絕對不能弱，最起碼也要達到跟金朝平衡的一個狀態，否則勢必就會讓金朝抓住機會趁虛而入。

換言之，在這種“對峙”狀態下，南宋國庫依舊會有可能面臨著空虛甚至虧空的風險，區別就是南宋疆域內的百姓或許能夠安寧一些，有了可以休養生息的條件。

岳飛示意畫像插圖

所以，如果這麼看的話，“紹興和議”的這“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的“貢賦”標準，實則就相當於“壓垮城牆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南宋政權國庫虧空的狀態下也足以稱得上是一個很重的“貢賦標準”了，如若不盡快進行經濟改革的話，無疑只會更加嚴重，甚至讓金朝得到再次大舉侵襲南宋的機會，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了岳飛等諸多名將，南宋又該如何抵擋？

畢竟這份“紹興和議”，可絕不僅僅只是表面上看到的那麼簡單的，這份和議同時還讓南宋失去了山西和關中養馬的馬場，使得南宋後期作戰幾乎只能以步兵為主，騎兵力量極為衰弱，在封建時期，“騎兵”的作用相信就不用筆者多說了嗎？

諸如岳飛麾下的“背嵬軍”，元朝時期的“蒙古鐵騎”、明末時期的“關寧鐵騎”，這諸多赫赫有名的常勝部隊，又有哪個不是騎兵部隊？

宋高宗趙構示意畫像插圖

宋高宗趙構的經濟改革方向

故而也就有了宋高宗趙構改革經濟的一系列舉措，其目的就正是為了能在這種“宋金對峙”狀態之下儘可能的緩解國庫空虛之困局，以及實現他擴充軍力，彌補“騎兵力量”損失，繼而與金朝保持平衡的軍事目的。

很顯然，單純的再繼續加重百姓賦稅顯然已經行不通了，畢竟本來賦稅的標準就已經極為嚴苛，因此而衍生的百姓“流離失所”、以及“賦稅”徵收不上來等問題也已經十分嚴重了。

就好比宋高宗趙構於紹興七年（1137年）所下達的“駐蹕及所過州縣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蠲之”的詔書，無疑就是在紹興和議簽訂之前為避免農民起義爆發事件而做出的安撫百姓的舉措。

同時也暴露了當時民力“受困”的不良狀況已經極為嚴重，如若繼續加重賦稅，勢必只會讓百姓對政權更為反感，繼而民心離散，甚至還有爆發農民起義的風險，得不償失。

因此，宋高宗趙構便把目光瞄向了“商品經濟”，可問題是“陸地絲綢之路”也早已因金朝的阻隔而斷絕，故而宋高宗發展商品經濟且能夠有效改善南宋財政狀況的途徑幾乎也就只剩下了“海上絲綢之路”。

唐朝廣州通海夷道示意畫像插圖

正如宋高宗趙構曾說過的，“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計”的言論。——《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

很明顯，宋高宗趙構的經濟改革意圖，主要就是把重點放在了發展宋朝沿海一帶的“海外貿易”上面，也就是要促進南宋的“海洋經濟”發展。

著名的法家思想代表人商鞅也曾經說過，“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如果單純的以“商品經濟”所能獲得的利益來看的話，確實是要高於農業，宋高宗趙構主張發展“海洋經濟”的大方向確實是正確的。——《商君書》

且南宋臨海，“海上絲綢之路”亦是自唐朝時期就已經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諸如唐朝的"廣州通海夷道"，便可以說是“海上絲綢之路”興盛的一個重要標誌。

另外，宋朝時期的造船工藝也相對發達，這諸多基礎條件的滿足，也就意味這南宋確實具備著發展“海洋經濟”，繼而改善南宋“國庫空虛”困局的能力。

古代農業生產示意畫像插圖

宋高宗趙構採用“經界法”，與民休息

不過，宋高宗趙構明顯還清晰的意識到單純發展“商品經濟”肯定是不行的，其首先還必須得滿足“政權生產力達標”的基礎條件。

這也就意味著縱然“農業”在經濟利益方面比不上“商品經濟”，但是沒有“農業生產力”作為發展“商品經濟”的基礎還真的不行。

也只有生產力的產能達標，繼而產生剩餘以後，才能將剩下的這部分物資轉變成為“商品”。否則空有發展“商品經濟”的想法，卻沒有“商品”用來貿易，那又如何去從海外換取財富呢？

故而於紹興十二年（1142年），宋高宗趙構採納了左司員外郎“李椿”所提出的“經界法”，開始重視南宋的“農業生產”。

也就是通過以鄉都為單位，逐丘進行打量，計算畝步大小，辨別土色高低，均定苗稅的方式來統計南宋的實際土地佔有狀況。其目的也正是為了能夠打擊那些非法的土地兼併勢力，“要在均平，為民除害，不增稅額”，——《宋史·食貨上一》

因戰爭而流離失所的百姓示意畫像插圖

就像李椿所說的，“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有奇，今按籍雖三十九萬斛，然實入才二十萬耳”，那麼少的那部分哪去了，毫無疑問，要麼是被貪官汙吏貪了，要麼是百姓因為戰爭、土地兼併等諸多原因而成了流民，根本就沒有土地耕種。——《宋史·食貨上一》

當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是百姓對南宋政權產生了很濃重的不滿情緒，故而拒絕向南宋政權繳納賦稅。

也就是說，不管宋高宗趙構再怎麼想，這“與民休息”的進程也確實是到了一個勢在必行的地步，南宋政權已經是岌岌可危，經不起太大的折騰了。

所以，對於這與民休息的第一步，就是在清丈土地、查證戶籍以後，“詔諸州縣違期歸業者，其田已佃及官賣者，即以官田之可耕者給還”，也就是對於那些流民、以及因為戰亂而將田地變賣，導致無田耕種的百姓，可以給以官田以供耕種。——《宋史·食貨上一》

繼而又因為“蜀地狹人夥，而京西、淮南膏腴官田尚多”的緣故，宋高宗趙構同意了戶部“許人承佃，官貸牛、種，八年仍償。並邊免租十年”的提議。——《宋史·食貨上一》

明明白白的就是以給予官田、官貸、免租、免稅等諸多形式來激勵因宋金戰爭而流離失所的百姓“復業”，繼而通過百姓自身生產力的提高來促進南宋整體生產力的提升。

宋孝宗趙昚示意畫像插圖

從而使得“自是流民浸歸”，截止紹興十八年（1148年），已然是“墾荒田至七萬餘畝”，顯而易見，在與民休息這塊，宋高宗趙構採用“經界法”的舉措還是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的，為他發展以“海洋貿易”為核心的“商品經濟”體系奠定了一個堅實的“生產力基礎”。——《宋史·食貨上一》

從而也就得以讓宋高宗進一步發展以“海上絲綢之路”為核心的“商品經濟”體系，發展海洋貿易，從而讓南宋的輕工業、文化產業、外貿、金融等諸多方面在宋高宗趙構執政時期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繼而到了宋孝宗趙昚執政時期，更是進一步奉行了宋高宗趙構“與民休息”的舉措，諸如他採納了思想大儒朱熹的《勸農文》、以及紹熙五年他下詔“蠲廬州旱傷百姓貸稻種三萬二千一百石”的舉措，便足以稱得上是他繼續“與民休息”的重要表現。——《宋史·食貨上一》

從而使得南宋在這內憂外患、局勢嚴峻的情況下，竟然一度出現了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的“乾淳之治”盛世局面。

不得不說，雖然這個治世之景是出現在宋孝宗趙昚執政時期，但定然跟宋高宗趙構的改革也是密不可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南宋時期的海外貿易示意油畫插圖

結束語

簡而言之，宋高宗趙構在緩解南宋初期那“國庫空虛”的問題上，並沒有選擇繼續去剝削百姓，畢竟就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言，宋朝的“賦稅體系”已經是到了一個幾乎十分苛刻的地步了。

很多百姓也已經因此而產生了不滿情緒，如若繼續加重對百姓的剝削，無疑只會進一步激化階層矛盾，讓百姓對南宋政權更為不滿。

如若再加上南宋當時所面臨的與“金朝”對峙的不良軍事局勢，也就意味著激化階級矛盾以後只會讓南宋面臨著十分嚴重的“內憂外患”之困局，反而得不償失。

所以，在這種一不能夠減輕軍費支出，二不能繼續從百姓身上籌措財政收入的條件下，宋高宗也就只剩下了“改革經濟”，繼而繼續加強財政收入這一條路。

南宋那“臨海”的地理優勢以及自唐朝時期就已經獲得了長足發展的“海上絲綢之路”無疑也就成了南宋時期可以緩解財政困局的最佳選擇。

不過既然要發展“商品經濟”，那麼“商品”的來源自然也是重中之重，這點宋高宗自然不會不明白，否則想要發展“商品經濟”，卻沒有“商品”，那不是鬧笑話嗎。

所以也就有了他在簽訂“紹興和議”之後大力發展“農業”的一系列政策，對緩解宋朝國庫空虛之困局，以及乾淳之治盛世局面的出現等諸多方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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