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3年三月，在位長達四十二年的宋仁宗病逝。仁宗
沒有子嗣，由其養子趙曙繼承皇位，是為宋英宗。英宗即位不久又重病纏身，且與曹太后失和，到治平四年（1067 年）正月便撒手人寰了。由於當時財政極度困難，朝廷甚至不得不削減英宗的喪葬費用。英宗死後，他的長子趙頊[xū]即位，是為宋神宗。趙頊是英宗諸子中最出色的一位，勤奮好學，天性孝友。除了學習正統儒家經典，他對法家學說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曾親手抄錄《韓非子》全書，令府僚校對。這種知識積累和思想旨趣對他以後臨朝主政產生了影響。
自仁宗末年以來，士大夫要求改革積弊 的呼聲持續不斷。宋神宗即位後，對臣僚推誠加禮，徵詢他們對於國家政事的見解，並在這種交流對話中對列位大臣留意考察，盼望能從他們中間選出一位可資依賴的股肱之臣，幫助他實現政治抱負。在不斷的觀察和比較中，宋神宗最終選擇了王安石。這是一項意義深遠的歷史性選擇。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他天資聰穎，讀書過目不忘，為文動筆如飛，人皆服其精妙。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高中進士第四名，隨即被派往揚州，擔任籤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從此開始仕宦生涯。
當時王安石的文名已著於天下，就連文壇宗師歐陽修也對他稱譽備至。他本可以憑藉自己的文學才能踏上仕途捷徑，但卻一再婉拒好友和前輩的推薦，拒絕到朝廷“清要之地”做官。這種做派在當時朝野引人矚目，許多人都把他看作是士大夫的典範。
從王安石的早年詩作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
極端自負且志向遠大的人物。地方吏治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所以王安石從政伊始即抱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他在基層一干就是十六年，史書說他知明州鄞縣時，“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此後又歷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南東路提點刑獄，每到一地都留意民事，興利除弊，幹得有聲有色。
在地方任職的實踐中，王安石對社會問題的思考日益深入，逐漸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改革思想。嘉祐三年（1058 年）十月，王安石回京擔任三司度支判官，向宋仁宗上了一篇洋洋萬言的《言事書》，被視為後來實施變法的綱領性文件。
在這篇萬言書中，王安石打出了“法先王”的旗號，試圖通過“託古改制”的策略手段，用上古先王之法抗衡宋朝的祖宗家法，為變法掃清障礙。他認為，改革弊政的當務之急是解決吏治腐敗、人才匱乏的問題，強調用人唯賢，用人唯才，循名責實，久任責成。
針對朝廷財政拮据、“三冗”（冗官、冗兵、冗費）成災 的局面，王安石既贊成厲行節約，更重視開闢財源，主張因時因地制宜，通過改革現行各項財政制度來增加政府收入，從根本上解決“用度不足”的問題，也就是他後來經常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財思想。
宋神宗趙頊（1048年-1085年）
宋神宗做皇子時，對王安石的大名早有耳聞，對這位文才卓絕、學識淵博、特立獨行、富有創新精神的著名人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韓絳、韓維兄弟既是王安石的好友，又是王安石變法主張的熱心支持者和鼓吹者。
韓維是神宗的藩邸親信，經常在神宗面前提起王安石及其變法主張，使宋神宗對王安石其人及其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儘管君臣二人尚未謀面，但年輕的宋神宗已經對王安石充滿敬意，把他看作是能夠輔佐自己實現富國強兵夙願的重要人選。
熙寧元年（1068 年）四月，王安石入朝。宋神宗特許他“越次入對”，以便隨時與他討論時政和治國之道。王安石一再鼓勵宋神宗以堯、舜為法，以恢復先王聖政的氣魄來破除因循守舊的習慣勢力，改革祖宗家法中業已存在的弊端，實現富國強兵 。
這些觀點引起了宋神宗的強烈共鳴，在他眼裡，王安石的人品、學識、文才和吏能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意志堅強，有擔當意識，對改革弊政有堅定的信心和系統的設想，用他來輔佐自己是再合適不過的了。熙寧二年（1069 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熙寧變法”由此開始。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時，實際已賦予了他主持變法的全權。從此，君臣二人的命運就牢牢地聯繫在一起。宰相曾公亮說：“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為了推行變法，朝廷設立了制置三司條例司。該機構由王安石和知樞密院事陳昇之共同主持，實際負責者是呂惠卿，王安石事無大小必與之謀。此外，王安石又引章惇為編修三司條例官，曾布為檢正中書五房公事。這三人都成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干將。
熙寧三年（1070 年）十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
宰相，全面主持新法。與王安石同時拜相的，還有他的好友韓絳。與此同時，那些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官員也相繼被貶離職。為了全力支持王安石，宋神宗幾乎提供了他所能給予的一切。對於宋神宗來說，實行變法的最大目的是富國強兵。因此，王安石等人的改革方案也大都是圍繞這一目的而設計和推行的。然而最終還是難言成功。
以青苗法為例，北宋仿效前代之制，在各路州縣設置義倉，太宗時改為常平倉。設置常平倉的目的，在於調節糧食價格，以防豐年穀賤傷農和災年富商大賈對農民進行高利貸盤剝，本來是一項維護農民利益的舉措。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項舉措在實行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弊端：不少地方官不能按年景好壞進行糴糶，甚至與富商大賈相互勾結，借收糴和出糶之機共同漁利。
還有一些貪官汙吏竟敢私吞常平倉存糧，或擅自挪作他用。到仁宗年間，因邊患頻仍，朝廷每每挪用常平倉儲糧以充軍需，以致“蓄藏幾盡”。在此情況下，常平倉已是有名無實 。青苗法正是為了改革舊有的常平倉法而頒行的。
王安石在擔任鄞縣知縣時，曾採取過“貸谷與民，立息以償”的辦法，以解決青黃不接時農民的缺糧問題，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王安石變法時,特地奏請裁減各地的"三公經費"
熙寧二年九月，青苗法頒行天下。主要內容包括：將常平倉、廣惠倉所存錢穀作為本錢，在每年青黃不接時貸給民戶。借貸者結成戶保，根據自願原則和償還能力，貸取額度不等的青苗錢。借貸者隨夏、秋兩稅歸還所借青苗錢，歸還時，須在所借錢數外加納二分至三分的利息。
從青苗法實施的實際情況看，官府獲得了大量的利息收入。但因自願原則受到破壞，利益受損的不僅是富商大賈和兼併之家，許多地區的民戶也因官府強迫貸款、收取息錢而頗有怨言，在推行過程中有蛻變為政府斂財手段的明顯趨勢。青苗法也成為各項新法中爭議最大、受到反對最多的一項內容。
北京大學歷史文化研究所教授 範國強
王安石在擔任地方官的時候，地域小，行政層次簡單，對信息的瞭解和分析也非常充分和符合實際情況，而且監督和管理成本也相對較低，使得這一個農業貸款系統可以有效運行。另外，沒有上級政府的考核壓力，而且王安石本人也不會利用職權搞腐敗。
但是，青苗法在全國推行的過程當中，情況就大不相同，青苗法的推行要經過官府，一旦經過官府，就很麻煩，裡邊肯定會有人鑽政策的空子，因為這裡面是有利益可圖的。
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訴：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搞得天下大亂
北宋中葉凸顯出來的各項弊端是長期以來積漸而成的，要想從根本上革除這些弊端，絕非一朝一夕之事。宋神宗、王安石求治心切，企圖在很短的時間內一舉扭轉積貧積弱的局面，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
從熙寧二年（1069 年）七月推行均輸法起，短短四年裡，各項新法次第頒行。醞釀準備的工作既已不足，推行的過程又督責太嚴，求效過速，各級官吏對新法的內容和實質未能深切領會，或奉行過當，發生各種偏差也就在所難免了。許多反對派人士指責變法派“生事”“擾攘天下”，原因蓋出於此。
新法中有關財政經濟改革的一些理念（如“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具有某種“前瞻性”，卻遠遠超出了當時社會所能接受的限度，也缺乏必要的技術手段支撐，最終新、舊黨之間還是陷入了傳統意義的義利之爭和君子小人之爭，無法探索出一條發展經濟、改善財政的新的路徑。
新法實施的結果，“富國”有餘，“強兵”不足，而財政收入的增加主要仍是以聚斂和與民爭利的手段達成的。“同風俗，一道德”既有合理的成分，又具有文化專制主義的傾向，不利於學術思想的發展進步。王安石的性格缺陷和新黨內部的分裂，也是導致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
卜憲群 總撰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撰稿
華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閱讀更多 華夏人文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