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西平定，誰的功勞最大？有人肯定主張是一線將領李愬，有人又認為必須要歸功於裴度的領導有方，在韓愈的名文《平淮西碑》裡卻說“凡此蔡功，惟斷乃成”，都不要爭了，當然是我們英明的領袖皇帝功勞最大，誰都比不上，要不是我們的天子“能斷”“善斷”，哪有你們下面這些人建功立業的機會呢？
在另一個場合，針對幾十年來的局勢，韓愈也說過“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也就是唐憲宗和幾位前任最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的對於決策權的牢牢掌控和正確應用。當然，我們不應該認為這是韓愈的拍馬屁說廢話，而這樣一種對“聖裁獨斷”的極度推崇，正是韓愈與他的同道者所孜孜以求的，也是元和時期一種特別引人矚目的思想潮流。
安史之亂以後到元和中興這段時期，對於唐王朝來說，可謂是非常艱難的一段時光，在政治上天子權威落地朝廷顏面盡失，外患不斷內憂紛擾，強敵如吐蕃、回鶻以及新興的南詔時刻在威脅著帝國的邊疆，而內部則藩鎮林立各自為政，以至於不但強藩敢於稱王甚至像朱泚這樣的小小軍閥竟然都膽敢做一做皇帝夢。
而真正的真命天子們呢，除了一味姑息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實在不行的時候，還得像唐德宗那樣寫一篇“罪己詔”，把自己狠狠批判一番不停到處跟藩鎮承認錯誤，嫁幾個公主過去息事寧人。
這當然符合儒家傳統的所謂“仁政”，能博得一時的道德讚賞，但是哪個最高領導願意這樣憋屈下去，這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只能行之一時，否則的話你老是到處“罪己”到處承認“錯誤”，那麼時間一長，各地實力派的同情心一旦用光，這一套也就不管用了。
除了政治局面上的內憂外患，一批敏感的士人想問題就想得更遠更深刻，他們認為社會發展到現在，國家弄成這個樣子，政治上的失序還僅僅是表面問題，更深層次的問題則是整個社會的主流思想秩序已經瀕臨崩潰。
佛教在上流社會全面滲透，異族風氣流行於朝野之間，世人已經不知正統為何物，不知權威為何物，多久沒有重頒新曆多久沒有封禪泰山，多久沒有祭祀天地又多久沒有祭祀孔子，是人心不古才造成了世人對於權威的不尊重和蔑視。
而之所以人心不古則又是長期以來缺少一種超越於所有思想之上的思想體系被確立為獨尊地位，這個社會才一盤散沙、邪說盛行，政治失序是果，思想混亂才是因。“所以，對於當時政治弊病的批評和診療，漸漸集中到了修復失墜的權威上，而這種重建權威的當務之急，就是通過外御強敵、內平藩鎮和重建思想文化的系譜來強化皇權”
時任刑部侍郎的韓愈就是這一思潮的大力鼓吹者和真正的旗手。韓愈的文章寫得非常好，這在當時和後世都是公認的，“杜詩韓文”可以被視作是唐代文學的頂峰，韓文之好不僅僅體現在文筆方面，更重要的是開創了一種新文體-古文（散文），以前王勃《滕王閣序》那樣的華麗駢體文到了韓愈之時已成絕唱，韓愈非常不喜歡這種在他看來華而不實無病呻吟的文風。
像他寫的那篇著名的、懷念侄子的《祭十二郎文》，語氣平淡格式自由，沒有浮誇的詞藻但是滿篇都是深情，讓讀者無不為其中感情的真摯而潸然淚下，這也就是蘇軾所說的韓愈“文起八代之衰”，是文學史上的標誌性人物。
但是，韓愈的歷史地位又不僅僅得自他的文學成就，在思想史上，韓愈同樣是響噹噹的人物，如果俗一點一定要評選個中國歷史上十大思想傢什麼的話，韓愈是絕對有資格進入TOP10的。
和李吉甫、裴度以及以後的李德裕等在實踐工作中努力重建秩序的政治家們不同，作為思想家的韓愈的這種對國家政治權威的訴求就體現在他對於思想權威的追求上面。
那麼這種權威思想應該是什麼呢，在韓愈看來這就是“道”，只有“天下有道”的社會才是一個社會的理想狀態，當然這個“道”不是老子莊子那個道家或者道教，而應該是對於傳統儒學的迴歸。
正如皇權要絕對大於諸侯之權一樣，“道”也就是人們必須服從的真理，“道”不言而喻、永恆不變，籠罩著世間的一切行為，人們不應當用任何可以變更的實用的策略凌駕於“道”之上。“道”是絕對真理，沒有什麼好商量的，就像老子是老子兒子是兒子，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是沒有辦法可以更改的事實，你不能說為了什麼實用目的通融一下將就一下，今天老子當一天兒子兒子當一天老子，明天再改回來，沒有這樣的事情。
“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眾也”，雖然表面上、實際上是各個藩鎮實力都在天子之上，但是天子就是皇權、皇權得自於天，天命沒有結束沒有更換，那麼就算你現實實力再強大也不應該做出違法天道的事情，否則就真是大逆不道了。“道”超越一切具體的知識，是重建社會秩序的最根本基礎。
歷史總有弔詭之處，韓愈如此高揚皇權，把他理想中的“道”的實現寄希望在皇權重振方面，但是元和十四年（819年），韓愈和他的皇帝憲宗之間卻發生了一場嚴重的衝突，這一場衝突差點要了韓愈的老命也把憲宗氣個半死，當然衝突也讓韓愈的聲譽繼續上升到更高的層面，當之無愧的一代思想界領袖，被貶官去了嶺南潮州之後儘管在那隻呆了八個月，但是仍然留下了潮州至今還是“一城江山皆姓韓”的壯觀文化景觀，只能說大師就是大師，非同凡響。
眾所周知，唐憲宗李純佞佛、極為虔誠，當時關內道鳳翔府扶風縣的法門寺內有護國真身寶塔一座，其中藏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元和十四年正月十四，憲宗迎佛骨入長安，“留禁中三日”在皇宮裡供奉三天，然後“歷送諸寺”老百姓都可以到長安各寺供奉瞻仰，一時全城沸騰陷入一種宗教的狂歡之中，“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
我們也知道歷來真正的大思想家們一定是反潮流的，面對這股“歪風邪氣”刑部侍郎韓愈實在看不下去了，況且韓愈一直都認為儒學之所以在魏晉以來衰落，正是佛教這種“夷狄”之教入侵所造成，“夷狄之術行於中華，使吉凶之禮謬亂”，好好的中國人你過什麼聖誕節，一腔怒火的韓愈“上表切諫”，這就誕生了文學史和思想史上都特別重要的那一篇韓文《諫迎佛骨表》。
雖然韓愈一向對佛教深惡痛絕，但是顯然老韓在佛學方面知識儲備不夠，根本就沒怎麼研究過佛理，所以這篇討佛檄文竟然繞過深奧的佛理，卻從其他方向入手，這也就導致了上書對象憲宗的發怒。
韓愈說“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不過是一套洋人理論罷了，“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在唐代建國二百年來，由於皇室自身的胡人血統以及積極的樂觀精神，基本上不太講究什麼夷還是夏外國人還是中國人，你穿西裝還是著漢服喝可樂還是喝豆漿，大家都不是很在乎，更不要說分個誰優誰劣，誰文明誰落後。
但是現在韓愈一上來就把一個宗教信仰問題轉化成一個民族問題夷夏問題，讓憲宗措手不及，也的確和當時社會主流思想迥異，當然以後我們會談到韓愈這種“夷夏之防”思想有他的社會基礎和歷史背景，更不要說歷史淵源了。
接下去，韓愈就更過分，舉例論證說佛教沒進入中國之前，黃帝在位一百年，活了110歲；少昊在位八十年，活了100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活了98歲；帝嚳在位七十年，活了105歲；堯在位98年，活了118歲；舜和禹也都活了100多歲；商湯100歲，周文王97歲，武王93歲等等。
這是佛進來之前的情況，之後呢就不一樣了，漢明帝白馬馱經引進佛法，他自己才在位十八年，後來宋、齊、梁、陳、元魏，沒幾個活得長的，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最長的了，但他是被餓死在臺城的，很悲劇。所以“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佛不足信，亦可知也”。
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現在弄塊“枯朽之骨”算怎麼回事呢，我建議“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扔了或者燒了算了。老韓越寫越激動，“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讓天下人知道我們自己的孔夫子那樣的大聖人，一切所作所為都普普通通不會搞這些鬼鬼怪怪，這才是真正的“聖人所為”，文章最後還很不服地來了一句“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要是佛祖真的有靈，能懲罰世人，那就讓他衝著我老韓來！
憲宗的暴怒是可想而知的，立即宣佈對韓愈處以極刑，就是殺頭，什麼混蛋老東西，宰相裴度、崔群苦苦哀求，希望天子能手下留韓愈一命，“愈雖狂，發於忠懇，且寬容以開言路”，韓愈是太狂妄了太過激了，也不尊重皇上您的個人宗教信仰，這都是他的不對，但是他的出發點還是好的，是一片忠誠的，希望還是不要殺的好，顯示皇上您的寬宏大量，韓愈這種人都能容得下，其他人更不會因言獲罪了，希望皇上三思啊。稍稍平復一點的憲宗還是冷靜下來，收回了極刑的命令，但是貶官最遠最遠的嶺南潮州，而且一刻也不許停留，立刻滾出長安。
收到命令後，韓愈一家就這麼匆忙在天寒地凍中上路南去，沒走多久12歲的小女兒病死在驛站。漫天飛雪裡孤獨的韓愈行至藍田關（今陝西藍田縣）前，侄孫韓湘（八仙傳說裡那位韓湘子）趕到為韓愈送行，韓愈寫下了那首流傳千古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韓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元和十四年的這場君臣佛骨之爭，除了對個人命運影響重大之外，也在中國的思想史上意義重大，韓愈的“夷夏之防”、“尊儒排佛”和“崇道”等思想，都直接開啟了之後宋代的道學、理學先聲。
但是，也應該指出，在當時韓愈的思想主張被認為是屬於過於激進的，並沒有得到特別的認同，許多像裴度、李德裕甚至和他們政見相反的牛僧孺、李宗憫等人，大家都認為韓愈他們畢竟是一個文人集團，他們表達的不過是一種陳義過高、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只有等到宋代，儒生文人成為官僚主體以後，韓愈才真正上升到他今天的這樣一個歷史地位。
一代文壇領袖韓愈正翻越著地理上的標誌性分水嶺-秦嶺，或許他自己都能感知的到，他翻越的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分水嶺，而是一處文化史上的轉折點。韓愈的精神氣質更像是一位宋代文臣，當然那樣的氣質也是深受韓愈影響。韓愈無愧“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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