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快哉風
同為二戰戰敗國，德國和日本卻有一個舉動截然不同：大批罪大惡極的德國納粹軍官為逃避軍事審判，在戰敗後開始大規模的潛逃。據戰後披露的資料表明，至少有1萬名納粹戰犯潛逃到阿根廷、巴西等南美洲國家。所以，以色列追捕老納粹跨國抓捕的故事層出不窮。
而日本戰犯卻幾乎沒有潛逃出國的行為，要麼切腹自殺，要麼乖乖待在家裡等軍事法庭判決，這是怎麼回事？
西方社會很早就注意到這個現象，當時得出的結論是：這個島國的軍官有武士道精神，不怕死。
這話只對了一部分。
圖：東京審判時的日本戰犯
的確，軍國主義日本推崇武士道精神，強調忠君愛國，不惜生死。縱觀二戰的日本政壇，雖然屢屢有保守派軍人與少壯派軍人的衝突、暗殺、武力政變，但所有的高級將領都對天皇很忠心。在日本，你找不到像德國馮·施陶芬貝格上校刺殺希特勒那樣，刺殺神一樣的天皇。
戰敗後的日本高官，很少會想到潛逃，因為日本天皇下達了“終戰”命令，所以忠誠為上的全體國民只有服從一條路。
圖：日本簽署投降書
當時，日本在亞洲的各個佔領區和據點，統一時間排好隊收聽天皇的“終戰玉音”，哭泣的哭泣，切腹的切腹，但沒人敢違抗命令。日軍步調統一地向盟軍乖乖投降，其放下武器服從指揮的節奏，讓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受降的盟軍方都有深刻感受：實在想不到桀驁不馴的日本軍人，成為戰俘後居然這麼好管理。
圖：日本將領唯天皇馬首是瞻
第二，日本戰犯之所以不潛逃，是因為無處可逃。
日本是個孤懸海外的島國，二戰末期，美軍完全封鎖了海上交通線，每天飛機狂轟濫炸，對於日本的高官來說，別說潛逃出國，就連出門都要東躲西藏。中國大陸、臺灣、緬甸、菲律賓等海外的日軍將領，地位高，目標顯著，語言不通，環境陌生，在敵對國家中孤身逃跑難以上青天。
圖：日軍百人斬戰犯被遣送回南京伏法
第三，對日本人來說，逃不如死。
日本是個社會秩序嚴厲的國家，一個日本軍人維繫著一個家族的榮譽，如果他隻身潛逃，家人就會被國民鄙視，要知道，日本社會的“村八分”可是殺人不見血。反過來，就算被審判，家族榮譽和家人安全不受損傷。
而且，日本人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最不合群的種族。無論到哪裡，永遠活在日本的圈子裡。看過一些瀋陽的老人回憶錄，他們說日本人佔領瀋陽後，把軍事機關和生活區打造得就像日本國內一摸一樣：日式建築、日式園林、榻榻米、日式酒館、神社，甚至把他們認為“世界第一”的日本大米引種到東北。
圖：老明信片。日佔期瀋陽的“奉天銀座春日町”街景
直到今天，我們在巴西的日裔居住區，在泰國的日本人旅遊區，在中國的日資公司，還是能看到這一幕：日本人幾乎不和當地人溝通，他們只和本國人來往，穿和服，喝清酒，哼唱日本小曲。
圖：巴西的日裔居住區
潛逃到國外？對於絕大多數日本人來說，太過艱難。這些戰犯，寧可在法庭狡辯企圖輕判，甚至在絞架上死掉指望進駐靖國神社，也不願意異類一樣活在遙遠的國度。
圖：東條英機被處決前拘押的日子
最後，日本戰犯不潛逃的原因，還在於對於二戰日軍戰犯，美國人、中國人因為種種利益關係，採取了不約而同的寬鬆縱容政策。
圖：石井四郎和辻政信
比如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惡魔博士石井四郎，因為美國人與其私下交易而逃過了審判，活到壽終正寢。再比如日軍的“豺狼參謀”辻政信，因為蔣介石的庇護，先是在蔣介石國防部辦公，後回到日本當上了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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