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老干部更让诸葛亮头疼的，却是他的好搭档，刘备的大功臣——法正。
刘备平定益州后，大功臣法正被封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成都市长兼军分区司令，挂中将衔）。法正是很有个性的人物，当初他在刘璋手下，不受主公待见，也和同僚结了些仇。现在一朝权在手，顿时耀武扬威，快意恩仇。过去人家给他的好处，他加倍报答；过去人家跟他有点矛盾，他也加倍报复。有时候一天之中，竟然擅自杀了好几个有私仇的人。
有人报告诸葛亮说：“法正这么乱来，您不能不管啊。赶紧禀告主公，约束一下他吧。”
诸葛亮回答：“哎，说起法正呢，那可是咱大功臣啊。当初咱主公刘备落魄的时候，困居荆州一地，北有曹操，东有孙权，身边的孙夫人也是个定时炸弹，实在窘迫得很。后来靠了法正的奇谋和内应，帮助主公夺取益州，咱主公从此得以展翅高飞。法正他立下这么大的功劳，稍微嚣张快意一些也是理所当然，我怎么忍心抑制他呢？”
这件事儿让诸葛亮颇遭诟病。功臣就可以公报私仇，擅自杀人么？你诸葛亮讲求的是严格执法啊，居然说出这种话来！
然而诸葛亮也有他的无奈。首先他的职权只是署左将军府事，没有权力直接处置法正，要处置法正就只能禀明刘备决断。而一旦上报刘备，就直接引起了同僚之间的诉讼。刘备对法正是相当亲信和倚重的，不大可能为这事儿严惩法正，最大的可能也就是劝导几句，不了了之。
但以法正这种心胸狭窄的脾气，为了争个面子，很可能在诉讼时跟诸葛亮对顶起来，把事情越闹越大。这样，实质性的处罚收不到，反而恶化了同僚关系，对大局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诸葛亮选择了“装聋作哑”。这无论如何都逃不开“枉法”的指责，只是这本非诸葛亮的本心。他不是蜀汉政权的老大，刘备才是。
甚至另外还有种可能，诸葛亮之前或许已经就此事私下禀明了刘备，而刘备因为偏爱法正敷衍了事，诸葛亮无可奈何，这才对外板起一副“人情”面孔，说几句酸溜溜的话。
总之，在乱世里，“正义”的原则也不是每次都能坚持的。面对法正的胡作非为，诸葛亮能采取的有效手段，或许是旁敲侧击，委婉的提醒法正一下；又或者撺掇赵云之类的直肠子汉去劝法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法正是管不着的，但在管得着的地方，诸葛亮可毫不手软。
刚刚打下成都，诸葛亮就针对益州法纪松弛，秩序混乱的现状，制定了严峻的法规。这使得那些习惯在刘璋统治下“自由自在”的民众和士人颇有不满，一时之间，怨声载道。
法正是潇洒得很的，他一边自个随便杀人，一边还劝诸葛亮说：“亮哥，当年汉高祖刘邦打进关中，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给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老百姓都很感激。今天咱们依靠武力打下了益州，您不给老百姓恩惠，反而制定严厉的法律约束他们，这不太好吧？”
诸葛亮心头早憋了一肚子火，他就有板有眼回答：“这两者背景是不同的。汉高祖那时候，秦朝本身的法律太严苛，老百姓被压迫得活不下去了，所以汉高祖打下关中，反其道而行之，制定宽松的法律，让人民喘口气。刘璋则相反，他的毛病就在于自己太软弱昏暗，法律松弛，下面的文武官员乃至老百姓都不把政令放在眼里，于是造成有权的官官相卫，有钱的无法无天，无钱无权的也偷奸耍滑，这么上下一起折腾，政府和社会秩序混乱，最后大家一起吃亏。一味的施恩无度，只会让这恩德泛滥贬值。所以我制定严厉的法律，对不法行为加以约束，恩惠并举，才能恢复秩序。”
于是诸葛亮继续把他的法制建设推行下去。老百姓最初的埋怨牢骚当然是少不了的，但法律不因为牢骚而消减。等到大家渐渐从刘璋时代“有法不依”的状态中脱离，习惯于遵纪守法，也渐渐就感受到了，作为普通老百姓和官员，还是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才好。大家行动上虽然受了些约束，但基本利益也得到了更好的维护。法正听了诸葛亮这番话，也老实了不少。
关于这事儿，南朝史学家裴松之有异议，认为哪有说靠严刑峻法来治国的？甚至进而怀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这还是古人的局限性，认为法律就是压制民众的，所以严厉的法律就是不好的，反动的。事实上按现代的法治精神，只要制定的法规本身是合理的，执行时是公正的，那么针对具体的情况严格一些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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