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当年12月，日军攻陷民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将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把首都迁回南京。
1938年至1945年的这7年时间里，重庆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无数的精英、资源皆聚集于此，以完成摆脱被侵略、被压迫命运的重大使命。
但是，当时的侵华日军既然攻陷了南京，自然不会放过重庆，但终因力所不能及，抗战期间，日军的爪牙并未伸到重庆。虽不曾染指重庆，但日军又怎会就此罢休？为了动摇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从1938年至1943年，日军出动大量飞机对重庆进行了数年惨无人道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
这种背景之下，就爆发了1941年的“大隧道惨案”事件，它与“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
1941年6月5日晚上9时左右，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长达5个小时，因为当时未及时对市民进行疏散，所以大量民众拥向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中，造成洞内人数超过原来的容纳量，极度拥挤。
由于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上万（有官方和民间不同人数说法）左右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同时又发生推挤践踏，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隧道惨案，史称“大隧道惨案”。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防空司令刘峙想出了一个蠢办法，他急忙派出卫戍司令部的卡车，把所有窒息而死的人，运至朝天门河坝，用意是这些人因缺氧而死，运至河边空气新鲜处，或可复活。但是，参加抢救的士兵、服务队员视人民生命如儿戏，他们把尸体拖出洞门，有些还未死的，被他们拖死；有些尚有一丝气息，但因上有尸体堆积，被活活压死。这种情况下，百姓的死伤比原来更多了。
大隧道惨案的发生使重庆舆论为之震惊，重庆市民强烈要求惩办责任者。对于刘峙的愚蠢做法，蒋介石大骂：“娘希匹！”，下令免去刘峙的重庆防空司令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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