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
6月7日，一年一度的中日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活动在日本东京举行，今年是第八次。
中国居民部门杠杆占GDP比重在40%左右，国际比较来看并不高，但居民部门加杠杆主要来自住房消费贷款的快速扩张， 70%-80%是住房贷款。从利息保障倍数来看，居民部门利息保障倍数高于1.5倍时，基本没有国家和地区发生过房价大跌的情况。中国目前的居民部门利息保障倍数约为9.9倍，即便目前房贷增速继续保持20%的年均增速，未来十年后仍远高于1.5倍的安全边界。
的确，基于大量国际经验的研究表明，居民部门利息保障倍数是预测房价是否大跌的关键指标。居民部门利息保障倍数高于1.5倍时，基本没有国家/地区发生过房价大跌情况。
这并非张斌第一次表达这样的观点，2017年5月张斌就曾表示：
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大概是40多万亿，减去居民部门的消费30多万亿，剩下大概有10多万亿。居民部门的债务最主要是房地产，利息大概在1万亿多一点，利息保障倍数大概是10，非常高的，因此居民部门债务问题不大。
除张斌外，还有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居民杠杆率处于较低水平。如：中国的高杠杆率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尤其是公共部门储蓄率过高，以及金融市场 发展的严重滞后；中国的房贷余额仅占房地产总价值的不到10%，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45%。
不过，更多的观点是不是居民杠杆率过高而是上升过快。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居民的杠杆率为55%，与发达国家居民80%-90%的杠杆率相比仍然偏低，而2007年居民杠杆率还不足20%；2010-2017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从16%下降到7.7%，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由33%大幅上升至49%。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张明的研究表明，截至2017年底中国居民部门负债与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87%左右，而美国和日本目前为100%，即居民部门加杠杆的空间也越来越有限了。
事情总是在变化中。央行数据显示，自2016年10月起，随着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趋严，2017年一季度个人房贷余额同比增幅出现收窄至35.5%，此后4个季度保持收窄态势，2018年一季度回落至19.7%。
今年2月份，张斌表示：
居民部门的杠杆主要是房贷，房价涨得快的时候，房贷就上去了。今年我们并不太看好房地产市场，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市场不会看到特别大的起色。这样的话，其实居民部门的杠杆就稳下来了。
从宏观经济和房地产形势来看，预计短期信贷趋紧态势不会改变，全年个人房贷余额同比增速将进一步放缓，也即居民杠杆率上升速度已经得到控制。
张斌并不否认中国一些城市的房价确实很高，“但高房价的原因并非仅是高杠杆透支消费支撑的，背后原因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得出楼市泡沫的结论。”
对于高杠杆率可能会压垮中国经济的问题，余永定表示，对于这种担心没必要，因为中国的总杠杆率已经开始企稳。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总杠杆率就已经停止了快速上升的步伐，显现出企稳迹象，目前总杠杆率约为256%。此外，作为中国高杠杆率的主要贡献者，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自2016年起也开始下降，非金融企业信贷增速下降则更为明显，和名义GDP的增速大致相等。
余永定认为，杠杆率企稳并不代表此前导致我国杠杆率尤其是企业杠杆率上升的一系列问题已经解决。
余永定强调，我国仍有许多长期问题有待解决。特别是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把更多资源转向民营部门。此外，必须保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因为害怕债务太多就刹车踩得过急，重犯日本1997年的错误。就货币政策而言，目前似乎可以中性偏松。
Q：美国加息是否会对中国造成较大影响？中国是否会因此实施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
张斌：在中国，金融风险问题为全民所关注，政府更是高度关注这一问题，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是政府在主动去杠杆。在这种金融危机“焦虑症”背景下所出台的一些政策未必有帮助。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有很多比金融危机更重要的问题。
Q：在此轮贸易战中，中国经济如果受到影响，则很可能会拖累世界经济，而其他被殃及的国家又会反过来对中国经济造成二次冲击。这种影响（包括二次冲击）到底有多大？是否有测算？
余永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即如果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关税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数据表明这一影响并不大。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谈判的最终结果。中国对美有两三千亿美元的顺差，出口产品中50%以上是中间产品，如果要求中国大量砍掉顺差，中国将不得不减少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亚洲国家的进口，这一影响可能会在明后年显现出来。（问题很专业，中国专家显然没有考虑到。）
注：资料参考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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