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軾對韓愈極其推崇，在東坡口中能夠聽到讚譽他人的文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東坡的視角確實獨特，他在《跋退之送李願序》中有這樣一段話：“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餘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願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願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東坡在此先引用了歐陽修的說法：晉代文章可看者，僅有一篇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本著這種說法，東坡認為唐代的文章在他眼中也僅有韓愈所作的那篇《送李願歸盤谷》，由此可見，東坡對韓愈是何等的推崇。但接下來，東坡又話鋒一轉，說自己原本也想效仿韓愈的這篇文章再寫一篇，可是每當提起筆時，想一想也就罷了，他覺得還是讓韓愈獨步天下吧。東坡以調侃的口吻說出了這一番話，不過也足見其眼界之高。其實東坡是偷換概念，因為歐陽修讚譽的是晉代文章，而韓愈是唐人，東坡自己已經到了宋代，無論東坡寫的多好，也只是宋人的文章，不可能再跟韓愈去搶唐代的地盤了。
但東坡讚譽的這篇韓愈文章，也確實是歷史名篇，我摘錄該文中的一段如下：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于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
這段話寫得的確極有氣勢，讀來朗朗上口，然而若與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相比，卻讓愚鈍如我者，沒有了耳熟能詳的流暢感。關於此文的內容，當然也有著不同的聲音，比如該文中的這一段：“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韓愈撰《韓文起》十二卷，清康熙三十三年挹奎樓刻本，書牌
金人王若虛在《文辨》中說：“崔伯善嘗言，退之《送李願序》‘粉白黛綠’一節當刪去，以為非大丈夫得志之急務。其論似高，然此自富貴者之常，存之何害？但病在太多，且過於浮豔耳。”在這裡，雖然王若虛是替韓愈辯解，但至少可知已經有人對該文的內容提出了疑義，而何焯在《義門讀書記》中也認為韓愈這篇文章中的部分內容“稍有六朝餘習”。但卞孝萱等人所著的《韓愈評傳》卻對這篇文章有如下的評價：“韓愈寫此文，無論結構佈局、語言運用、形式選擇都頗費心思，花氣力，然不無鑿痕，與他後來的文章之隨意揮灑相比，尚覺不足。這可能與他在創造一種新型散文體式時帶有試驗性有關。但是，瑕不掩瑜，它畢竟是一塊玲瓏剔透的美玉。”
關於韓愈的文學主張，其所說的最重要一句話則是“惟陳言之務去”，該語出自於他所寫的《答李翊書》：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
廣泛地閱讀古人的著作，同時又從中萃取出自己的獨特面目，這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而這正是韓愈所提倡者。對於如何能夠寫出好文章，韓愈在《答劉正夫書》中則稱：
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
韓愈在此強調，要以古聖賢人為師。然而古聖賢人流傳後世的著作各不相同，那應當學習誰的寫法呢？韓愈建議，只應當學習古聖賢人的思想，而不是去學他們的文風。
韓愈撰《韓文公文抄》十六卷，明末烏程閔氏刻朱墨套印本，卷首
有人認為韓愈文風中的雄辯之氣是模仿自孟子。對於這種說法，林琴南為其做出了辯護：“韓之長，亦不止出於孟子；專以孟子繩韓，則碑版及有韻之文亦出之孟子乎？韓者集古人之大成，實不能定以一格。後人極力追古人而力求其肖，則萬萬不能不出於剽襲。剽襲即死法也，一落死法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何者？心醉古人之句法段法篇法，處處為之拘攣耳。……昌黎‘迎而拒之，平心察之’，此便是不存成心去就古文。”（《春覺齋論文·忌剽襲》）
至少林琴南認為，韓愈文章的特色不僅僅像孟子。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韓愈所作的祭文、墓誌等文章，以及韻文詩，同樣作得很好，可是這樣的文體孟子從來沒有寫過。即此可證，韓文並非都本自孟子。林認為，韓文之所以有這麼高的成就，就是因為他彙集了許多古人不同的優點，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面目。之後，林得出了結論，那就是：可以學習古人，但不可模仿古人的作品，否則這就是剽襲，而一旦有了剽襲的習氣，這樣的文章就沒法看了。
確如林琴南所言，韓愈在各種文體上都有著非凡的成就，比如他給柳宗元寫的墓誌銘，也成為了後世廣泛傳誦的名篇。再比如他所寫的《南陽樊紹述墓誌銘》，我引用該銘中的一個段落如下：
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
韓愈撰《昌黎詩鈔》八卷，清雍正五年序刻本，卷首
韓愈在這裡又強調，寫文章絕不抄襲前人的一言一句，這當然是件不容易的事。而他在該墓誌銘的最後一段又說：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韓愈依然強調文章必須有自己的面目，否則就成了竊賊。對於這篇墓誌銘的價值，卞孝宣等所著《韓愈評傳》一書，對此評價道：“是韓愈晚年表述其文學主張的最後一篇代表作。把它當成借志銘樊宗師墓而撰寫的一篇文論，也無不可。”
翻看韓愈的《昌黎集》，能看到他寫過不少的墓誌銘，於是有人說韓愈寫這個是為了賺錢，既然是這樣的出發點，故他所作的墓誌銘，有很多都是不切實際的誇讚之語，這種寫法被後人通稱為“諛墓”。
對韓愈的這種諷刺，最早出自李商隱的《齊魯二生·劉叉》：“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
韓愈墓前的碑券
對於劉叉的這個說法，顧炎武頗為認同，其在《亭林文集·與人書一八》中稱：“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為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顧炎武說：韓愈在文學史上的貢獻太大了，他有那麼多的名篇傳世，如果他能夠推辭掉那些墓誌銘狀之文，就真的是泰山北斗級的人物了。
對於這種說法，姚鼐表示了贊同，他在韓愈所作《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一文的評語中說：“觀（韓）弘本傳及李光顏傳，載弘以女子間撓光顏事，與志正相反。退之諛墓，亦已甚矣！”姚鼐對諛墓的說法找到了證據，雖然說姚特別崇拜韓愈，但他還是覺得韓所寫的這些軟文讓他感到痛惜。
韓愈墓全景
而對於這種說法，卞孝宣在《韓愈評傳》一書中替傳主進行了辯護：“其實，碑、志是應死者家屬或門生故吏請求而作，勢必隱惡揚善，甚至無中生有地進行歌頌。一般作者如此，韓愈亦在所難免，不必為他辯解。”而後該評傳中引用了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中的一段話：“因見近年……洛陽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誌等，其著者大致非當時高才文士，而其所用以著述之文體，駢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極端公式化，實不勝敘寫表達人情物態世法人事之職任。……則知非大事創革不可。是昌黎河東集中碑誌傳記之文所以多創造之傑作，而諛墓之金為應得之報酬也。”
陳寅恪說，他近些年看到洛陽地區出土的非名家墓誌，這些墓誌的寫作水平很差，雖然韓愈也寫了不少墓誌，但韓的所寫卻是一篇精彩的傳記，以此推論起來，韓愈即使拿錢替別人寫“諛墓”，也是認真對待，下了一定的工夫，這麼說來，他即使得到一筆不低的酬金，也是他勞動後的應得報酬。陳先生這番論述的潛臺詞就是說：韓愈所寫的這些墓誌銘，並不是因為拿人錢就替人說好話，他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如林琴南所言，韓愈在文學上的成就表現在各個方面，他不止是文章寫的好，其實他的詩也頗具特色，雖然本文重點談的是韓愈的文，可是如果不提到他的詩，也會不完整，所以在下面聊一聊韓愈的詩作。
碑文上的歷史
關於韓愈在詩歌創作方面的獨創性及其地位，清吳喬在《西昆發微序》中說：“唐人能自闢宇宙者，唯李、杜、昌黎、義山。”這句話是將韓愈在詩歌創作方面的成就跟李白、杜甫、李商隱相併提。但吳喬又說：“於李、杜之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韓退之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奇崛之路。”
吳喬認為，李、杜之後，在詩歌創作上能獨成一家者，就屬韓愈了。清葉夔在《原詩》中進一步認為：“唐詩為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看來韓愈是唐詩發展的一個轉折性人物，他成為了宋詩的發端。
對於韓愈所作詩歌的特色，陸侃如、馮沅君在《中國詩史》中說：“從杜甫詩的內容上衍出來的是白居易一群，從杜甫詩的形式上衍出來的是韓愈一群。”這種論述倒是很有意思。陸、馮認為韓愈的詩文特別注重形式，文中所舉的第一首詩是韓愈所作《符讀書城南》，此詩的後半段為：
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
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疏。
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
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
這一段的前七句的每一句都是“二三”的結構，而到了第八句，則轉變為“一四”結構，這種做法在詩中少有出現。試著一讀，就能感到其中的突兀。韓愈的詩中另有一種特殊的用法，那就是句子的重複，比如《雙鳥》：
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
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
韓愈的詩不僅在句子有重複，而且在有些字上也同樣如此，比如他寫了一首《南山》，我節錄其中一段如下：
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鬥，
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雊，
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輳，
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
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
或亂若抽筍，或嵲若炷灸，
或錯若繪畫，或繚若篆籀，
或羅若星離，或蓊若雲逗，
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
或如賁育倫，……
這首詩中，韓愈連用了五十多個“或”字，雖然這首詩是仿照《詩經》中的《北山》而作，裡面也有這個“或”字的連用，但原作遠沒有他用得這麼誇張。陸、馮認為韓愈的這個用法“不免有點不自然”。韓愈作的其他一些詩，陸、馮則認為讀上去不像詩，比如《忽忽》：
忽忽乎，餘未知生之為樂也，願脫去而無因。
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
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閒人。
韓愈墓的前方
而韓愈所作的《嗟哉董生行》，陸、馮認為這首詩“完全是散文的格式”。對於這一點，前人早有詬病，比如惠洪在《冷齋夜話》卷二有這樣一段話：“沈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存中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而《後山詩話》中錄有黃庭堅的評價：“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故不工爾。”
還有不少的評價都是說韓愈以文為詩，看來大家認定他是一位作文高手，把這種慣性也用到了作詩上。陳寅恪在《論韓愈》一文中，則引經據典地講述了在韓愈之前的佛經翻譯就是以文為詩，但他同時說：“……退之雖不譯經偈，而獨運其天才，以文為詩，若持較華譯佛偈，則退之之詩詞旨聲韻無不諧當，既有詩之優美，復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不僅空前，恐亦絕後，決非效顰之輩所能企及者矣。”陳寅恪認為，韓愈的這種寫法不僅好，而且空前絕後。
對於韓愈詩風的評價，古人多以“奇、崛、瑰、怪”來形容，但以這種奇特的方式來寫詩，後世也有著不同的評價，清馬位在《秋窗隨筆》中說：“退之古詩，造語皆根柢經傳，故讀之猶列商、周彝鼎，古痕斑然，令人起敬。時而火齊木難，錯落照眼，應接不暇，非徒作幽澀之語，如牛鬼蛇神。”這當然是褒獎的說法。
而趙翼在《甌北詩話》卷三中則稱：“韓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顧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氣橫恣，各開生面，遂獨有千古。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險處亦自有得失。蓋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故時見斧鑿痕跡。有心與無心異也。”
第一級平臺
趙翼認為韓昌黎就是有意效法李、杜，但是李、杜太有名氣了，想超過他們已經沒有可能。而韓愈觀察到杜甫在奇、險的寫法上並未達到極致，於是他就朝這個方向努力，而後創出了自己的風格。但可惜的是，韓愈在這方面走得有些遠，使人能看到刻意的地方。從韓愈留下來的詩篇看，他所作之詩，確實有趙翼所說的傾向，但也有一些詩，韓愈寫得通俗上口，並不顯得刻意。比如那首著名的《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
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
這首詩已然成為了兒歌中的名篇，但他所作《聽穎師彈琴》，則更是極具歷史性的名篇：
暱暱兒女語，恩怨相爾汝。
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
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
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
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
嗟餘有兩耳，未省聽絲篁。
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
推手遽止之，溼衣淚滂滂。
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
蘇東坡對韓愈的這首詩極其喜愛，他曾將此詩改為了一首《水調歌頭》的琵琶曲詞。關於改編的緣由，東坡在這首詞的小序中稱：“歐陽文忠公嘗問餘：‘琴詩何者最善？’答以：‘退之聽穎師琴詩最善。’公曰：‘此詩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也。’餘深然之。建安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為歌詞。餘久不作，特取退之詞，稍加隱括，使就聲律，以遺之雲。”
東坡說某天歐陽修問他，你覺得哪首寫琴的詩最好？東坡回答就是韓愈的這首《聽穎師彈琴》。沒想到歐陽修卻說，韓愈的這首詩寫得的確漂亮，但可惜的是，韓愈聽到的不是琴，而是琵琶。東坡覺得歐陽修說的對，於是他就把韓愈的那首詩改成了琵琶曲詞。
但是這段公案在後世卻引起了廣泛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就是：韓愈當年聽到的究竟是琴還是琵琶？《西清詩話》上有這樣一段記載：“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東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只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暱暱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聳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為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
這段話說，有位法名義海的僧人對彈琴極其在行，他對歐陽修的回答提出了異議。義海說，歐陽修雖然是一代英豪，可惜他不懂琴。而後義海從此詩中摘句進行分析。因為義海懂得琴理，所以他能從韓愈的詩句中體悟到詩中所描寫的彈奏場景，只有琴才能演奏得出來，而琵琶則不可能。因此義海認為，韓愈深得琴理，所以他不可能聽的是琵琶彈奏。
對於義海的這個論斷，後世有不少人予以贊同，許顗稱：“韓退之《聽穎師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雲，此數聲最難工。”許顗的分析方式也是從琴理上入手，他說自己跟會彈琴的人探討過這件事，對方也認為詩中所描繪的就是彈琴。而清代的薛雪也同樣認為琵琶不可能演奏出這樣的聲調：“《聽穎師彈琴》，是一曲泛音起者，昌黎摹寫入神，乃以‘暱暱’二語為似琵琶聲，則‘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除卻吟猱綽注，更無可以形容，琵琶中亦有此邪？”
那麼，後人為什麼要一面倒地強調歐陽修理解錯了呢？其實更多者仍然是為了維護儒家正統思想。古琴本是中土的高雅樂器，而琵琶則是西域胡人所擅長彈奏的一種樂器，雖然彈奏琵琶在唐代已經大為流行，但韓愈的詩文中卻絕無詠歎琵琶者，這其中的原因，吳振華在《韓愈詩歌藝術研究》一書中認為：“作為以文化復古為己任的一代大儒，他對待音樂的態度是崇尚古樂而排斥所謂的亂雅樂的‘鄭衛’新聲。而當時與雅樂相對的流行音樂正是西域傳入的燕樂（俗樂），俗樂中的主要樂器之一就是琵琶。”看來韓愈歌頌古琴卻不提琵琶，其內在的原因還是要捍衛儒學的正統，而這種做法也恰好符合了韓愈一貫的衛道立場。
韓愈墓位於河南焦作市孟州市西虢鎮落駕頭村。昨天在洛陽高鐵站包下了一輛出租車，今天一早他就如約趕到了酒店。我把自己的行程單出示給他，他僅瞥了一眼，就說出了今日的行進路線。有著如此高度概括性的統籌，這在我遇到的出租車司機中不多見。跑得兩處之後，接著去探訪韓愈墓。
韓愈墓在洛陽的東北方向。司機稱，走繞城公路太遠，堅持穿城而過。我感謝了他的善意，然而這個過程中卻經歷了二十餘個紅綠燈並堵車四次，其中兩次是因撞車，兩次是因警察查車。不足十公里的路，費時竟超一小時，但司機對此卻絲毫不煩。我佩服他應對一切的耐性。
終於從開元大道駛出，上二廣高速，行40公里從孟州站下，東行7.5公里，在高速路上就看到了韓愈陵園的公路牌。標識這麼詳盡者真是少見。前方看到了落駕頭村的指示牌，我正在琢磨這個地名的含義，還沒等醒過味兒來，前行百餘米即到了韓莊。
韓園入口處的城闕
國家級的文保牌
入口處
韓愈的墓園入口是一城門式的巨大牌樓，穿牌樓進入兩百米即到了韓愈墓園門口，門票二十元。司機說他不想去，就在門口等我。於是我獨自買票入內。整個墓園依山勢而建，形成三個平臺，進山門後，所見是第一層，此處有幾百平米的離地兩米高的祭祀臺，臺上空無一物，僅在右角掛了一口鐘，鍾背鑄著“韓文公祠”。然而鐘的正面鑄造的卻是佛家語，將此兩者結合在一起，韓文公若地下有知，定然會大感不樂意：他正是因為勸皇帝不要佞佛，而遭受了苦難，而今卻被人不依不饒地將佛語鑄造在了他祠堂裡的鐘上，我不確定這個鑄造者是否是故意為之。
韓昌黎的祠堂裡掛著一口佛鐘
韓湘子
旁邊的功德碑還未刻滿
祭壇後面是韓愈侄孫韓湘子墓，墓旁立著韓湘子雕像，雙手做吹笛狀。料想韓愈不會想到他的侄孫而後成為了八仙之一，世間事就這麼弔詭。當年韓愈因為規勸皇帝不要崇佛而被貶出京城，當他到達長安東南的藍田關時，他的侄孫特意趕來，陪他同行。在路上，韓愈給韓湘寫了一首詩，此詩的最後一句是：“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看來爺孫二人感情很好。韓愈覺得此行路途艱難，有可能會客死他鄉，於是他囑咐韓湘，一旦自己去世了，就由他來收屍。好在後來韓愈平安地活著返了回來，而四年之後，韓湘也考中了進士，但後來他如何成了神仙，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韓愈墓的標牌
韓文公祠入口
韓愈站在這裡，還披了件紅斗篷
繼續前行，登上第二級平臺，此處便是韓文公祠。在祠堂門口有一道士正在教一個半大男孩八卦步的走法，看我前來，他馬上問我要不要算卦？我告訴他自己不是來算卦的，只想找到韓愈墓。我的這個回答讓他原本炯炯的眼神像熄滅的燈一樣，暗淡了下去，並且沒好氣地說，就在後面。我鄭重地向他表達了歉意，儘管他已經沒有興趣再聽我言語，繼續跟那個男孩講解著八卦步，而我也繼續登高，再上十一級臺階到達第三級平臺。
本以為這其中有韓愈墓
第二進平臺入口
八卦步
小山頂上
平臺上有幾株古樹，很是粗壯，韓愈墓丘遠超之前所看墳丘的規格，體量很是巨大，我先走到墓的正前方，向昌黎先生鞠了一躬，以此來表達我的敬意，然後繼續在這一帶拍照。可能是步步登高帶來的疲累，我感覺到雙腿有些酸脹，於是在墓旁靜坐了幾分鐘。墓園內靜極，無風聲，亦無鳥鳴，我幾乎可以聽到自己的腦神經在相互碰撞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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