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黎先生詩、文被世人稱頌，文章尤是一決絕，大家在初中就可以接觸到他的文章。被譽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昌黎，寫起文章來“發言真率，
無所畏避”，不僅討論師道，還曾經向皇帝上表勸諫，在那個忠君敬師的封建社會，這算是相當大膽的事情。今天我們就來看一看這位大膽的昌黎先生，以及他的作品。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後因論事而被貶陽山，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其後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諡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鉅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後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後人很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等。
馬說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zhǐ)辱於奴隸人之手，駢(pián)死於槽(cáo)櫪(lì)之間，不以千里稱也。
馬之千里者，一食(shi)或盡粟(sù)一石(dàn)。食(sì)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sì)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shí)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xiàn)，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sì)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yé)?其真不知馬也。
賞析
韓愈是唐代散文巨匠，同時也是對宋代作家極有影響的詩人。人們對他的“以文為詩”(把詩歌寫得散文化)談得比較多，卻很少注意他那更為突出的“以詩為文”的特點。
所謂“以詩為文”，是指用具有詩的情調、韻味等特色來寫散文，即是說把散文給詩化了(但這並不等於從西方引進的新文體“散文詩”)。我們說把散文詩化，或者說把散文寫得很帶詩意，並不限於寫自然景物、抒情小品或對人物進行典型塑造和對事態進行藝術描繪;而是也可以用詩的情調、韻味來寫說理文或評論文。韓愈的散文特點之一就在這裡。
據說伯樂姓孫名陽，是春秋時代秦國人，會給馬看相，善於識別什麼是千里馬。這原是《戰國策·楚策》中一個名叫汗明的人對春申君黃歇講的一個故事裡的人物。這故事可能是古代傳說，也可能就是汗明用藝術虛構手法創造出來的寓言。伯樂的典故曾幾次被韓愈引用(見他所作的《為人求薦書》及《送溫處士赴河陽序》)，可見由於韓愈本人命運的坎坷，對伯樂能識別千里馬的故事是很有感情的。但平心而論，還是他的這篇《馬說》寫得最好，讀者也最愛讀，因為這篇文章寫得太像一首詩了。
詩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訴諸形象思維，它的創作手法也常以比興為主。當然，一首好詩總要比散文寫得更加含蓄曲折，餘味無窮。而從常識論，一篇說理散文，基本上總是以邏輯思維為主的，韓愈的《馬說》肯定是一篇說理文，但它似寓言而實非寓言，用比喻說理卻並未把所持的論點正面說穿，更沒有把個人意見強加給讀者。全篇幾乎始終通過形象思維來描述千里馬的遭遇，只擺出活生生的事實卻省卻了講大道理的筆墨，這已經可以說是詩的寫法了。更巧妙地是作者利用了古漢語中不可缺少的虛詞(語助詞、感嘆詞和連接詞)，體現出抒情詩應有的一唱三嘆的滋味和意境，儘管我們讀起來是一篇散文，但仔細品評，卻儼然是一首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抒情詩。這種“以詩為文”的本領，始自西漢的司馬遷(誰也不曾承認過司馬遷是詩人)，到了韓愈、柳宗元，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至宋代的歐陽修、蘇軾(尤其是歐陽修)而達到一個新的高度。這是我們研究中國文學史和學習古典散文應該注意的新課題。
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可這個命題本身就不合邏輯。因為存在決定意識，伯樂善相馬的知識和經驗，必須從社會上(或說自然界)存在著大量的千里馬身上取得，然後逐漸總結出來的。所以過去有人就認為韓愈這句話是本末倒置，是唯心主義的。我們並不否認，從唯物主義原則來看，他這句話是錯誤的。但把它作為詩的語言，它卻是發人深省的警句，是感慨萬千的名言。因為世上有伯樂這種知識和本領的人實在太少了。於是作者緊接著在下文從正面點明主旨，一瀉無餘地把千里馬的無限委屈傾訴出來。正由於“伯樂不常有”，不少的千里馬不僅找不到一個一般水平的牧馬人，而是“祇辱於奴隸人之手”，受盡了無知小人的醃氣。更令人悲憤的是這些寶馬竟然成雙作對地一群群死於槽櫪之間，其遭遇之不幸、結局之慘痛真非筆墨所能形容。當然，結果更是死不瞑目，誰也不把這些有價值的神駿稱為千里馬，它們的死也自然是毫無所謂的了。“不以千里稱也”這句話，包含著這樣的意思：連同情它們的人都沒有，更談不上對它們的死表示遺憾、惋惜和悔恨痛心了。從文章表面看，作者說得已相當透徹;而實際上這裡面不知有多少辛痠痛楚還沒有盡情吐露，看似奔放而其內涵則甚為豐富，其實倒是含蓄不盡的(說他寫得婉約，或許讀者不能接受，可作者確實沒有把話說盡)。這真是抒情詩的寫法了。
作者著力刻畫“食(飼)馬者”與千里馬之間的矛盾，兩相對照，既寫出千里馬的抑鬱不平，也寫出不識真才者的愚昧專橫。千里馬在無人給它創造有利的客觀條件時，英雄無用武之地;或雖欲一展所長而有力無處使，甚至到了無力可使的程度。這樣，它連一匹普通馬也比不上，又怎麼能實現它日行千里的特異功能呢?因此它的待遇自然也就比不上一匹“常馬”，而它的受辱和屈死也就更不足為奇，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了。不僅如此像這樣連“常馬”都比不上的千里馬，由於不能恪盡職守，還會受到極度的責難和懲罰，往往被無辜地痛打一頓(“策之不以其道”，打得它不合理)，當然在待遇上也就更加糟糕了(“食之不能盡其材”)。表面看“食馬者”不是伯樂，不懂馬語;骨子裡卻蘊涵著懷才不遇的人面對那些愚昧專橫的統治者就是申訴也無用這一層意思。
文章寫到這裡，作者似乎還覺得不夠解渴，於是又接著用“鳴之而不能通其意”的意思，從“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層的刻畫。這不僅使文章更生動深刻，也表現出作者的感情更為憤激了。作者並沒有立即譴責這種不識馬的“人”有眼無珠，反而讓他面對著這匹千里馬不懂裝懂，發出了彷彿悲天憫人般的慨嘆：“天下無馬!”意思說，這樣的“人”在主觀動機方面還是自以為不錯的，他並非不想選拔人才，並非沒有求賢用賢之心，無奈賢人賢才太“少”了，既無處可尋覓，也無地可安插：“天下哪裡有真正的人才啊!”明明是“人”的主觀上出了毛病，卻把這種局面的形成推給客觀條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被作踐得不成樣子的千里馬，卻對它發出了“天下無馬”的慨嘆，認為這不過是一匹連“常馬”也不如的駑駘之輩。這不僅是絕妙的諷刺，而且也是極其嚴峻猛厲的誅心之論。文章寫至此已經水到渠成，作者這才站出來點題，用“嗚呼”以下三句作結，把“無馬”和“不知馬”這一對矛盾(“無馬”是先天的自然缺陷，“不知馬”則是後天人為的犯罪)尖銳地擺出來形成一個高潮，極盡沉鬱頓挫之致。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餘。餘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賞析
韓愈作《師說》的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致是可信的。這年韓愈35歲，剛由洛陽閒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範圍，形成一個廣泛性的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於唐德宗統治的後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的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韓愈由於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複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的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和仕宦的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並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的時候(796—798)，先教李翱學古文;由於孟郊的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後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後，仕途不通，到洛陽閒居(800—801)。向他請教的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餘之不為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聖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度對待一切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為這並不是什麼“禮逾”和“情過”的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樣做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養的表現，做人與作文應該是一致的。他進了國子監後，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後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後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誹謗，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的青年擔憂。《師說》的最後一段，聲明寫作的由來，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他是藉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覆和嚴正的駁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這篇文章裡，他首先(第1段)肯定從古以來師對於任何人總是不可少的，因為人不能“生而知之”，誰也不能沒有“惑”──茫然不解的東西。因此，他認為師並不是什麼特殊人物，而是一種“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他還認為人人都可以為師，沒有社會地位(貴賤)或年齡(長少)的限制，只問他有沒有“道”，有就可以為師，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著(第2段)，他慨嘆古來的“師道”久已失傳。現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於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後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於師”的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說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於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於自己，“則恥師焉”：這就是他們的不明。又有一種現象，廣大的各行各業的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談到誰是師，誰是弟子，則大家共同非笑，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云云，這又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的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聖人”沒有一定的師，孔子的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個人裡面，一定有一個人是他的師。因此，作者得到另一個重要的論點，師和弟子的關係是相對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這就是說，弟子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弟子。所以師和弟子的關係的存在，最後結論很簡單，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的緣故。這也還是前文所提出的論點，即能者為師。
由此可見，《師說》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誹謗者，更可貴的是提出了三點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師是“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係是相對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師。這些思想把師的神秘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弟子的關係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和他後來發展的“道統”思想矛盾的。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的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說》的流佈，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後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作，不斷地遭到當權者的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在監察御史的職位，第一次被當權的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就是在作《師說》一年後。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複雜，但照柳宗元所說，這篇《師說》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為他由此“狂名”更大，為更多的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後學這一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和以後，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麼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為韓愈辯解，說他“非好為人師者也”(《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這是說，由於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的。又有人以為韓愈“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受業解惑為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俞文豹《吹劍三錄》)，這是指韓愈把師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說》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當時的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論佛骨表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維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
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雲：“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兇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吊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鑑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賞析
《論佛骨表》是唐代文學家韓愈於元和十四年(819年)向唐憲宗上的一篇奏表。該表中心論點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現了作者堅決反對唐憲宗拜迎佛骨這一迷信舉動，充分顯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堅定立場和英勇無畏的戰鬥精神。該表廣徵博引，說古論今，結構嚴謹，邏輯性強，感情激烈。
韓愈因為此表被貶，又引出下面這首詩。
左遷至藍關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朝陽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賞析
韓愈一生，以闢佛為己任，晚年上《論佛骨表》，力諫憲宗“迎佛骨人大內”，觸犯“人主之怒”，幾被定為死罪，經裴度等人說情，才由刑部侍郎貶為潮州刺史。
潮州在今廣東東部，距當時京師長安確有八千里之遙，那路途的困頓是可想而知的。當韓愈到達離京師不遠的藍田縣時，他的侄孫韓湘，趕來同行。韓愈此時，悲歌當哭，慷慨激昂地寫下這首名篇。
首聯直寫自己獲罪被貶的原因。他很有氣概地說，這個“罪”是自己主動招來的。就因那“一封書”之罪，所得的命運是“朝奏”而“夕貶”。且一貶就是八千里。但是既本著“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論佛骨表》)的精神，則雖遭獲嚴譴亦無怨悔。
三、四句直書“除弊事”，認為自己是正確的，申述了自己忠而獲罪和非罪遠謫的憤慨，真有膽氣。儘管招來一場彌天大禍，他還是“肯將衰朽惜殘年”，且老而彌堅，使人如見到他的剛直不阿之態。
五、六句就景抒情，情悲且壯。韓愈在一首哭女之作中寫道：“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可知他當日倉猝先行，告別妻兒時的心情若何。韓愈為上表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家何在”三字中，有他的血淚。
此兩句一回顧，一前瞻。“秦嶺”指終南山。雲橫而不見家，亦不見長安：“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李白詩)，何況天子更在“九重”之上，豈能體恤下情?他此時不獨繫念家人，更多的是傷懷國事。“馬不前”用古樂府：“驅馬涉陰山，山高馬不前”意。他立馬藍關，大雪寒天，聯想到前路的艱危。“馬不前”三字，露出英雄失路之悲。
結語沉痛而穩重。《左傳·僖公三十二年》記老臣蹇叔哭師時有：“必死是間，餘收爾骨焉”之語，韓愈用其意，向侄孫從容交代後事，語意緊扣第四句，進一步吐露了悽楚難言的激憤之情。
從思想上看，此詩與《論佛骨表》，一詩一文，可稱雙璧，很能表現韓愈思想中進步的一面。
就藝術上看，此詩是韓詩七律中佳作。其特點誠如何焯所評“沉鬱頓挫”，風格近似杜甫。沉鬱指其風格的沉雄，感情的深厚抑鬱，而頓挫是指其手法的高妙：筆勢縱橫，開合動盪。如“朝奏”、“夕貶”、“九重天”、“路八千”等，對比鮮明，高度概括。一上來就有高屋建瓴之勢。三、四句用“流水對”，十四字形成一整體，緊緊承接上文，令人有渾成之感。五、六句宕開一筆，寫景抒情，“雲橫雪擁”，境界雄闊。“橫”狀廣度，“擁”狀高度，二字皆下得極有力。故全詩大氣磅礴，卷洪波巨瀾於方寸，能產生撼動人心的力量。
此詩雖追步杜甫，但能變化而自成面目，表現出韓愈以文為詩的特點。律詩有謹嚴的格律上的要求，而此詩仍能以“文章之法”行之，而且用得較好。好在雖有“文”的特點，如表現在直敘的方法上，虛詞的運用上(“欲為”、“肯將”之類)等;同時亦有詩歌的特點，表現在形象的塑造上(特別是五、六一聯，於蒼涼的景色中有詩人自己的形象)和沉摯深厚的感情的抒發上。全詩敘事、寫景、抒情融合為一，詩味濃郁，詩意盎然。
晚春
草木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鬥芳菲。
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賞析
《晚春》是唐代文學家韓愈的詩作。這是一首寫暮春景物的七絕。此詩運用擬人的修辭手法，通過描寫花草樹木得知春天不久就要歸去，於是各逞姿色，爭芳鬥豔，欲將春天留住，就連那本來沒有任何姿色的楊花、榆莢也不甘示弱，好像雪花隨風飛舞，加入了留春的行列。全詩表達了詩人惜春的思想感情，同時也蘊含應抓住時機，乘時而進，創造美好未來之意。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慢綠妖紅半不存。
榆莢只能隨柳絮，等閒撩亂走空園。
賞析
這是一首寫暮春景物的七絕。此詩運用擬人的修辭手法，通過描寫花草樹木得知春天不久就要歸去，於是各逞姿色，爭芳鬥豔，欲將春天留住，就連那本來沒有任何姿色的楊花、榆莢也不甘示弱，好像雪花隨風飛舞，加入了留春的行列。全詩表達了詩人惜春的思想感情，同時也蘊含應抓住時機，乘時而進，創造美好未來之意。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
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賞析
這首《春雪》，構思新巧，獨具風采，是韓愈小詩中的佼佼者。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新年即陰曆正月初一，這天前後是立春，所以標誌著春天的到來。新年都還沒有芬芳的鮮花，就使得在漫漫寒冬中久盼春色的人們分外焦急。一個“都”字，透露出這種急切的心情。第二句“二月初驚見草芽”，說二月亦無花，但話是從側面來說的，感情就不是單純的嘆惜、遺憾。“驚”字最宜玩味。它似乎不是表明，詩人為二月剛見草芽而吃驚、失望，而是在焦急的期待中終於見到“春色”的萌芽而驚喜。內心的感情是：雖然春色姍姍來遲，但畢竟就要來了。“初驚”寫出“見草芽”時的情態，極其傳神。“驚”字狀出擺脫冬寒後新奇、驚訝、欣喜的感受;“初”字含春來過晚、花開太遲的遺憾、惋惜和不滿的情緒。然而這種淡淡的情緒藏在詩句背後，顯得十分含蘊。韓愈在《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中曾寫道：“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詩人對“草芽”似乎特別多情，也就是因為他從草芽看到了春的消息吧。從章法上看，前句“未有芳華”，一抑;後句“初見草芽”， 一揚，跌宕騰挪，波瀾起伏。
三、四兩句表面上是說有雪而無花，實際感情卻是：人倒還能等待來遲的春色，從二月的草芽中看到春天的身影，但白雪卻等不住了，竟然紛紛揚揚，穿樹飛花，自己裝點出了一派春色。真正的春色(百花盛開)未來，固然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遺憾，但這穿樹飛花的春雪不也照樣給人以春的氣息嗎!詩人對春雪飛花主要不是悵惘、遺憾，而是欣喜。一個盼望著春天的詩人，如果自然界還沒有春色，他就可以幻化出一片春色來。這就是三、四兩句的妙處，它富有濃烈的浪漫主義色彩，可稱神來之筆。“卻嫌”、“故穿”，把春雪描繪得多麼美好而有靈性，饒富情趣。詩的構思甚奇。初春時節，雪花飛舞，本來是造成“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的原因，可是，詩人偏說白雪是因為嫌春色來得太遲，才“故穿庭樹”紛飛而來。這種翻因為果的寫法，卻增加了詩的意趣。“作飛花”三字，翻靜態為動態，把初春的冷落翻成仲春的熱鬧，一翻再翻，使讀者如入山陰道上，有應接不暇之感。
此詩於常景中翻出新意，工巧奇警，是一篇別開生面的佳作。
早春呈水部十八員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
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
賞析
第一首詩中，詩人運用簡樸的文字 ，就常見的“小雨”和“草色”，描繪出了早春的獨特景色，詩的風格清新自然，簡直是口語化的。看似平淡，實則是絕不平淡的。韓愈自己說：“艱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送無本師歸范陽》)。他的“平淡”是來之不易的。
首句點出初春小雨，以“潤如酥”來形容它的細滑潤澤，準確地捕捉到了它的特點。造句清新優美。與杜甫的“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二句緊承首句，寫草沾雨後的景色。以遠看似有 ，近看卻無 ，描畫出了初春小草沾雨後的朦朧景象。寫出了春草剛剛發芽時，若有若無，稀疏，矮小的特點。這一句是全篇中的絕妙佳句。早春二月，在長安，冬天未過，春天還未來臨。但若是下過一番小雨後，第二天，春天就來了，最初的春草芽兒就冒出來了，作者遠遠望去，朦朦朧朧，彷彿有一片極淡極淡的青青之色，這是早春的草色。看著它，作者心裡頓時充滿欣欣然的生意。可是當作者帶著無限喜悅之情走近去看個仔細，地上是稀稀朗朗的極為纖細的芽，卻反而看不清什麼顏色了。詩人像一位高明的水墨畫家，揮灑著他的妙筆，隱隱泛出了那一抹青青之痕，便是早春的草色。這句“草色遙看近卻無”，真可謂兼攝遠近，空處傳神。
這設色的背景，是那落在天街上的纖細小雨。透過雨絲遙望草色，更給早春草色增添了一層朦朧美。而小雨又滋潤如酥，受了這樣的滋潤，那草色自然是新的;又有這樣的背景來襯托，那草色自然也美了。
接下來的第三、四句是對初春景色大加讚美：“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這兩句意思是說：早春的小雨和草色是一年春光中最美的東西，遠遠超過了煙柳滿城的衰落的晚春景色。寫春景的詩，在唐詩中，多取明媚的晚春，這首詩卻取早春詠歎，認為早春比晚春景色優勝，別出心裁。前兩句體察景物之精細已經令人稱讚，後兩句如騎兵驟至更在人意料之外。在最後，詩人還來個對比：“絕勝煙柳滿皇都”。詩人認為初春草色比那滿城處處煙柳的景色不知要勝過多少倍。這是一種心理狀態。嚴冬方盡、餘寒猶厲，突然看到這美妙的草色，心頭不由得又驚又喜。因為，“遙看近卻無”的草色，是早春時節特有的，它象徵著大地春回、萬象更新的欣欣生意而煙柳已經是“楊柳堆煙”時候，何況“滿”城皆是，不稀罕了。到了暮春三月，色彩濃重，反倒不那麼惹作者喜愛了。像這樣運用對比手法，與一般不同，這是一種加倍寫法，為了突出春色的特徵。
這首詩刻畫細膩，造句優美，構思新穎，給人一種早春時節溼潤、舒適和清新之美感，既詠早春，又能攝早春之魂，給人以無窮的美感趣味，甚至是繪畫所不能及的。詩人沒有彩筆，但他用詩的語言描繪出極難描摹的色彩——一種淡素的、似有卻無的色彩。如果沒有銳利深細的觀察力和高超的詩筆，便不可能把早春的自然美提煉為藝術美。表達作者充滿對春天的熱愛和讚美之情。
這首小詩是寫給水部員外郎張籍的。張籍在兄弟輩中排行十八，故稱“張十八”。詩的風格清新自然，簡直是口語化的。看似平淡，實則是絕不平淡的。韓愈自己說：“艱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送無本師歸范陽》)。原來他的“平淡”是來之不易的。
全篇中絕妙佳句便是那“草色遙看近卻無”了。試想：早春二月，在北方，當樹梢上、屋簷下都還掛著冰凌兒的時候，春在何處?連影兒也不見。但若是下過一番小雨後，第二天，你瞧吧，春來了。雨腳兒輕輕地走過大地，留下了春的印跡，那就是最初的春草芽兒冒出來了，遠遠望去，朦朦朧朧，彷彿有一片極淡極淡的青青之色，這是早春的草色。看著它，人們心裡頓時充滿欣欣然的生意。可是當你帶著無限喜悅之情走近去看個仔細，地上是稀稀朗朗的極為纖細的芽，卻反而看不清什麼顏色了。詩人象一位高明的水墨畫家，揮灑著他飽蘸水分的妙筆，隱隱泛出了那一抹青青之痕，便是早春的草色。遠遠望去，再象也沒有，可走近了，反倒看不出。這句“草色遙看近卻無”，真可謂兼攝遠近，空處傳神。
這設色的背景，是那落在天街(皇城中的街道)上的纖細小雨。透過雨絲遙望草色，更給早春草色增添了一層朦朧美。而小雨又滋潤如酥。酥就是奶油。受了這樣的滋潤，那草色還能不新嗎?又有這樣的背景來襯托，那草色還能不美嗎?
臨近了，詩人還來個對比：“絕勝煙柳滿皇都”。詩人認為初春草色比那滿城處處煙柳的景色不知要勝過多少倍。因為，“遙看近卻無”的草色，是早春時節特有的，它柔嫩飽含水分，象徵著大地春回、萬象更新的欣欣生意。而煙柳呢?已經是“楊柳堆煙”時候，何況“滿”城皆是，不稀罕了。到了暮春三月，色彩濃重，反倒不那麼惹人喜愛了。象這樣運用對比手法，與一般不同，這是一種加倍寫法，為了突出春色的特徵。
“物以稀為貴”，早春時節的春草之色也是很嬌貴的。“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韓愈《春雪》)。這是一種心理狀態。嚴冬方盡，餘寒猶厲，突然看到這美妙的草色，心頭不由得又驚又喜。這一些些輕淡的綠，是當時大地唯一的裝飾;可是到了晚春則“草樹知春不久歸”(韓愈《晚春》)，這時那怕柳條兒綠得再好，人們也無心看，因為已缺乏那一種新鮮感。
所以，詩人就在第三句轉折時提醒說：“最是一年春好處。”是呀，一年之計在於春，而春天的最好處卻又在早春。
這首詩詠早春，能攝早春之魂，給讀者以無窮的美感趣味，甚至是繪畫所不能及的。詩人沒有彩筆，但他用詩的語言描繪出極難描摹的色彩--一種淡素的、似有卻無的色彩。如果沒有銳利深細的觀察力和高超的詩筆，便不可能把早春的自然美提煉為藝術美。
閱讀更多 中小學講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