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公佈的2018年5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統計數據，其最大的特點就是“減少、少增、多減”字樣佔據絕對主導：5月份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比上年同期減少3023億元。其中，當月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同比少增384億元；對實體經濟發放的外幣貸款摺合人民幣減少228億元；委託貸款減少1570億元，信託貸款減少904億元，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減少1741億元；企業債券融資淨減少434億元，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同比減少20億元。
正是這樣的“減少、少增、多減”等一系列“減量數據”的作用，整個5月份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只有7608億元，不僅遠遠低於1.3萬億元的預期值，更較上月的1.56萬億元，環比減少51%或7992億元。如此巨大的跌幅讓市場各路專家大跌眼鏡，於是，中國資本稀缺的問題再度升溫，企業融資更難、更貴的問題再度升溫。
什麼原因導致社融規模增量如此急速跳水？從數據上看，當然是“非銀行信貸”之外的其他融資渠道嚴重收窄所致；那什麼原因導致銀行之外融資渠道收窄？第一，監管加力之後，銀行資金迴歸表內，以致其他渠道資金不斷到期迴歸銀行，量變到質變；第二，非銀行渠道阻塞之後，依賴非銀行渠道融資的企業斷糧，借新還舊的滾動鏈條斷裂，風險凸顯，從而形成企業風險和融資難度之間的惡性循環，其結果必然是融資規模相應驟減；第三，央行“收長放短”導致企業短期借貸減少，銀行存貸款期限錯配和企業投融資期限錯配減低，導致短端社融需求快速減少；第四，企業貸款平均成本上升22個基點，促使企業借貸行為更加謹慎。
儘管原因很多，但5月份社融數據給人直觀的感受是：監管“節流”過猛，而貨幣政策“開源”卻明顯不足，而實際也恰恰如此，統計顯示，5月份僅影子銀行業務一項就萎縮了5200億元。所以我們不禁要問：金融管理體制改革之後，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之間到底有沒有配合？願意配合？配合的密切程度有多高？如果配合非常密切，那為什麼會出現監管“節流”過猛，貨幣“開源”不足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儘管原因很多，但所有原因都在“可預期”範疇，那中央銀行憑什麼允許社融增量出現如此極致性萎縮狀況，以致企業融資更難、更貴？這顯然有悖於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宗旨。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到目前為止，央行一句解釋的詞語都沒有，難道它們毫無“預期管理”慾望。縱容我們已經看到貨幣政策的一些積極變化，但畢竟時間太短，還不足給市場以明確預期，所以，此時此刻更需要央行代表金融全體管理者出面說話，以此體現穩定市場預期的職責和擔當。為什麼是央行？因為“金穩委辦公室”就設在中央銀行，那不只是權力，更應當是責任。
我們說，市場經濟條件下，輿論決定預期，預期決定價格，價格決定資本流向，資本流向決定經濟結構。這其間，預期管理是極其重要的環節，不懂預期管理就是不懂市場經濟管理，就難以匹配經濟管理者的地位。我們說，預期管理只有“動作”是不夠的，必須同時“有心、有嘴”，用“心”去體會市場，去感悟實體經濟的苦樂；用“嘴”去溝通，去解釋，以便貨幣政策動作變得更加有效。我們說，不用心、不用嘴，往往會使政策動作過激——超調，這不僅事倍功半，而且會導致市場因過激理解而大起大落，這不是我們中國經濟宏觀管理的現實狀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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