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的《圍城》

錢鍾書的《圍城》對其人間的想象形構和道德承擔是破碎而窘困的，這解釋了流浪漢小說的結構形式和諷喻的講述口吻，也可以藉此解讀方鴻漸的文學形象。作為文化與社會建構支點的傳統的“文”已經壽終正寢，《圍城》中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彷彿是一群形形色色的鼬鼠，從不再舒適的巢穴中，遭到作者的奮力驅逐。人們讀書，除了趣味相投，大抵還想多少獲得一些對於現世

《劍橋中國文學史》對錢鍾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不像夏志清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那樣不勝追捧，或許中國文學史比起30年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過於漫長了些。而且錢鍾書的小說比起全景式描述的左派社會分析小說，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力要小得多。《劍橋中國文學史》對《圍城》的描述如下：

錢鍾書長篇小說的書名《圍城》借用了法國諺語對婚姻的比喻，這在小說中人物對話有所表明：“婚姻是一座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進去，城內的人想出去。”主角方鴻漸在感情方面總是糾纏不清，難以脫身。雖然他基本上是一個善良的人，他和家庭、同事、妻子的關係卻每況愈下，因為他既拙於表達，又不能堅持立場。在瑣碎生活的背景下，他日漸孤立，充滿了無力感。方氏在上海和內地之間的往返暗示“圍城”的另一個面向即是繞圈子。在存在意義的層面上，這部黑色幽默小說可視為對現代人困境的評點。

說方鴻漸拙於表達，似乎有些不符合小說對方鴻漸的描述，他的生活雖然瑣碎，背景卻很徹底。方鴻漸有著能言善辯的口才，只是沒有行動能力，連在官場亨通的趙辛楣都稱讚方鴻漸說人很有聊，但是無用。方鴻漸在蘇小姐與唐小姐之間的言語周旋也表明了他的言語能力。只是方鴻漸行動能力的缺乏，讓他“和家庭、同事、妻子的關係卻每況愈下”的。說起方鴻漸生活的背景，他中日戰爭爆發背景下的歸國與逃難，在鄉紳與城市幾個家庭中的周旋，往返於上海與內地的行程，出於政治派別傾軋的離職等，背景都算不得瑣碎。《圍城》的開頭便磅礴大氣的交代出了歷史背景：“這是七月下旬，閤中國舊曆的三伏，一年最熱的時候。在中國熱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後大家都說是兵戈之象，因為這就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但是沒有行動能力的方鴻漸卻在如此大的歷史背景下，過的卻是被偶然性控制了的瑣碎與循環的人生。

《圍城》對現代中國人生存困境（繞圈子）的哲學探討，體現在方鴻漸身上便是“不徹底”。《圍城》中，方鴻漸對自己的不徹底有過一番趣談，這番趣談就發生在他跟蘇文紈的一次打趣之中：

方鴻漸誠心佩服蘇小姐說話漂亮，回答道：“給你這麼一講，我就沒有虧心內愧的感覺了。我該早來告訴你的，你說話真通達！你說我在小節上看不開，這話尤其深刻。世界上大事情像可以隨便應付，偏是小事倒絲毫假借不了。譬如貪官汙吏，納賄幾千萬，而決不肯偷人家的錢袋。我這幽默的態度，確不徹底。”

這段話雖然是方鴻漸應付蘇文紈的趣談，卻也無意中點中了“世界上大事情像可以隨便應付，偏是小事倒絲毫假借不了”的人所在世界的荒唐。我原來很疑惑，以方鴻漸的性格、學識和教養，在世間安然生存不至於會走到如此落魄的地步。經濟上尚沒有大的窘迫，精神上和感情上，的確讓人失望很多。看來，不光方鴻漸幽默的態度不徹底，他做人也很不徹底。

方鴻漸的運氣和不幸全部源自他的這種不徹底的態度：因為他的不徹底，他才有機會跟上海周家訂婚，未婚妻就抓緊機會死掉了，換來了一筆留洋費用；因為他的不徹底，留洋歸來的途中，才有鮑小姐暫且充當飯後甜點，又在一個春光無處可洩的時機，得到蘇小姐的賞識；由於他的不徹底，得到了貴人相助，無意中和趙辛楣成了莫逆，被三閭大學聘去做教授。也正是由於他的不徹底，他既放棄不了蘇文紈的勾引，也抵擋不住唐曉芙的質問，感情也終於雞飛蛋打；他好不容易和唐曉芙發生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戀愛，也正是由於他的不徹底，無疾而終；由於他的不徹底，他落入了孫柔嘉的婚姻圈套，並被三閭大學的師生排擠。這一切全在方鴻漸的意料之外，說白了，他頂多算是隨波逐流。諷刺的是，隨波逐流中的方鴻漸運氣不錯，只有當他決定堅持原則，才從報社辭職，和孫柔嘉的婚姻亮紅燈。

方鴻漸的確有本事減少一些處世的尷尬，這主要歸因於他的不徹底。而且方鴻漸的不徹底的確是他的可愛之處。有幽默感，隨意灑脫，像是一個真正懂得生活的人。可是這些性格上很應該得到賞識的特點，偏偏成了讓他一步一步致命的要害。方鴻漸隨意灑脫，哲學、文學、社會學等等都有接觸，儘可以在任何場合談笑風生；去三閭大學的一路上儘管艱難，與辛楣相伴，卻生出了不少樂趣：乘車，住店，吃飯，喝咖啡，邂逅妓女，刀光劍影的江湖卻在方鴻漸的點評之下，帶出了《湯姆·瓊斯》的英式喜劇味道。只是在中國，幽默感只是和情人朋友調笑的調節品，絲毫不能做和敵人關係的潤滑劑。在冰冷循環的大歷史長河中，無盡的在瑣碎中“繞圈子”的方鴻漸，終於將那點可愛與有趣，也給消磨掉了，成了人性中最可悲和最可惡的那一絲錯置的荒唐。

錢鍾書的確給了方鴻漸一次真正的戀愛，一次徹底的感情投入，這是方鴻漸的人生中最為徹底的一次重大事件和人生經歷。儘管這段感情剛開始，便夭折了。對於蘇小姐的專斷，唐小姐的質問，方鴻漸的口才沒有派上任何用場，儘管他敢在學校的演講上，談及西洋文明對中國的影響只留下兩樣揮之不去的東西，鴉片和梅毒。錢鍾書讓方鴻漸的這次徹底的感情，帶給他的人生經驗，其意義非凡。對於並不太表達同情心的錢鍾書，覺得總應該給方鴻漸一次徹底的愛戀，因為人生一世，每個人都有一次徹底愛戀的機會。儘管錢鍾書並沒有讓方鴻漸把這次徹底的愛戀進行到底。《圍城》中對方鴻漸和唐曉芙分手的片段有這樣描述：

她忙到窗口一望，果然鴻漸背馬路在斜對面人家的籬笆外站著，風裡的雨線像水鞭子正側橫斜地抽他漠無反應的身體。她看得心溶化成苦水，想一分鐘後他再不走，一定不顧笑話，叫用人請他回來。這一分鐘好長，她等不及了，正要分付女用人，鴻漸忽然回過臉來，狗抖毛似的抖擻身子，像把周圍的雨抖出去，開步走了。

歷史，在代表它的時間身上，僅僅出現幾秒鐘的差池，便有了徹底的改寫。如果非要從這些偶然性中找出歷史之必然，那就是偶然性才是造成人生圍城困境的最大因素。譜寫歷史的學者應該懂得偶然性在湯湯歷史長河中的巨大作用。方鴻漸和唐小姐分手前的細節，全都說明，瑣碎是決定生命和愛情（應該就是人性）的至關重要的東西。亂世的紛擾，人性的殘缺，圓滿只是偶然。瑣碎成了文化的困頓與破碎在精英主義者眼中的另一呈現形式。成於瑣碎，敗於瑣碎。

方鴻漸與唐曉芙的這次徹底愛戀的不徹底結束，在《圍城》中意義非凡，那就是表達陷入繞圈子的瑣碎人生，給人帶來的意義缺失。在《圍城》的序中，錢鍾書對於人生意義的缺失，表現出了極大的嘲諷。他一面交代自己所描述的人是動物性的人，一面對於“致身於國”、“還政於民”等的政治理想表示失望，“語言幻成的空花泡影”，然而他的書卻避開“精巧的不老實”，而是從瑣碎循環中，拋開“憂世傷生”的情懷，去“錙銖積累”地挖掘意義缺失的灰色人生的底子。

關於跟唐曉芙的這次戀愛，方鴻漸對孫柔嘉做過這樣一番感慨：他（方鴻漸）嘆口氣道：“只有你這傻瓜念念不忘地把她記在心裡！我早忘了，她也許嫁了人，做了母親，也不會記得我了。現在想想結婚以前把戀愛看 得那樣鄭重，真是幼稚。老實說，不管你跟誰結婚，結婚以後，你總髮現你娶的不是原來的人，換了另外一個。早知道這樣，結婚以前那種追求、戀愛等等，全可以省掉。談戀愛的時候，雙方本相全收斂起來，到結婚還沒有彼此認清，倒是老式婚姻乾脆，索性結婚以前，誰也不認得誰。”魯迅在他的短篇小說《在酒樓上》借呂緯甫之口，也表達過相同的描述：“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下，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都是精英主義者的錢鍾書因為沒有魯迅那樣執著於改造國民，因此同樣是像蒼蠅一樣繞圈子的方鴻漸，並沒有呂緯甫那樣頭腦清醒，對於可悲人生有著深切的認識，於是就更加深心靈的痛楚。繞圈子於方鴻漸，只成了一種悽愴、悲涼和嘲諷。

唐曉芙的愛情並沒有給方鴻漸失意落魄的倒黴生活裡增添任何光彩。曾經那些活過的方鴻漸們，一個接一個的，都死掉了，這便是不徹底和不堅持立場的方鴻漸。剩下最後一個依舊不徹底和不堅持立場的方鴻漸，在並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有感情的婚姻裡面，掙扎，失意。大歷史中的最卑微的人生便是這樣子吧？

錢鍾書在《圍城》的序言中說道，“在這本書裡，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事實上，小說《圍城》本身豐富體現出了中國知識界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複雜境地。儒家文化的崩壞情形下（在序中的抨擊考據癖及其方遯翁的身上，仍舊可見桐城派幽靈的影子），西學東漸，與方鴻漸等的留學歸來的情節有著一脈相承的吻合。方鴻漸並不是錢鍾書，作者試圖在小說中“自我消除”，來讓人達到真正的自由境地，這正好也迎合了時下上海孤島的圍困。錢鍾書是消沉的，他的人物終於要躍躍欲試。趙辛楣、蘇文紈和孫柔嘉便是躍躍欲試的“這類人”中最好的代表。別的那些小人物，像李梅亭，顧爾謙，汪太太等，不過是動盪歷史中倉促的一點黑幕，傳統文化所賦予的神性退卻，還原的是那點赤裸的動物根性。而趙辛楣、蘇文紈和孫柔嘉是帶著人性的。唐曉芙不算，她是仿盛世仿得最好的一首清純的詩，鴻雁一瞥，倏忽而逝。

趙辛楣恐怕是《圍城》中最可愛的一個角色，符合中國人選將、徵友和招婿的極佳人選。蘇文紈看他不上，只是她所代表的“文”一時為西學的浪漫欺騙了眼睛。趙辛楣自稱幹實事的人，只是他的務實是針對女人的，他的浪漫卻針對男人。所以儘管他嘲弄方鴻漸學哲學等於什麼都沒學，仍舊成了他的摯友；他的先痴迷蘇文紈，再痴迷汪太太，全都成了有始無終的遺憾。趙辛楣和方鴻漸的友誼，總帶些男性情誼的色彩，一方面是義所賦予中國男性間的浪漫主義所致，一面是中國男人在文化規則過於成熟下的不成熟心性所致。趙辛楣在實務上是機敏的，他總結的方鴻漸有趣而無用，準確到位；他也能一眼識破孫柔嘉是個“心機婊”，然而他的陷入情網卻盲目得很。可見趙辛楣自有盲區，可也不執著於認知和改造。方鴻漸應該能做他最好的朋友，天真漢生來就是權貴的網羅之物。

蘇文紈是權力和虛榮的動物，傳統“文”的留學鍍金後的象徵。多數傳統文人一面貪戀權力，一面粉飾人生，方鴻漸對其口至而實不惠的批判，構成了他們之間在飄搖不定的時代中情事遊戲的比喻。蘇文紈喜歡方鴻漸倒是真的，可是她哄騙了方鴻漸的一個吻，也是假借月色的朦朧和女性的嬌羞，半騙半強來的。方鴻漸與唐曉芙的戀愛，是借了蘇文紈的力的。假若男女間的情事是政治，蘇文紈對大局的把握準確而得當。當蘇文紈得知方鴻漸另有所戀，立刻動用手段，拿出殺手鐧，離間了方鴻漸和唐曉芙的愛情，相愛的人最經不住誤解，或者說，一旦“文”有了缺失，只剩下赤裸的真相，是不利於愛情的生髮的。蘇文紈並不痴情，把方鴻漸連帶趙辛楣一起，棄之如敝履，轉嫁愛慕她的曹元朗，日後再以偷情的方式籠絡趙辛楣。她選夫婿就如同政客找投資人，顯示出中國文人的功利主義特色的一面。《圍城》中還不忘了給蘇文紈的這種權力之選，罩上一層虛榮的浪漫：

病中幾天，蘇小姐天天來望她陪她，還告訴她已跟曹元朗訂婚，興頭上偷偷地把曹元朗求婚的事告訴她。據說曹元朗在十五歲時早下決心不結婚，一見了蘇小姐，十五年來的人生觀像大地震時的日本房屋。因此，“他自己說，他最初恨我怕我，想躲著我，可是——”蘇小姐笑著扭身不說完那句話。求婚是這樣的，曹元朗見了面，一股怪可憐的樣子，忽然把一個絲絨盒子塞在蘇小姐手裡，神色倉皇地跑了。蘇小姐打開，盒子裡盤一條金掛鏈，頭上一塊大翡翠，鏈下壓一張信紙。唐小姐問她信上說些什麼，蘇小姐道：“他說他最初恨我，怕我，可是現在——唉，你這孩子最頑皮，我不告訴你。”

孫柔嘉是心機動物，方鴻漸說她“千方百計”，是戳中了孫柔嘉的痛處的，也偏偏被孫柔嘉支招化解了。她的拆招方式是，我也就對你千方百計，意思是換了別的男人，實在不配。愛情是化解生硬現實的妙招，孫柔嘉是愛方鴻漸的，只可惜在精英主義者錢鍾書眼中，愛情有些過於渺小。他已經慷慨給予過方鴻漸一次愛情，絕不肯再次施捨。孫柔嘉在船上的時候就被趙辛楣識破了真相，在三閭大學又正面上演了一番網羅方鴻漸的大戲碼，覺得方鴻漸又遇上趙辛楣，恐怕籠絡不住，又謊稱懷孕，逼他結婚。偏偏錢鍾書又特意安排了一場孫柔嘉和蘇文紈見面的場景，時值孫柔嘉剛配置了一套新衣服，信心大增，結果在蘇文紈高高在上的俯視之下完敗。兩個女人雖然有同等程度的虛榮，然而權力級別卻不在一個層面上。這時候的方鴻漸仍舊被兩個女人愛著，仍舊被趙辛楣這個老友袒護著，忍受些委屈也就罷了，只是孫柔嘉，像一個全不招人待見的外室，錢鍾書對她進行了一次血淋淋的精神謀殺。即便如此，孫柔嘉終於對方鴻漸發出憤怒的聲討“Coward！Coward！”

《圍城》最後一章的風格大變，有接近尾聲的洪荒般勢不可擋的倉促。方鴻漸在婚後終於放下了他的“玩世不恭”，認認真真的生活起來。他的趣味與可愛——他的性情中的唯一美妙之處——也終於在這動盪年月裡消磨殆盡了，身邊只留下一個孫柔嘉，困在孤島般的上海。在報社他嚴肅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立場而被迫離職；家庭中他既憎惡自己傳統的封建大家庭，又憎惡孫柔嘉與她姑母建構起來“資本家走狗”的家庭。他仍舊被各種圈子排擠在外，處於一種深夜街頭飄搖的灰色地帶，一種無歸屬感的落魄。堂皇而現代的上海的街頭，恓惶的方鴻漸不由得要把自己比作笨樸的玩具，大歷史與小人物又來了一次生死交錯：

窗外站一個短衣襤褸的老頭子，目不轉睛地看窗裡的東西，臂上挽個籃，盛著粗拙的泥娃娃和蠟紙粘的風轉。鴻漸想現在都市裡的小孩子全不要這種笨樸的玩具了，講究的洋貨有的是，可憐這老頭子，不會有生意。忽然聯想到自己正像他籃子的玩具，這個年頭兒沒人過問，所以找職業這樣困難。

笨樸的玩具與陳腐的文化，如出一轍，隱藏著時代的虛無和憂鬱，折射著中國從近代向現代艱難蛻變後那絲國人的憤怒、怨懟，仇恨，悲情，乃至訕笑和戲謔。可是，人的身世如何，是來不及過問的。

我常常走過北京的地下通道和地鐵口，聽到胡琴的悠揚聲，是鄉土中國的一絲遊魂，總要忍不住駐足，對於衣衫襤褸的人，也沒有投下半分錢。我們是文化至上主義者，我們生來是為了承載文化的，當文化對現實投射不足而又無可補償之處，人也精赤條條的，落魄至此。他自己無論如何是可以活著的，即使死了，也是文化過往的工具，而又引發了你身世飄零的悲懷，這就夠了。我們就是靠錯位的荒誕來確認自我生存的真實意義。方鴻漸在文化與現實的錯位中，已然傳達出來了人生中“缺失”的意義。再一次，文化是家中那隻祖傳的老鍾，現實已經發生了遽然的變動，於是“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的荒誕才變得“諷刺和感傷”。

那隻祖傳的老鍾從容自在地打起來，彷彿積蓄了半天的時間，等夜深人靜，搬出來一一細數：“當、當、當、當、當、當”響了六下。六點鐘是五個鐘頭以前，那時候鴻漸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勸她別再為昨天的事弄得夫婦不歡；那時候，柔嘉在家裡等鴻漸回來吃晚飯，希望他會跟姑母和好，到她廠裡做事。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

錢鍾書在小說中的消隱，是知識精英的困頓和焦慮，但是給《圍城》寫序的楊絳女士卻勾勒出了一個更為天真的錢鍾書和更為真實的《圍城》世界。在楊絳女士的文筆中，人性更為可愛，和《圍城》中人性殘缺和道德困頓互為彌補，是為夫妻篇。

閱讀更多 鑄與劍 的文章

關鍵字: 小說 錢鍾書 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