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其原名中文直譯為瑪提歐·利奇，利瑪竇是他的中文名字，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最早開拓者之一，而且他還是一位對中文以及中國典籍有著極深造詣的西方學者，所以利瑪竇能夠在傳教的過程中，與當時的朝廷重臣、社會名流交往頻繁，且極受尊重。
正因為這樣，雖然依照明朝的慣例，客死中國的傳教士必須遷回澳門神學院墓地安葬，但在在內閣大學士葉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皇帝最終恩准利瑪竇在北京阜成門外下葬，並賜予墓地。
利瑪竇的墓地至今仍存在，位於北京市委黨校院內的滕公柵欄。這讓我們得以看到在利瑪竇的墓碑上刻有拉丁文和中文兩種文字，就像他的人生一樣，與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不可分離。
15世紀末，美洲新大陸的發現，極大地刺激了歐洲各國的殖民慾望，在武力擴張的同時，思想同化也在同步進行。因此，基督教的傳播就成了海外殖民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羅馬教廷為了擴大天主教的影響範圍，彌補在歐洲宗教改革中受到的損失，提出了“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的口號，在思想和行動上全力支持葡萄牙、西班牙等天主教國家的擴張運動，派出大量傳教士前往海外。
這些傳教士分屬天主教的不同修會，在當時的海外傳教事業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修會就是耶穌會。耶穌會由西班牙貴族羅耀拉於1534年在巴黎創建，組織極為嚴密，倡導為天主教事業徹底奉獻的精神，在管理上有軍事化的特徵。我們今天這本書的主人公利瑪竇，就是耶穌會的一員，在他出生之前，耶穌會就已經把傳教目標瞄準了中國。
耶穌會在東方的傳教事業進行得並不順利，史景遷依據史料，在書中對這件事有詳細的描述。比如耶穌會首先把主攻對象定為印度，但在進入印度後，耶穌會大失所望，在他們看來，印度人品行低劣，只比“兇殘的野獸”好一點。而且印度極端炎熱的氣候和四處蔓延的疾病，也讓傳教士們望而生畏，很多人因為這樣故意不認真學習印度語言，生怕學好了會被派過去。
再比如史景遷寫到，在印度遭遇困境後，耶穌會又把目標瞄準了日本。在沒到日本前，耶穌會收到的消息說，日本人是“樸實而虔誠的民族”，但在接觸後，他們卻認為日本人是“世上最虛偽和不誠實的人”，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對教義的看法與掀起宗教改革的路德宗非常相似，這是天主教所不能容忍的。
所以，在經歷了印度與日本的不順利後，耶穌會才把目光轉向了中國。這倒不是因為耶穌會覺得中國人要比印度人和日本人差，而是正相反，他們認為中國人是完美無缺的。史景遷就在書中提到，負責遠東地區教務的範禮安在寫給耶穌會會長的信中提及：中國人熱愛學問、衣著整潔、飲食精細等。但因為當時正值明朝的中國，一直抱有“大陸孤立主義”，這讓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成為不可能的奢望。
不過事情在利瑪竇被派往中國前有了轉機，明帝國在隆慶皇帝的時代解除了海禁，海洋貿易因此繁榮的同時，口岸政策的放寬，也讓傳教士光明正大的進入中國有了可能。就這樣，在1583年，31歲的利瑪竇與同事一起從澳門出發，進入中國大陸。
利瑪竇與同事們的第一個落腳城市是廣東肇慶，這裡與澳門的直線距離有100多公里。或許你會以為利瑪竇這是偷偷摸摸混進來的，因為肇慶在現在來說，並不是一個大城市。但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的內地民眾，對已經改變生活傳統與價值觀的澳門華人都抱有敵意，更別說是連長相都不同的外國人了，所以傳教士們一定要獲得官方的許可，才能安全的在中國大陸活動。
而且肇慶在當時並不是一個小城市，不僅管轄著一州八縣，還是兩廣總督的辦公駐地。當時的兩廣總督在收受了超過一千達克特的禮物後，還堅持索要了一座精緻的西洋鍾，才同意了傳教士們的居住請求。達克特是古代歐洲的一種金幣，一千達克特大概是3.5公斤黃金。而除了總督外，傳教士們對當地其他官員肯定也少不了打點，可見利瑪竇與同事們為了在肇慶住下來，真是沒少花錢送禮。
倒不是給貪汙受賄找藉口，但這些官員在收禮的同時，也確實頂著巨大的壓力。除了剛剛說過的文化差異外，因為經常有從澳門傳來的謠言說，耶穌會已經與葡萄牙、日本、荷蘭等國結盟，準備侵略中國，所以本就長期遭受倭寇侵擾的肇慶民眾，對可能挑起戰爭的外國人更是充滿敵意。如果官員們不做好安撫工作，很容易引起民眾暴亂。
但就算有官員的支持，傳教士們在肇慶的生活也並不舒適。史景遷就在書中舉過很多事例，比如利瑪竇不論是租住還是購買房屋，都會受到中國人的歧視，很多時候需要官方的插手才能解決；而在居住下來後，傳教士們也經常會受到當地人的騷擾，像是被小孩子扔石子打壞屋頂門窗這種事，可以說是頻發得不值一提。大家不要以為傳教士遇到的都只是麻煩而已，因為民眾對傳教士的敵意，在某些特定時刻的爆發，甚至會危及生命。
書中提到，利瑪竇在1589年移居韶州後，因為當地遭遇嚴重旱災，而且匪盜肆虐，憤怒的民眾就把利瑪竇當做發洩對象，認為一切災禍都是這個洋人帶來的，幾十個年輕人手持兇器襲擊了利瑪竇的住所。利瑪竇在逃跑時弄傷了腳踝，落下了十幾年的病根。
當然，民眾把利瑪竇認作發洩對象也是有原因的。因為傳教士們在生活中出手闊綽，卻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收入來源，比如做生意等，再加上時時宣傳宗教，所以在很多人看來，傳教士都是會魔法的人。利瑪竇離開肇慶，就有謠言說是因為利瑪竇拒絕當地官員交代鍊金術的秘密。這樣一來，本就被中國人敵視的傳教士，為天災人禍背鍋也就沒什麼稀奇了。但實際上，傳教士的錢除了來自修會的支持或者澳門商人的援助，還有他們自己隱秘進行的商業投資。
而利瑪竇之所以離開肇慶，其實是因為當地民眾懷疑他向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傳遞軍事情報。雖然這是出於民眾的想象，但實際上，利瑪竇在中國活動的過程中，確實一直抱有軍事戰略家的眼光去觀察一切。
利瑪竇臨終前撰寫的《中國札記》中，明確寫到了軍艦該從什麼地方進入中國內地。而在西班牙國內，也一直都有是否該對中國動武的討論。所以，中國與西方文明在接觸之初，就充滿了因陌生而帶來的猜疑與敵意，同時，這些猜疑與敵意又不是完全的空穴來風。
從此天主教伴隨著利瑪竇開始在中國大陸上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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