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中国大部分基层地方政府，在GDP主义至上时代种下的财政恶果开始显现。
关于这一点，最近有两个事件值得关注：
1、上个月底，安微六安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师讨薪事件，引发了舆论的声讨，以至于还惊动了央视网、澎湃新闻等一众官方主流媒体；
2、前几天，湖南中部小城耒阳被曝出公务员5月份工资迟迟未发；6月5日，耒阳官方阐述了红头文件解释工资延迟发放的原因——国库库存资金严重不足。
原本被看作是“铁饭碗”的工作人群，先后陷入讨薪、欠薪的窘地，而且这也并非是个例。由此可见，当下中国基层政府财政状况的窘迫程度。
安徽六安也好，湖南耒阳也罢，接连出现的讨薪、欠薪事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它们的爆发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经济发展真理：债务——投资驱动型经济模式和资源依赖型经济模式，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已经日薄西山了。
大家都知道，地方政府搞经济发展，是需要钱的。但并非全国34个省份、333个地级市，个个都如北上广深杭一样富的流油。
没钱怎么办？一是伸手向中央，这也就是常说的“跑部钱进”；但不存在地方政府要钱就给啊，在中央不管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两外一种办法——举债发展。
从智谷趋势整理的数据上来看，安微六安，是一座典型靠债务—投资驱动型经济模式来拉动GDP增长的城市。其固定投资额度一直在稳步增长，从2010年的490亿到2017年1200亿，固定投资额度与GDP的比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0%。
这种经济模式的本质是什么呢？
在大量的财政投资下，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走GDP快速增长的捷径，企图以高成本负债来获取经济的持续增长。
解局君之前说过，这种依靠基础设施建设走GDP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经济上行的经济大环境下的，而今的经济现状，明显已经进入了缓慢的下行空间，故而当走捷径冲起的浪潮散去后，展现沙滩上的，不是满眼辉煌而是一地狼藉。
就拿安徽六安来说，当初在发展经济时，投入的白花花的银子，不但收获不到与之对应的投入产出比，反而在远超自身实际负担能力的负债下，直接化为了资产负债表上不断增长的数字，入不敷出成为现实，以至于爆发了轰动全国的教师讨薪事件。
其实，这都是当初“GDP大跃进”留下的后遗症。
在上一轮经济发展周期里，洋洋洒洒的四万亿，外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债务——投资驱动GDP增长的发展模式格外吃香，也备受各个地方政府看重；但是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国家抓紧去杠杆，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地方政府债务始终抱有高度警惕；故而，再想玩这种举债跃进的经济游戏，恐怕是行不通了。
安徽六安爆发的这次教师讨薪潮，其实不过是将基层政府过度举债发展的恶果暴晒在了阳光底下。
再来看湖南中部小城耒阳，耒阳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其煤炭等矿产资源为十分丰富，是全国百强产煤市（县）之一，也是湖南省最大的县级能源城市；依靠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耒阳在湖南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甚至一度跃升至湖南省各县级市经济排行榜的前五，被誉为“湘南煤都”。
从耒阳市政府公布的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其预计全年完成GDP452.1亿元，同比增长5.1%；完成财政总收入22.17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5.32亿元，增加1.62亿元，增长11.84%；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31858.48元、18770.79元，增长8.2 %、7.5%……
这样下来，耒阳应该是形势一片大好啊，怎么会拖欠公职人员工资呢？但事实上，知屋漏者在宇下。
对于耒阳本地人来说，这几年耒阳的第二产业即以煤炭等矿产资源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持续在衰退已无需多言了，这一点在数据上也得到了证实。
2011年耒阳一、二、三产业比值分别为：15.66%、47.38%、36.96%，而到了2017年，则变成了：15.0%、34.5%、50.5%。
短短6年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2.88%，由此可见，耒阳以煤炭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正逐年疲软，产业发展结构已经失衡。
针对耒阳的这种现状，刘晓博先生就直言：这样一个四线城市，其产业结构竟然比很多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还“未老先衰”。第三产业占比明显太高，高得让人胆颤。第二产业占比下滑太快，快的让人心惊。
故而，耒阳GDP的“正常增长”，掩盖不住财政的下滑。一个边远的四线城市，正在迅速地“产业空心化”！
从东北的大庆、鞍钢、鹤岗、伊春，到山西的太原、大冶，西北的克拉玛依等等，再到如今中部的耒阳，可以预见的是资源依赖型经济模式明显已经要被淘汰了。
耒阳此次欠薪事件的爆发，更多的是给众多还在吃老本不思谋变的资源型城市敲响了一个警钟。
六安也好，耒阳也罢，这些案例的出现其实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很小的，但它们的象征意义大过于实际意义，就如同把两颗石头扔了河里，那泛起的涟漪正在提醒你——环境变了，有些东西已经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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