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就农业问题发出1号文件。
这些文件分别是：1982年1号文件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它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1号文件名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赞扬它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1号文件名为《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它强调要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决定承包农民的土地15年不变。1985年1号文件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为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1986年1号文件名为《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部署》，它强调要在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抓好发展和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增强农业后劲准备了前提条件。
为什么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就农村问题发出1号文件？这里面既有偶然的原因，也有必然的原因。说它必然，这是因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直十分关注农村问题，邓小平也多次强调农村的发展一靠科学，二靠政策。只有中央适应农村需要出台相应政策才能加快农村的发展。说它偶然，是因为这份文件的最后发出时间恰好在年初。
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杜润生起草了这份农业新文件的初稿，并在1981年12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审议，但是会议文件最后审定的时候已到年终，因此便作为1982年的1号文件发出了。这本来是巧合，但因为1982年1号文件发出后反响特别强烈，深受农民拥护。鉴于此，胡耀邦指出“今后一年搞一个农村工作的座谈会纪要”。中央书记处决定此后每年末开农村工作会议，年初发1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逐渐形成惯例。
连续五个1号文件之所以会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是因为，五个1号文件是反映亿万农民意愿、引导亿万农民去开创新局面的强大武器，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五个一号文件的最大特色不是制定政策、作出规定来规范农民行动，而是一步一步按照农民的意愿和实践中的创造，完善自己政策，引导农民向前开拓改革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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