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風險總體可控,對沖外部風險關鍵在於深化改革|宏觀經濟

徐忠: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风险总体可控,对冲外部风险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宏观经济

近期,我國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加,全球貿易摩擦尤其是中美貿易爭端加劇,美聯儲加息引發新興市場經濟體資本流出壓力;國內結構性去槓桿引發對風險暴露的擔憂,各方對中國經濟未來走勢出現一定的分歧。

徐忠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金融運行中呈現的一些問題,是新常態下邁向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陣痛,中國經濟潛力大、韌性強、內需足的基本態勢沒有改變。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的挑戰,關鍵是推動國內改革特別是財稅體制改革,著力改善營商環境,完善產權保護。只有加快關鍵領域改革,才能真正激發市場主體的信心,穩定市場預期,也才能有效對沖外部風險,鞏固高質量發展良好勢頭。

一、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內需足

當前我國經濟基本面良好,經濟增長保持韌性,總供求總體平衡,增長動力加快轉換。內需對經濟的拉動不斷上升,外貿依存度顯著下降,消費的貢獻度持續在60%以上,應對外部衝擊的能力增強。

一是國內消費體量增長、結構優化,是經濟增長的壓艙石。居民收入水平持續提升必然形成巨大的消費需求。不完全統計,中國已有4億多人的中等收入群體,而且還在迅速增長中。富裕家庭(4.6萬美元以上)以及富裕中產階級(年可支配收入在2.4到4.6萬美元之間)的增長,必然形成中國經濟的巨大內需。精準扶貧成效卓著,社會保障覆蓋面持續擴大,都會對居民消費有顯著的拉動作用。總量擴張的同時,消費結構升級步伐加快,2018年前二個季度,吃穿基本消費比重繼續下降,服務消費比重繼續提高,人們對於醫療、教育、養老的消費需求顯著增長,服務將成為消費增長的主要引擎。

二是產業鏈完整,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強。中國具備完整的工業體系。在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舉的全部39個工業大類,191箇中類,525個小類,都能在中國找到。完整的產業鏈一方面帶來了產業集聚、低成本的優勢,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分散風險,抵禦外部衝擊。單個產業面臨外部衝擊,不會對經濟整體產生系統性影響。近年來,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外部衝擊時暴露出脆弱性,相當一部分與產業結構單一、“偏科”有關。同時,我國不斷融入全球分工體系,是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全球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也較高。近年來,儘管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有所下降,但大量企業仍將中國作為重要的生產基地,這表明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地位難以替代。

三是中國是一個經濟總量僅次於美國的大國,西方不亮東方亮。中國地域廣闊,不同地區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發展水平上存在差異,在國內統一市場下能優勢互補、梯度發展、優化資源配置,在面臨外部衝擊時有較大回旋餘地。近年來,一些地區(如東北)經濟發展遭遇暫時困難,但也有一些地區(如長三角、珠三角)表現出較強的經濟活力,中西部地區發展勢頭也日益強勁。在堅持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地方探索的積極性,就能充分發揮大國優勢,有效抵禦外部衝擊。

四是改革紅利潛力巨大。隨著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人口紅利逐步消失,生產要素的成本優勢降低。但近年來,中國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體制性結構性矛盾,解放生產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質量不斷改善。事實上,我們測算的中國全要素生產率2016年以來已止跌回升,只要下決心推動一些關鍵領域改革,就能在高水平上持續釋放增長潛力,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提質增效。

二、去槓桿進展順利,槓桿壓力主要在政府及相關部門,總體風險可控

2017年之前的一段時期,我國宏觀槓桿率上升較快,2012-2016年年均提高13.5個百分點,債務風險“灰犀牛”引發各方關注。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將“去槓桿”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之一。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經濟穩中向好及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2017年我國宏觀槓桿率上升速度明顯放緩,全年上升2.7個百分點至250.3%。其中,企業部門槓桿率為159%,比上年下降0.7個百分點,政府部門槓桿率為36.2%,比上年下降0.5個百分點,住戶部門槓桿率為55.1%,比上年高4個百分點。

槓桿壓力主要在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風險總體可控。單純從數字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槓桿較高,但實際上大量非金融企業的債務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國有企業的債務。據IMF測算,2016年如果考慮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中國廣義口徑政府部門槓桿率為62.2%,已經超過歐盟警戒線標準。但需要指出的是,與美國次貸危機源於次貸等基礎資產質量惡化不同,我國政府部門擁有國有企業股權、土地等大量優質資產,償債能力較為充分,只是因為體制機制沒有完善,才可能出現“政府風險企業化,財政風險金融化”的風險。此外,儘管目前去槓桿過程中一些金融風險正常暴露,但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仍保持穩健,不良率較低,剔除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國有企業的非金融企業槓桿率逐漸下降,前一時期居民部門槓桿率上升較快的勢頭也得到初步遏制。總體看,風險是可控的。

三、對沖外部風險關鍵在於深化改革

作為大國,我國經濟韌性好、潛力大、內需足,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強,關鍵是要深化國內關鍵領域的改革,維護消費者、投資者的信心,才能避免外部衝擊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去槓桿應從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入手,硬化預算約束,從而推動資源優化配置,進而推動新動能不斷髮展壯大。

第一,要下決心推動財稅體制改革。我國高槓杆風險的根源在於財稅體制改革滯後。無論是政府本身的隱性債務,還是高槓杆的國有企業,以及近年來居民槓桿率上升較快,財稅體制的缺陷是重要原因。中央地方財政關係一直沒有理順,地方政府融資“正門未開、後門難堵”。 省級政府代市、縣政府發債,中央審批額度,舉債、支出權責不對等,催生中央財政兜底幻覺,導致“剛性兌付”和道德風險。從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實踐看,無論是之前平臺大量替政府負債,還是近年來平臺債務置換為政府債務之後,各類隱性債務仍大量氾濫,包括近期在最嚴厲的23號文下,我們調研發現,一些地方仍有不少新的改頭換面的隱性債務冒頭,這些事實都一再證明,央地財稅關係不理順,地方收支缺口過大,特別是沒有穩定的稅收來源,單靠簡單釐清政府和企業債務邊界,單靠行政手段控制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結果必然是按下葫蘆起了瓢,差別只是債務在形式上,從政府轉到了企業,由財政轉到了金融,表面上政府槓桿率下來一些,實質上整體債務風險反而更為嚴重。

如何理順央地財政關係的目標,十九大報告說得很清楚,就是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權責清晰並不容易做到,區域均衡主要靠轉移支付,財力協調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要靠健全地方稅收入體系和發債體制。其中的關鍵改革,就是要設法將一部分土地出讓金,用房產稅來替代。房產稅要搞起來,關鍵是兩點,一是在改革路徑上,應當試點先行。試點既可積累經驗值,又能避免出大的風險。二是更為關鍵的,要有激勵措施。可以考慮將房產稅收入規模與地方債發行額度掛鉤,甚至房產稅償債收入不足部分,中央可以發行特別國債給地方配資。這樣一筆房產稅,實際相當於數倍於土地出讓金的舉債能力。這在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負擔較重,相當程度上需要借新還舊解決債務風險的情況下,房產稅作為能否舉債的關鍵因素,激勵力度較大。

除了將房產稅試點作為地方政府未來舉債的重要依據外,還可考慮發行特別國債,幫助地方政府化解債務風險。但凡在限期債務清理中申請中央財政救助的,都要對地方政府進行審計、問責,同時大幅消減其財政性融資權利,採取類似上級財政接管的特別措施;凡在限期內自主解決債務問題的,通過出售國有企業股權等優質資產化解債務風險的,可以減輕問責,也不限制其財政融資權利。

在採取以上過渡性措施的同時,相應的事權支出責任劃分、預算體制改革也要加快進行。從而逐漸形成“一級政府、一級財政、一級預算、一級稅收權、一級舉債權”新體系,各級政府的財政相對獨立、自求平衡,放鬆中央政府對債務額度的行政性約束,由地方人大自主決定發債額度、期限,徹底打開地方政府規範融資的“正門”。同時完善治理體系,提高債務信息透明度,更多發揮金融市場約束作用。

第二,深化放管服改革,改善營商環境。世界銀行2018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儘管近年來中國營商環境大幅改善,但中國在全球190個國家和地區中僅排78位,創業營商便利排名93,建設許可排名172,稅收排名130,這顯然跟大國的地位是不相稱的。特別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貿易摩擦等外部環境衝擊極有可能成為常態,更需要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在改善營商環境上下功夫,以穩定投資者預期和信心。

第三,財政政策應在去槓桿中發揮更大作用。財政政策結構調整的核心政策。當前去槓桿過程上暴露出的結構性問題,歸根到底要靠財政政策解決。事實上,今年中央財政赤字率為2.6%,低於往年3%的水平,無論是從中央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還是從赤字率看,均有較大空間,一些地方財政也盈餘較多。在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的背景下,貨幣政策宜穩健中性,財政政策應相對積極、不宜緊縮,而是要發揮其結構調整的核心功能,既防止總需求下滑過快,又在去槓桿的同時優化槓桿結構,補齊短板。

第四,需要進一步明確解決體制性結構性問題不能過度依賴貨幣政策貨幣政策不能包打天下,尤其是在外部衝擊日益增大的環境下,貨幣政策內外平穩的壓力較大,迴旋餘地越來越小。儘管貨幣政策在引導資金流向上能夠發揮一定的暫時性作用,但畢竟是總量政策,在解決結構性矛盾上天然不具備優勢。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很可能會以流動性掩蓋信用風險,以低利率掩蓋低下的投資回報率,最終除了越來越倒逼貨幣環境寬鬆外,對既有的結構性問題未必真正有效,還可能“火上澆油”。要留下好槓桿,去掉壞槓桿,貨幣政策最大的作用,仍是維持穩健中性的貨幣環境,至於解決結構性問題,只能通過供給側性結構性改革。

此外,對影子銀行要嚴控增量,逐步化解存量,存量化解可通過證券化以及金融機構補充資本金的同時有序回表,保持或增強支持和服務實體經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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