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國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王朝，至今令人神往，因為其在古代諸王朝之中，獨有一股國際化的魅力。此魅力一大表現，則在於其文化藝術的“中外合流”，當唐詩大量傳入異域他鄉之時，異域他鄉的舞蹈音樂也在踏著節拍進入長安，其中有一舞樂，特別馳名，這種馳名度，很大程度上又在於，它有一批十分有名的舞者：唐玄宗、楊貴妃、安祿山……
西域舞
中華舞樂的歷史源遠流長，在上古時期，就已有許多的舞樂出現，如伏羲氏時期的《扶來》，神農氏時期的《扶犁》，少皞氏時期的《九洲》等，但這些舞樂都有一大特點，或者說一個侷限點：實用性。
按照今天人們的理解，舞樂是拿來放鬆的，不求實用性，但求娛樂性。上古時期則不然，彼時的人們，所創舞樂，多為祭祀求神之用，姑且可以稱之為“神舞”。這些“神舞”都有一套規矩，不是隨便哪個人隨便哪個時候想跳就跳，而且跳了之後，還會被認為可能影響天下安危。
這種實用性的舞樂風格，在夏商時期一度受到巨大的動搖，這兩個王朝的文化帶有濃重的去實用性色彩，娛樂化的舞樂，曾經佔據主流，考古所發掘的商代墳墓中，殉葬者就多有從事此類舞樂之人。這種變化的原因，大約在於夏商時期，上層階級可運用的權力與資源達到了一個節點，讓他們得以去追求“聲色犬馬”。
待到西周建立，中華舞樂的風格，又回到了實用性的路子上來。傳說中那位功德堪比天地的周公旦，在制定分封制等綱領的同時，也將舞樂當作了天下的秩序之一。周天子能欣賞的舞樂，一個諸侯王是絕無資格去效仿的，否則就是謀逆。而即便是周天子欣賞的舞樂，也是嚴肅莊重，容不得有半點的輕佻。
只是這種舞樂，事實上並不受人歡迎，特別是那些諸侯，大多是強忍睏意，在眼皮子打架中撐過去。與此同時，民間的舞樂卻在以另外的路徑在發展，不同於天子、諸侯所享受的宮廷舞樂，民間舞樂沒有那麼多的政治任務要負擔，娛樂性就是最大的任務。
如戰國時期的魏文侯，就曾表示：“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我一聽那種宮廷舞樂，就害怕會打瞌睡，一聽鄭國、衛國傳來的民間舞樂，就興奮得不知疲倦。
齊宣王則曾在孟子面前坦陳：“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我對那些乾巴巴的宮廷舞樂全無興趣，我喜歡的是輕鬆有趣的民間舞樂呢！
故而，儘管孔子哀呼：“禮崩樂壞”，中華舞樂，特別是宮廷舞樂的潮流，依然在不可阻擋地朝著娛樂化方向發展。
彼時便有一種頗具娛樂性的舞樂，存在於距離中原地區千里之遙的地方，那就是西域舞樂。根據考古發現，這片廣袤而神奇的土地上，舞樂存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西域分佈著眾多的民族，文化多元而不單一，政治鬆散，舞樂也就甚少有官方的條條框框來加以限制，在技藝上自然有長足發展。這種技藝的代表，就是將舞樂中極具表現性的“旋轉”動作，在音樂配合下，練習到讓舞者如風一般的地步。
那就是“胡旋舞”的意思：西域胡人所跳之舞，特點是旋轉如風。
只不過，這種西域舞樂傳入中原，尚需時日。在齊宣王追求娛樂化舞樂之後大約兩百年，方才有一位張騫，受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開啟“絲綢之路”，讓西域舞樂隨著使者、商旅，走過沙漠，到達中原。
“胡旋舞”一詞，最早出自於晚唐歷史書籍《通典》，但這並不意味著其舞也是晚唐時期方才傳入。按照史書記載，在西漢中後期，宮廷之中就有若干舞者很可能習得了“胡旋舞”的技藝。比如那位絕色的趙飛燕，史稱其能在一掌之地起舞，那麼起舞的方式，大約便包括旋轉。到了東漢時期，西域舞樂更是盛行，如那位“鼎鼎大名”的漢靈帝，便是：“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
隨後中華歷史步入了三國混戰時代，短暫的西晉，以及長達三百餘年的亂世，大量異族遷居中原，帶來許多異族文化，對中原文化造成強烈衝擊，待到大唐王朝建立之時，唐太宗下令所定的宮廷音樂十部中，便只有兩部屬於傳統意義上的漢樂，其餘多為“胡樂”。
大唐亂
前文所言“胡旋舞”乃是廣義，是對於西域舞樂一種代表技法——旋轉的統稱，狹義所言“胡旋舞”則是在大唐王朝時期，由西域康國所傳來的一種西域舞樂。
西域康國，大約位於今日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城，屬於中亞地界，距離彼時的長安至少有兩千公里之遙。在古代，這是一個可怕的距離，但更可怕的是，早在西漢時期，中原王朝的影響力就已遠至那裡，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就通過這裡中轉，彼時康國名為康居。到了大唐王朝時期，此國連同另外八國歸附，稱為“昭武九姓”。由於地處“絲綢之路”的中間地段，又是希臘羅馬文化、東方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諸文化的交匯之地，“昭武九姓”在舞樂上很有一套，其中特別有一套的，就是康國的“胡旋舞”。
這種“胡旋舞”，除了具備西域舞樂所有的旋轉特性之外，還具有更多複雜動作，且要與獨特的音樂相結合，並非只是簡單的旋轉那麼簡單。舞者所穿服飾，也是極具特色的西域服飾。表演形式也多變，有一人獨舞，有兩人對舞，還有多人團體舞。
這是一種高難度的舞樂。
沒難度誰看？周公旦留下的舞樂之所以遭到諸侯們的厭棄，除了缺乏娛樂性，還在於缺乏動作上的難度，而動作上的難度，也就是舞蹈的技巧性，是需要舞者付出相當長的時間與精力，加上天賦，進行訓練所獲得的獨門技藝。從這個角度來講，舞與武，有類通之處。
何況要學習胡旋舞，除了習得那些舞技之外，還要通胡語，唱胡樂，穿胡服……
這種高難度舞樂起初流行於大唐王朝的宮廷，而不是民間，是因為彼時有一位文藝氣息濃郁的帝王——唐玄宗。
作為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兼有“明君”與“昏君”兩種矛盾特徵的帝王，唐玄宗在能力與才華上，自然非尋常之輩。除了傳統的書法、文學等等門類外，他在舞樂上也很有造詣，史稱他擅長琵琶、笛子、蕭等當時的主流樂器，還是一位作曲作詞人，留下了《霓裳羽衣曲》《小破陣樂》《春光好》《秋風高》等百餘首名曲。雖然未見有關於他起舞的記載，但很可能只是因為貴為天子，他不能隨便亂跳罷了。
他不能跳，自然有人為他而跳。
在唐玄宗所傾心的舞者中，第一人選就是楊玉環。楊玉環的大名，自不用多說，需要說的是，她在舞樂藝術上的造詣，高超到足以讓當年的趙飛燕汗顏，因為其所擅長的舞樂形式不僅很多，還能引領數十名舞女同時表演，“胡旋舞”正是她的拿手好戲，那麼也就意味著她通胡語、胡樂。這番起舞的豔麗場面，以李白之詩才，也難以將其十分之一表現出來：“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楊玉環之後，唐玄宗所欣賞的舞者，卻是一個醜陋又險惡的傢伙——安祿山。
按照史書記載，安祿山在唐玄宗面前大跳“胡旋舞”，而且也是旋轉如風——“乃疾如風”，似乎在技藝上絲毫不亞於楊玉環。但史書同時記載，此人是一個體重在三百斤以上的胖子，而那“胡旋舞”是一種動作難度極高的舞，安祿山是胡人，唱胡樂並不成問題，但成問題的是他體重三百多斤怎麼還跳得旋轉如風？
史書中的記載有人相信，也有人覺得蹊蹺——會不會是這種情況：安祿山明知自己“身寬體胖”，是一個演丑角的好料，不適合去跳什麼“胡旋舞”，卻要故意在唐玄宗面前表演這種高難度舞樂，為的就是博得聖上一笑之同時，讓其對於自己為了滿足聖上愛好不惜“犧牲一切”的精神所感動，謀得進一步的寵信，進而獲得更大的權力。故而在唐玄宗問他，你這麼大個肚子裡面，到底裝了些什麼呢？他就要立即回答：“唯赤心耳！”
不管真相如何，作為“安史之亂”主導者之一的安祿山，終究折騰出了一場“大戲”，讓曾經舉世無雙的大唐由盛轉衰，終結了唐玄宗的帝王生涯、楊玉環的性命、他安祿山自己的性命、許多人的性命……
戲曲興
最早出現“胡旋舞”一詞的《通典》，成書於公元801年，“安史之亂”結束於公元763年。在《通典》之前，也未見有任何關於“胡旋舞”的記載，詩文之中都沒有，所以可以斷定的是，這種西域舞樂僅在宮廷內部小範圍流行，知名度一般。
“安史之亂”後的大唐王朝，在苟延殘喘中又經歷了一百餘年，許多的文人騷客有感於頹亂之世，紛紛將矛頭指向了造成這個盛衰轉換的關鍵人物：唐玄宗、安祿山。感性的他們不會像今天的學者一樣去分析經濟、政治、軍事上的因素，而是選擇了以唐玄宗的娛樂生活為焦點，由此波及楊玉環，以及“胡旋舞”。
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白居易的《胡旋女》，詩文敘述胡旋舞一傳入中原，就讓唐玄宗開始腦袋“胡旋”，進而上了安祿山的當，害得天下大亂：“中原自有胡旋者，鬥妙爭能爾不如……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
另一位晚唐著名詩人元稹更是在詩文中直言，這個“胡旋舞”，就是胡人發明出來用於迷亂唐玄宗，進而發動叛亂，毀滅中原王朝的兇器：“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覺迷，妖胡奄到長生殿。”
在唐玄宗之後，宮廷之中也再無一個帝王，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喜歡這種舞樂了。
絕跡於宮廷之後，“胡旋舞”也並未以流入民間的方式存留於中原，到北宋時期，就已看不到有關這種舞樂的記載。其生命力之短暫，正是源自於其難度太高，在唐玄宗迷戀此舞樂的時代，除了楊玉環這樣的專業人士，以及安祿山那樣的心機人士，跳“胡旋舞”的舞女、樂工，都是來自於西域諸國的進獻，對此，史書有不少的記載，如《新唐書》卷二百三十八：
“康者……開元初，貢鎖子鎧、水精杯、碼瓶、駝鳥卵及越諾、侏儒、胡旋女子。”
“米，或曰彌末……開元時，獻璧、舞筵、師子、胡旋女。”
“俱蜜者，治山中……貞觀十六年，遣使者入朝。開元中，獻胡旋舞女。”
北宋《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一：
“（開元年間）五月，俱密國遣使獻胡旋女子及方物。”
“五月，康國獻胡旋女子及豹史國獻胡旋女子及蒲萄酒安國獻馬。”
“七月，突厥骨吐祿遣使獻馬及波斯錦史國王阿忽必多遣使獻胡旋女子及豹。”
在晚唐時期，中原王朝就已經逐步失去對西域的控制，這對於西域舞樂的傳入有相當大的影響。北宋王朝建立後，曾對西域有過一段時間的控制，並建立起隴右都護府，部分西域政權也曾恢復對中原王朝的朝貢，但“胡旋舞”卻並未得以再現。
此時的中原王朝的娛樂文化，已經從舞樂階段發展到了戲曲階段。
戲曲與舞樂的“祖宗”都是上古時期的“神舞”，主要的不同之處在於，戲曲的表現力更強，欣賞難度更低，更符合大眾傳播的要求。中原自北宋王朝開始，就步入了古代的城市化高峰期，如北宋都城汴京，就是人口過百萬的大都會。這座城市與許多的北宋大都會一樣，實行充分的商業化政策，放寬宵禁，娛樂產業由此得以蓬勃發展，而廣大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正是以“說故事”為主的戲曲，這和今天的許多人愛看“肥皂劇”是一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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