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究竟干得咋样?

四十年了,中国改革依然方心未艾。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这场改革息息相关。

因此,总结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以资借鉴和思考,增进我们对今天改革的理解和把握,很有益处。

葛兆光说,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所以,在中国工业化步入中期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第一次工业化的艰辛努力。

中华民族的生机,即在于改革。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究竟干得咋样?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究竟干得咋样?

我们可能越来越接近洋务运动的真相了。

发生在 19世纪 60年代到 90年代的洋务运动,又称“同光新政”(同治到光绪年间的新政),或“自强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清政府摇摇欲坠之际,体制内一些有远见、有能力的高级干部,主张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新式工业,培养新型人才,训练新式军队,以拯救垂危,追求富强,所以史称“新政”或“自强”。

洋务运动,实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第一次工业化。

但是,今天你随便问一个中年人,对晚清洋务运动有何印象?多半的回答是:买办、卖国、镇压人民起义。

这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僵化历史观打下的印记。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说,洋务运动的后果,一是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二是加深了人民的灾难,三是加深了满汉统治阶级的裂痕。各种教科书和文艺作品就此互相克隆,结果正如学者李时岳所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办洋务就是买办化、卖国主义。”

范文澜的“三加深”还是客气的,更有些著作斥责洋务运动是“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当代学者马立诚在《历史的拐点》中感慨道:中国历史上很多改革者都是挨骂的,史书纸面上的不实之词很多,这就要辨析材料,多方研究,寻找历史的真相。

改革开放以来,李时岳、夏东元等相继发表著作,为纠正僵化历史观做了初步努力。

中国近代史从 1840年起到 1919年止,总计80年,洋务运动占了将近一半时间。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国近代工业起步,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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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开平矿务局修建的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唐胥铁路通车后,直隶总督李鸿章率幕僚乘车视察。

1861:洋务引擎开转

在内忧外患之中,切盼自强的清政府于 1861年 1月 20日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被任命为首席总理大臣,这是洋务运动开张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夏东元说,总理衙门是适应改革开放需要而诞生的最高政权机构。总理衙门的成立,表明以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为中心的自强新政,成为国策。总理衙门成为洋务运动强有力的引擎。

有人说总理衙门是外交部,不准确。总理衙门权力要大得多,它是按照最高枢要机构军机处的级别建构的,奕䜣本人就是议政王(最高议政大臣)、首席军机大臣。

总理衙门管外交,管“通商”,管海关,还管各路军事事务,简直是个巨无霸,实际上,它渐渐代替了军机处。当时西方媒介就曾发表评论说,总理衙门“及时地发展成帝国政府的内阁”。

奕䜣支持慈禧发动政变,颇受后世诟病,但是话分两头,他冲破顽固派堡垒,积极推进洋务运动,实在贡献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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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奕䜣

就在这一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是洋务运动起步的又一标志。这个军械所是湘军攻陷安庆之后,于 1861年秋冬之际拨款筹建的。

创办这个军械所,是为了独立自主地开发兵器,抵制洋人利用军火贸易过分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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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军械所是一个综合性兵工厂,主要生产子弹、大炮和轮船。曾国藩为这个工厂聘请的徐寿和华衡芳是自学有成的科学家,两人合著的《抛物线说》于 1860年出版,比国外同类专著《圆锥曲线说》中译本早 6年。

1862年,经过徐、华二人和工人努力拼搏,军械所研制成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以火蒸水汽”,“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曾国藩看了非常激动,当天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

第二个成就是建造了中国第一艘木壳轮船。1862年底,这艘长约 10米的小火轮在安庆江面试航 5公里。曾国藩坐在船头上亲自督看,事后得意地说:“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矣! ”

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诞生,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它表明中国进入了机器制造时代,中国近代工业由此肇始。军械所的劳动力,成为第一批接受工资付酬的工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就此在中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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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另一重要事件,是在总理衙门支持下,京师同文馆于 1862年(同治元年) 6月开馆。洋务运动深入到教育领域,教育改革开锣。

京师同文馆聘请外籍教师,教授英文、法文和俄文。学习内容还有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翻译技能。

当时国际交涉日繁,急需通晓英法语言的人才,京师同文馆正是为此而设。

学生来源,是在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慧”的十几岁少年,当时共挑选了 20名。生源局限于八旗子弟,满族贵族企图垄断新式人才的培养途径。

这一企图被李鸿章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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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同文馆

时任江苏巡抚(省长)的李鸿章奏请在上海设立类似学馆,获得批准,上海广方言馆于 1863年 3月开馆。

王韬说,该馆“教以西国之文字语言,兼课以算学,阅月一行考核,拔其优者充博士弟子员,或在通商衙门司理翻译,承办洋务。”才能出众的,由巡抚推荐,进京考察,授以官职。

至于学生来源,则是“选近郡年十四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小官也可以入馆学习。“近郡”就是附近地区,这里没有强调八旗,是李鸿章有意打破满族禁区,为汉族及其他民族的青少年争取受教育的权利。

继上海之后,广州方言馆于 1864年 7月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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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首派留学生

洋务教育最突出的创新之举,是派留学生。由此发端,留学生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独有的特殊景观,至今方兴未艾,蔚为大观。

与其让洋人在中国主持种种科技生产事业,不如派人直接去西方学习本领,这样才能把西学西技真正拿到自己手里,这就是派留学生的初衷。

在出洋留学的问题上,容闳倡于先,丁日昌促于中,曾国藩成于后。

容闳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系统教育的人。1868年初,他向江苏巡抚丁日昌建议派遣留学生,“以为国家储蓄人才”,丁日昌大为赞许。丁日昌为此活动了两年,最终找到了知音,就是曾国藩。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上折奏请,得到总理衙门支持。李鸿章说这是“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

1872年夏秋之际,第一批留美学童从上海乘轮船赴美,至1875年最后一批上路,前后共四批,120人,年龄为 12~ 20岁。其中有从香港召来的少年詹天佑。

可悲的是,顽固派说学生久居美国,“必至全失其爱国之心”,于 1881年将留学生全部撤回。黄遵宪《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一诗凄然写道:“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

1873年,沈葆桢又提议派学生去欧洲学习,这一次主要从马尾船政局(又名福州船政局,福建船政局)所设的学堂中选拔学生,前往英法两国。好事多磨,1877年才成行。到 1885年,共分三批派留学生 78人,这一次是完成了学业回国,没有中途撤回。留学生中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有刘步蟾、萨镇冰、严复等。

第一批在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留学的马尾船政学堂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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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在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留学的马尾船政学堂学生

洋务派对国内教育也进行改造,举办各类实业学堂。

第一个电报学堂是丁日昌 1875年担任福建巡抚时在福州设立的,天津电报学堂数第二。

广州实学馆于 1881年开张,学习外语及西方科学技术知识。

1893年,张之洞在武昌创设自强学堂,学习外语、数学、商务、化学。

此外,轮船招商局开办了驾驶学堂,福建设立了福州电气学塾,吉林设立表正书院,台湾设立西学堂,天津设立天津西医学堂,一时风起云涌。

近代军事院校也于此时起步。李鸿章于 1880年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规模最大,张之洞在 1887年设立的广东水路师学堂名噪一时。此后还有南京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等。

报业的诞生与勃兴

在谈论这一主题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清末四大冤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这一案件曾经轰动全国,几乎无人不晓。

浙江余杭县一个豆腐店伙计葛品连,1872年娶毕秀姑为妻。秀姑貌美,穿绿衣系白围裙,绰号“小白菜”。

夫妇租了举人杨乃武的一间屋子,成为邻居。日久,葛怀疑其妻与杨乃武有染,但无实据。后来葛品连忽于 1873年暴病身亡,葛母向余杭县县令指控秀姑谋杀亲夫。县令草草验尸,断为中毒丧命,刑求秀姑,秀姑不堪忍受,伪供与杨乃武合谋杀夫。

尽管杨乃武不承认,余杭县仍将验尸结果上报杭州府,杭州府对杨乃武施加酷刑,杨屈认买砒霜作案。府又报浙江省,拟定将秀姑凌迟处死,杨乃武斩首。

1872年创刊的上海《申报》紧追此案,发现甚多疑点。当此案由杭州府报到省里将成铁案时,《申报》连续报道了此案可疑之处,对官员滥施酷刑痛加揭露,引起广泛关注,一时街谈巷议,舆论汹汹。

清政府指派浙江学政(负责文化教育的省级高官)胡瑞澜复审。胡复审之后,仍确认定罪“并无出入”,意图保全浙江官员。

《申报》又公开揭露胡审此案“刑讯至六昼夜”,激起社会公愤。浙江籍京官联名上书,要求将此案交刑部复查,移棺京师。验尸结果,葛品连确系病亡,而非中毒,历时三年大案终得大白。浙江巡抚及其他涉案的官员一律严重处分。

此案昭雪,表明了初起的报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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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报纸,力主言论自由,揭露社会黑暗

当时的报纸,力主言论自由,揭露社会黑暗

《申报》还发表诸多支持洋务的文章,如 1874年的《论开煤矿》《论电线》《火轮车为富国之举》,并且提出了“移风俗、新制度、改科举”等政治改革的主张。

上海除《申报》外,还有 1861年创办的《上海新报》,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等,以上为西方人在中国投资的报纸。

1873年,汉口创办《昭文新报》。1874年,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两份报纸是国人自办。《循环日报》的主笔王韬奋力鼓吹洋务和改革,成为名闻遐迩的改革派政论家。19世纪 80年代,办报大热,各种报纸开始风行。

洋务派认为,要改革,必须兴办报业。当时的报纸,力主言论自由,揭露社会黑暗,呼吁学习西方,要求全面改革,成为洋务派的舆论力量。报业的诞生与勃兴,是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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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历史的拐点》

《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扇面般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3次改革进程。当此中国改革方兴未艾之际,看一看这一本书描述的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13次改革始末,无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作者马立诚,当代著名政论家、学者。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曾被美国《亚洲周刊》评选为“当代中国富有影响的50人之一”,著有《交锋》 《大突破》 《交锋三十年》 《历史的拐点》 《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等。其中,《交锋》累计发行量突破200万册,《交锋三十年》获2009年第五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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