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利艺术博物馆藏春秋战国青铜器

春秋金盉为水器,通体保存完好,造型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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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上部为钵形,下为鬲状,中间设箅隔,鬲部有一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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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伸出一把手,把手顶部装饰兽首并向内弧卷,构思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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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装饰蟠螭纹及三角云纹。兽首额上有一字铭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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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青铜器为调和酒与温酒之器,主要流行于淮河流域,目前在安徽等地发现十几件,其中以这件金盉艺术水平最高,而且上有铭文,更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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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龙虎钮盖变形交龙纹鼎为食器,是春秋早中期秦国制品,铸造工艺颇为精湛,为早期秦国青铜器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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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设计颇为巧妙:鼎上设置一个扁平的器盖,盖正中设一环形钮;两侧出榫,插入鼎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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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边缘还有意增厚,并设有三个小卡子,使盖与鼎身之间扣合得非常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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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穿过盖上的环形钮和两个鼎耳加装一根木条的话,扣合更为严密,丝毫不必担心鼎内食物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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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盖周边还装饰有三条立龙与三只伏虎,亦相当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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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龙纹流鼎的鼎口一侧设一流口,鼎中液体可通过流口倾倒出来,故而当时称之为“流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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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小鼎应铸造于春秋早中期的晋国,异常小巧精致;另一侧把手作貘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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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上置一平盖,盖面中间立一兽钮,兽钮为犬形,昂首端立,身插双翅;兽钮前后ide盖面之上各饰一首双身的怪兽,其虎首龙身,身体盘曲,互相纠缠。小鼎整体构思奇异,充满了神秘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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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蟠螭纹鼓座为乐器,造型奇特,就像是扣着的一个大锅,但上面还接有一根圆管,上下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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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其上所铸蟠螭纹竟与陕西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范模上的花纹相同,由此可证:这是春秋晚期晋国宫廷中使用的鼓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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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讲究“钟鼓之乐”,钟指编钟,鼓指的就是建鼓,建鼓与编钟等配套共同演奏宫廷音乐。这件鼓座就是建鼓的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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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嵌错社会生活图案壶等铜器上都有这样的鼓的画面。这件青铜鼓座,是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件,颇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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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斑纹钺属于中国古代“式八般兵刃”之一,但在商周时代,它还是拥有政治、军事大权的象征。这件战国时期的斑纹钺,就是2400年前南方地区楚国某一大贵族之物。它的形状非常特殊,后半部与当时流行的铜戈相一致,前端则为中原地区钺的形态,有一个较大的圆刃,从而形成上、下、左三面刃,即可前刺,又可钩杀,还可以横砍,比一般的戈、钺威力要大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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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钺还有一个令人不可思议之处,那就是平铺在钺上的银白色斑点。通过电子显微镜的观察,每一个斑点竟然变成了类似蝎子的模样——不规则的圆点周围均伸出三个小钩子。有专家推测,它们是中国古代二十八星宿中的天蝎。这种肉眼很难分辨清晰地图案,成分是铜锡合金,既不是嵌进去的,也不是铸造而成的,更不是铜锈,它的制作方法今天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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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错铜鸟兽纹壶为酒器,铸造于2400年前战国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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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体满嵌紫红色花纹,联通三角形的格栏,从上至下共有16层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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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身的主纹带重点表现龙、虎、兽面及鹿等多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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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颇具抽象意味,艺术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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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紫红色图案镶嵌而成,以红铜为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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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色泽紫红,与呈青灰色或呈金黄色的壶身在色彩和光泽两方面均形成强烈反差,装饰效果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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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铜壶通体错嵌大面积红铜纹饰,应采用了二次浇注技法。其图案繁复,工艺美观,为难得的艺术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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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错铜蟠螭纹錍(音批)是古代的酒器,腹部扁平,很像军用的水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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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骑马民族最先发明和使用的,便于携带。因其造型奇特,铸造工艺难度很大,所以存世数量稀少,备受各方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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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造型端庄,铸工精整。壶口沿用红铜包镶,颈部错嵌一周三角形红铜饰,腹部设五层嵌红铜装饰的方格栏,格栏内填模制的蟠螭纹,细密而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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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嵌错社会生活图画壶距今约2400年,通体嵌错表现“乡射礼”、“大射礼”等周代贵族生活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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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器身图画从上到下分为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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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这一类图画的青铜器,流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的三晋地区,但出土数量极少,它们内容丰富,极具历史与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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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綯纹矮足敦是一种盛装饭食的器具。这件战国早期铜敦,与常见的球形敦不同,形制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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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盖上面装饰三个圆雕小钮。其中一个小钮表现得是虎食人形象——一头猛虎正双爪紧抓一人,并将人压在身下,虎口暴张,作撕咬状。

保利艺术博物馆藏春秋战国青铜器

为何采用虎食人形象?有专家认为,这体现了贵族对臣民与奴仆们的一种威慑力量;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虎曾被当作图腾,虎食人,并非真的是虎在撕咬人,而是虎与人拥抱正在交媾,体现了古人们的一种崇拜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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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个小钮,一个表现猛虎正在撕咬野猪,一个表现得是一只正侧卧在地的幼年小象;虽然他们个体都很小,但生动逼真,虎身上的绒毛与象身上的鳞片等都清晰刻划出来,质感很强。以虎、象组合为装饰,前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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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文中照片皆为作者四库全叔拍摄。

注二:文字参考展览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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