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监狱老干部回忆录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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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其沼,男,山东济南人,1950年参军,1958年转业,历任干事、科员、中学教师、副科长、武装部长、协理员、科长、支队副政委、政委、支队长(场长)、副监狱长(正处级)等职,1996年4月退休。】
1950年,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当战火燃烧到我国家门口,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时,党中央、毛主席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派出了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打击侵略者。同时号召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当时在山东济南师范学校上学的我,立刻踊跃报名。到军事干校济南大队后,经体检、政审,选送到空军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在空军哈尔滨航校毕业后,由四期毕业的全体学员在陕西组建了一个航空兵师。经过紧张而有序的战备飞行训练后,我们执行了从东北丹东起飞,在朝鲜领空打击侵略者的战斗任务。
朝鲜停战后,部队派我到空军长春航校学习。三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员。
1958年,大批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可供我自愿选择去的地方有:天津民航局、黑龙江森林工业局、江西农垦局和青海省公安厅劳改局。我选择了经济最为落后、条件最为艰苦的青海。当战友们纷纷劝我去天津民航局时,我认为既然转业,就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我毅然决定仍去青海。在部队办理了转业手续后,自带行政、工资介绍、党员组织关系和个人档案,携妻子、儿女乘上了开往大西北的列车。经过三天三夜的旅程达到西北重镇兰州。那时到西宁还不通火车改乘汽车。由于路况很差,颠簸了八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青海西宁。到劳改局报到后,又转坐人力三轮车前往公安二干校等待分配。当时转业干部成百上千,调干处不可能个个谈话征求意见,只好用扩播喇叭通知每个干部的去向和乘车出发时间。当听到分配我去海北祁连地区农垦局时,到调干处领了一条毛毯、一件老羊皮大衣和一双毡靴。我和李庆文(原空军的飞机特技师)、王兰堂(原解放军八一篮球队队员),还有陆军来的杨某,四户大小十三人和随带行李,乘一辆大卡车于8月6日上午8时出发,翻越山势险要、崎岖难行的达坂山,于下午七点多才到达浩门河的青石嘴渡口。因为车辆很多,渡船又只能一次载一辆车,等排到我们这辆车时天已漆黑。过河后经青石嘴到达了祁连地区农垦局所在地黑石头。下车后,有人带领我和李庆文两户人住进了临时搭成的人字形小帐篷,给了一盏马灯。我们打开行李,把被褥铺在草地上休息了。第二天早上起身一看,帐篷里和铺下面有好些蛆虫乱爬,小孩子见了吓得直哭。走出帐篷一看,原来帐篷竟搭在了一个厕所的附近。我们立刻把帐篷转移到一块比较干净的草地上。安顿好后,去食堂打饭,吃的是青稞面馍,我们戏称为巧克力馒头,喝的是青稞面糊糊,还有点萝卜咸菜。中午过后,原本晴空万里的天气,突然狂风扑来、乌云翻滚、雷声震耳,下起了蚕豆大的冰雹。帐篷被冰雹一砸,帐房内到处漏水,被褥和身穿的衣服都淋湿了,小孩哭、大人叫,可谓“老天爷”先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从大城市长春一下子来到荒山草地,又遭遇如此冰雹袭击,从空军飞行员优越的生活条件一下跌落到如此境况,倍感无奈。但一想这是自己选择来的地方,虽然非常艰苦,经过建设,一定会好起来的。这么一想,心态就平和多了。“老天爷”折腾了不长时间,雨过天晴,赶忙取出被褥和换下来的衣服晾晒到固定帐篷用的绳子上。还算好,因天气干燥,太阳又非常毒,时间不长都晒干了,家人的心情也有了好转。
分配工作时,我留在了地区局机关,李庆文去了药草梁农场,王兰堂去了金台农场,那位姓杨的去了河沿农场。当时的青海祁连地区农垦局,下属有:金台、浩门、河沿、药草梁、铁迈、元山、八宝、青海湖、皇城滩、岗什卡等十个农(牧)场,还有直属的营造厂、被服厂、副食厂、机修厂、医院、技校和子弟学校。其中除浩门农场系1956年建场的,有办公室和住房外,其余单位都是“白手起家”。干部、犯人全住帐篷。干部一千九百多名大多是部队转业来的。有一部分是从上海、四川招收来的青年学生,还有一批是从河南、山东、广东、广西、上海等地随犯调入的干部。犯人多是历史反革命。关押犯人的地方,就是一片帐篷四周插上小红旗作为警戒线,限制犯人的活动范围而已。
我在机关上班后,一家四口有了一顶小帐篷,算是安了家。吃饭在食堂,用的水是马车从河滩底下小河沟里拉来的,晚上点酥油灯。下农场了解情况检査工作都是步行或搭乘顺便的马车。学会骑马后,就以马代步了。说起骑马,当时大家还有个趣谈,叫做“李钝找马”,是说李钝同志骑马下农场时,在草地上奔跑的快马突然腿插进了哈拉(旱獭)洞里,造成人仰马翻。李钝的高度近视眼镜不知摔到哪里去了,李钝什么也看不见,惊呼“我的马呢,我的马哪里去了?”在地上摸了好长时间,好不容易摸到了眼镜的一块碎片,赶忙捂到眼镜上,才找到了马。大家在一起谈起此事时,常常发出一阵笑声,可谓苦中取乐!有个同志骑马时,脚刚插到马镫里面,马惊慌把人甩下来,但脚从马镫中抽不出来,被马拖了数十米,衣服磨破了,身上也擦去一层皮。还有一位食堂管理员骑马去门源县城采购物品经过老虎沟时(那时还没有修桥),人跌落到河水中,由于流水很急,冰冷刺骨,人没能爬起来,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
1959年,祁连地区农垦局易名为青海浩门联合企业公司。青海湖和八宝两农场归劳改局直接领导,皇城滩农场合并到联合企业公司,其他农场都改称为分场。后来联合企业公司改名为苏吉滩农场,不久又改为青海浩门农场,分场改为大队。这年的春天,在“以开荒为纲”的指导下,盲目开荒近30万亩,有的播不上种,有的虽播了种,也毫无收成,不得不逐渐收缩、放弃。这时的居住条件都有了些改善,从帐房搬进土坯房,但屋顶没有瓦,一下雨屋里到处漏水,部队发的雨衣、家中的锅碗盆都用上接水,遇上夜间下雨,家人就不能睡眠而忙活着接水。
1960年自然灾害时期,干部和犯人同吃同劳动,粮食不足就吃“麦草淀粉”(其实就是磨碎的麦草)和野菜。
1963年,空军政治部来了二名干部,商调我回空军航校的事宜,在征求我本人意见时,我没有同意。因为已在青海安了家,并曾多次表示过要扎根青海,就绝不能食言。
1965年到乐都县城台公社块口大队搞“社教”。这个大队是未脱贫的典型山村。当年又遭受了雹灾,生活非常艰难,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社教工作队乘大卡车沿临时拓宽的土路到公社时,路两旁挤满了社员群众。当时我们还以为是来欢迎我们的,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来看汽车的。这里的老乡除了在外当过兵、打过工的青年人外,都没有见过架子车、自行车,更没有见过汽车,就连离这里几十里路的铁路线都没去看过。我们块口大队工作组的同志十二人下卡车后,老乡用毛驴驮着行李,步行到了块口大队。我住在全村最贫的一户社员家。这家共三口人,只有一床破旧的棉被,一条破毛毯,还有一件没有布面的老羊皮大衣。工作组员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早上吃青稞面大饼、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洋芋青稞面片,碗里自己再加点咸盐(咸盐是用鸡蛋到几里路外的合作社换的),吃饭时我都没敢吃饱,因为锅里的饭不多,小孩的眼睛直盯着锅里的饭,怕没得吃了,这时我只好把碗放下,说吃饱了。就是那个四岁多、头发蓬乱很少梳头,也不常洗脸的小女孩,有时早上很早起来煮洋芋,煮熟后就喊:“张同志吃饭了”!令人感慨颇多。城里同龄的孩子,有的甚至还要大人喂饭吃,这里的孩子竟然已能烧火做饭,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户人家过春节时吃搅团,放点萝卜、大头菜腌制的花菜,这是他们最好的饭菜了,仍没有一点油水。我们在这里住了不长时间,被褥和身上都生满虱子,有时给社员开大会,站在众人面前讲话时,身上被虱子咬的实在受不了,往衣服里一伸手,就摸出一个虱子来,引得社员大笑。我曾问老乡,你们身上为什么没有那么多虱子,而我们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虱子呢?他们笑说“那是你们身上的肉甜,虱子爱吃呗!”我们晒被子时虱子多得用手都抓不过来,就用扫帚往下扫。这是真实写照,毫无夸大之意。老乡们用水也相当困难,是妇女从山下几十米深的水沟里,用瓢舀到水桶里用肩背上来的(那时当地的风俗是男人不能背水,背水是女人干的活,后来我们工作组亲自身体力行带头挑水,那种风俗才有了改变)。工作组在这样的贫困山庄住了半年多,亲身体验了百姓的贫穷和艰辛,这使我们认识到要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是多么不容易,是多么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的支援和扶持啊!
文革中,让我去开汽车,说是下放锻炼,我说我不会开汽车,他们就说我态度不老实,怎么会开飞机而不会开汽车呢?最终不知是什么原因,没有让我去开汽车,而让去十一大队开拖拉机,我同样不会。好在拖拉机和飞机的一些机械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拖拉机简单多了。在老师傅刘国粹的指导下,我很快掌握了拖拉机的驾驶技术,开始是秋翻犁地,后到四大队播种耙地,秋收时开联合收割机收割青稞。那时气候比现在恶劣得多,大风一来,沙尘满天，每次从工地回来,人就像是从土里扒出来的,只露两只眼睛,熟人相见都认不出是谁。不过和拖拉机手们一起干活,并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还是蛮高兴的,也就不觉怎么苦怎么累了。
1967年回山东探亲途径北京,时任公安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副部长级)、我的本家哥哥张其瑞,有意让我去北京工作,但基于我原先的考察,没有答应。
1970年我被调到省监狱工作。1972年省监狱与水电设备制造厂分家,省监狱迁到了甘都,我留在水电厂,条件当然比农场好多了。水电厂距西宁大什字整十公里,当时没有别的什么交通工具,在市里住的人都骑自行车上下班。那时的道路是一条乡间土路,坑洼高低不平,非常难走。说来也怪,每次去上班是顶风,到下班回家还是顶风,十分费力,碰上下雨时,道路泥泞,车轮子转不动,只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走。后来上下班有了大卡车跑通勤,有了大轿车,也修建了公路,公交车通到了阴山堂,上下班方便多了。但我们骑自行车的那伙人,大多时候依然骑车。1990年我再次调入水电厂时,厂里有了小轿车,但上下班我还是骑自行车(赶上下雨雪时才坐车)。有人说我是廉政,做样子给大家看的,其实不然,那是锻炼身体的需要,前后十多年的自行车,身体健康实在受益匪浅。
1983年,我从局机关调去塘格木农场。当时家家户户烧牛羊粪做饭取暖。场部虽有小型水轮发电机,但人们的顺口溜是:“灯泡像篮球那么大,看书看报还得点上蜡”。喝的水是人畜共用、毫无干净可言的水坑里的蓄水。但人们毫无怨言。1985年建了变电站,接通了国家电网,烧水做饭不再用牛羊粪,改用烧炭,场部的一条大街铺上了柏油,后来又通了自来水,初步有了一点点城市的味道。
塘格木农场曾关押过文革期间追随“四人帮”,号称“学生领袖”的几大人物:原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在北京制造“民主墙”的魏某某,还有某军区司令员的儿子。这些“政治要犯”依靠管教干警改造“政治犯”的丰富经验和聪明才智,经过艰苦卓越的工作,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值得一提的是罪犯魏某某调北京某监狱后以绝食对抗政府,北京方面商请在青海曾管教过魏某某的干部前去做工作。时任管教科长的顾士民同志接此任务到北京对魏某某做工作后,收到了明显成效。北京某监狱的同志们夸青海的干部有本事。由此可见,青海监狱系统的管教干部水平是不低的,素质是相当高的,是党和人民值得信赖的一支优秀民警队伍。
在塘格木工作期间,我曾几次去北京见过在航校一块毕业的老同学和我曾教过的学员,他们大多是空军和民航局的高层领导。他们有意帮忙商调我去北京工作,甚至还在民航总局安排了具体职位。我说,我在青海已那么多年,也习惯了,子女也在青海上班了,就不麻烦你们费力帮忙了。不过对他们的好意,我还是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回想在青海工作的几十年,吃过苦、受过累、受过罪,也有过坎坷和闪失,但觉得自己是尽心尽力的,还算是为青海的发展添过一块砖、加过一片瓦,也见证了青海的发展变化,倍感欣慰和自豪。纵然有过几次可能离开青海的机会,我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为我对选择来青海、扎根青海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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