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风之别，关键性的影响力量在文人与禅家。而谈中国茶文化的观照、积淀与深化，在当代，则不能不及于禅。
中、日茶风之别，是一与多、极致与生活、修行与艺术之别，而所以如此，关键性的影响力量则在文人与禅家。
文人是中国文化里特有的生命。他不完全等同于读书人，读书人仍可一意仕进，也可能食古不化、死于章句。文人则富于情性，出人古今。他更不同于现代的知识分子，后者往往只长于一技一论，文人却广学多闻，融通诸事。直言之，文人是通人，他进可仕，类如士大夫;退可隐，亦能渔樵耕读。但无论进或退，总不失情性。文人也不同于中国自古就有的“士”。“士”，总带有太浓的儒家色彩，有太多经世济民、荷担天下的抱负，生命就硬了些。文人不然，他感时兴怀，吟咏情性，即便谈抱负，也不离生活。这两者，如果要对其作一.直接之拈提，则士大夫的生命如“经”，文人的生命如“诗”。
中国自古就有隐逸的传统，这隐逸主要受道家自然哲思的影响，他或傲啸山林，悠游林泉，如历代之隐士。 或虽处浊世，却青眼对人，狂傲不羁，如魏晋之名士。文人也不同于此，他虽寄寓山水，却又不离人世，即便仕进，却又以书画写山林，以庭园寓家居。
总之，文人是富于生命情性之通人。这通人，在宋后成为文化、艺术之主流，不离生活而挥酒自我。文人艺术因此不进世间之种种，关键只在你是否能于此开发、寄情，让情性深刻流露。宋后，文人画成为主流，倪云林谈自己是“仆之写竹，逸笔草草，聊写胸中之气耳”，这气，是情性，而情性置于何处，如何抒发，就决定了境界。谈文人，生活之外，这境界更是个核心。而中国的叶泡茶既始于明，明代又是文人艺术管领风骚的时代，书画文章外，琴、茶、家具亦大兴，中国茶艺乃带有浓厚明季文人美学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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