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眼，原本是個日語詞，意為多重視野、多個視角，但複眼的說法有些新穎，也比較簡潔，這裡暫且借用一下。今年是日本明治時期啟幕150週年，雖然一個半世紀過去了，無論在發生地的日本還是鄰邦的中國或者世界其他地方，人們依然對這一時代變革充滿了興趣，因為時至今日，依然可以從這段歷史中讀到某些警醒，獲得某些啟示。這裡，筆者想翻檢一些為人所忽視的史實，來重新檢討一下明治維新在當時以及今天的意義。
維新派原來多半是“攘夷”派
1868年推翻了德川幕府、後來成了明治政府核心力量的來自薩摩藩（今鹿兒島）、長州藩（今山口縣）和土佐藩（今高知縣）的那些中下級武士，搖身一變，都成了明治新政的領袖，薩摩藩出身的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和長州藩出身的木戶孝允等被人譽為“維新三傑”。可是當初，他們卻是最堅定的“尊王攘夷”派，尊王，是因為本身的境遇窘困而對幕府感到不滿，試圖抬出天皇重新執政來瓦解幕府的統治，而攘夷，則是發自內心的對西洋勢力湧入列島的強烈憤懣。
大久保利通
西鄉隆盛
木戶孝允
1862年9月14日發生了一件事。一個名曰查爾斯·理查遜（C·L·Richardson）的英國商人，在中國待了十幾年之後準備回國，就想順便到日本來看看，來到了當時已對外開放的橫濱，跟一個做生絲生意的英國商人、一個在美國貿易公司裡做事的英國人和來此地觀光的夫人一起，騎著馬前往真言宗智山派的大本山川崎大師做短途旅行，途中在神奈川生麥（位於現在橫濱市鶴見區的西南部）的地方，與當時薩摩藩藩主的父親島津久光一行狹路相逢。當時的薩摩藩，差不多是尊王攘夷派的大本營，他們來到此地，目的就是向幕府質問當前的國策，對於金髮碧眼的洋人一直心懷不滿，雙方在生麥這個地方發生齟齬，引起衝突，同行的薩摩藩藩士一時氣盛就拔刀刺死了理查遜，並刺傷了同行的兩名英國人。這在當時自然是一件大事，英國代理公使愛德華·尼爾（E·Neale）就代表英國政府要求幕府方面對肇事者進行處罰並賠償10萬英鎊。當時的德川幕府，對全國的統治力已經大為下降，它雖然賠償了錢款，卻無法讓薩摩藩把犯人引渡給英國。於是尼爾代理公使就決定自己來解決問題。翌年的1863年8月15日，7艘從橫濱出發的英國軍艦行駛到了薩摩（今鹿兒島市），要求薩摩藩交出兇手並服輸認罪。薩摩藩對此不予理會。於是英國軍艦便對薩摩進行炮擊。恰好此時颱風來襲，炮火順著風勢把鹿兒島城化為一片火海，英國方面也因風暴而遭到了很大的損害，且因彈藥和糧食的不足而未敢戀戰，撤離了鹿兒島海面。這次歷史上的所謂“薩英戰爭”，英軍雖然沒有佔領薩摩，卻讓薩摩藩深切領教到了英軍、也就是“夷狄”的厲害。“攘夷”派意識到了自己一直主張要攘除的夷人，並不是茹毛飲血的蠻夷之輩，而是有著先進文明的洋人。於是薩摩藩就在這一年的11月派人在橫濱與英國代理公使尼爾展開談判，向英方道歉，賠償了10萬錢款。此後，薩摩藩意識到，須向強敵英國學習，日本才可能變得強大，於是在1865年4月17日，在未得到幕府許可的情況下，秘密派遣了19名青少年去英國留學，其中就有後來很出名的森有禮，他當時才17歲，至英國後立即接受了新的思想，在倫敦大學接受教育，以後又去俄國考察海軍技術，再到美國，歸國後倡導宗教自由，介紹西方的新式教育，1885年伊藤博文組成第一屆內閣時，任命他擔任第一任文部大臣。他甚至激進地主張廢除日語，以英語為日本國語，結果遭到了暗殺。
就在薩摩戰爭爆發的同一年，日本還發生了一件事。1863年6月25日，後來成了推翻幕府的急先鋒的長州藩，對經過下關（又稱馬關）海峽的美國商船悍然進行了炮擊，又對各國的軍艦加以攻擊。西方列強對於幕府的對外政策還是比較滿意的，也試圖幫助幕府來穩定日本國內的局勢，但同時也明白，以當時幕府的實力，恐怕難以控制各藩的攘夷勢力，於是決定自己動手。英國公使艾爾考克（J·R·Alcock）說服了法國、美國與荷蘭，一起組成了聯合艦隊，在1864年的9月5日，浩浩蕩蕩開往下關海峽。但是長州藩對於列強的要求不予理睬，結果遭到了四國聯合艦隊的毀滅性的打擊，長州藩的炮臺被全部摧毀。經過這一次交手後，原先攘夷態度堅決的長州藩，也徹底醒悟到了西方的強大和先進，於是徹底收起了攘夷的旗號，後來積極主張導引西方文明的明治領袖伊藤博文、井上馨等都是出自長州藩。
由此可知，日本人也不是一開始就服膺西洋文明的，經過了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之後，排外的風潮也是相當激烈的，但他們一旦領教了洋人的厲害後，立即就改弦易轍，拜洋人為師。薩摩藩後來開辦了不少新興的產業，成了維新的策源地之一，今天的鹿兒島市內，有一座名曰“維新故鄉紀念館”，宣揚當年的薩摩藩在明治維新上的豐功偉績，而對當年刀光血影的薩英戰爭，具體的情形幾乎一字不提。長州藩的下關，後來也成了開放港市，早早地開設了英國領事館，這一建築至今仍然被珍貴地保留著，成了重要的文物。日本人對內對外的審時度勢，是非常現實主義的，臉面雖然很重要，但在現實利益面前，也可以輕易地丟棄。說到底，日本人的骨子裡，“事大主義”還是根深蒂固的。
幕府已經拉開了維新的大幕
也許是有些教科書的敘述不甚妥當，在不少人的頭腦中，似乎是推翻了保守的江戶幕府， 1868年的明治元年，才開啟了維新的大幕，隨著“明治維新”這一詞語深入人心，這一意象似乎也越來越固化了。實際的情形卻並不是這樣。
1853年7月、1854年1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裡海軍准將先後率領4艘和7艘軍艦來到江戶灣（今東京灣）浦賀海面撬開日本的大門時，江戶幕府為何沒有進行武力抗擊呢？這當然可舉出若干條理由來進行解釋，比如日本自17世紀初便陸續實施了鎖國政策，因為不允許日本人出海，國內不許建造200噸以上的船隻，因而幾乎完全沒有海軍作戰能力，雖然自19世紀起已有人陸續鼓吹海防，興建了若干沿海的炮臺，但差不多都是前近代的老式裝備，射程和殺傷力都相當有限，因而暫時未敢魯莽抵抗。其實這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作為鎖國時代唯一有有限通商關係的荷蘭（民間貿易還有中國），不知出於何種目的，荷蘭國王在1844年曾向幕府發出了一份建議書，勸導日本不要步中國的後塵，主動打開國門。為了讓幕府的執政者瞭解新的世界大勢，荷蘭每年製作一份信息報告書，日文曰《荷蘭別段風說書》，向日本介紹當前新的世界局勢和各國的力量對比等，儘管還只是每年一份，卻使幕府的當政者多少了解了列島之外的天下大事，因而在佩裡率領黑船進入日本海域時，沒有貿然抵抗，避免了一場無謂的戰爭。
佩裡武力宣示的結果，就是幕府與美國簽署了一份《日美和親條約》，主要內容是日本向美國開放下田、箱館（現寫作“函館”，日語中讀音相同）兩個港口，為遭到海難的美國船舶提供便利，以及美國可在下田設置常駐代表。雖然沒有太多的實質性的內容，卻宣告了幕府實施了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的終焉。當時的幕府名義上還有將軍，但實際主政的是一個名曰井伊直弼（1815-1860）的大老（官職名，略等於宰相），他基本上是一個開放派，主張與西方與進行交往。在他的主持下，1858年日本與五個主要西方國家美國、英國、法國、荷蘭、俄國簽署了友好通商條約，主要內容是：下田、箱館、長崎、新潟、兵庫（今神戶）為開放港口，江戶、大坂對外開放市場，各國可開設領事館，並擁有領事裁判權；各國可在江戶派駐代表等。自此，西方勢力全面進入列島。以下，列舉一些幕府對外開放的舉措。
1857年2月幕府設立的“蕃書調所”（1862年改名為“洋書調所”，明治以後演變為開成學校，是1877年成立的東京大學的兩大母體之一）開學，這是一所類似於中國在1862年開設的同文館的機構，但其後來所取得成就，明顯高於同文館。
1858年8月，幕府在長期設立英語傳習所（此後不久在橫濱也開設了這樣的學校），後改為洋學所，培養面向世界的人才。
1859年7月，幕府決定開闢神奈川（今橫濱）為外國人居留地。同年，英國、美國、法國分別在江戶設立領事館或公使館。多名傳教士以各種名義來到日本，並在領事館內設置教堂（17世紀初開始實施的鎖國政策的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嚴禁各國傳教）。
1860年2月，日本人用購自荷蘭的一艘100馬力的蒸汽機船定名為“鹹臨丸”，由日本人掌舵，跨越太平駛往美國訪問，這是日本人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前往北美，福澤諭吉作為同行者，第一次看到了西洋的世界。同時出發的還有幕府的使節，搭乘一艘美國軍艦正式訪問美國，目的是交換條約的批准文書，受到了美國總統的接見。一行在美國進行了廣泛的考察。這較之中國使節郭嵩燾1876年的歐洲之行要早了16年。
1862年11月，幕府第一次向荷蘭派遣了11名官費留學生，。這較之中國向美國派遣留美學童早了10年。這一年，幕府創辦了日本近代第一份報紙《巴達維亞（今譯“雅加達”）新聞》，這是一份將荷蘭當局贈送給幕府的Javasche Coutant 按國別編輯記載的刊物，在兩個月內發行了23卷，目的是給各級官府和民眾傳遞海外知識和信息。
1865年5月，幕府向法國派遣了官員，以調查國外的軍事情況，將近一年後回國。這一年還向俄國派出了6名官費留學生前往聖彼得堡。丁韙良漢譯的《萬國公法》，在日本被句讀翻刻後大量出版。
1866年12月，向英國派遣14名官費留學生。這一年，將以前建立的軍艦操練所和講武所分別改名為海軍所和陸軍所，成為培養近代海軍和陸軍的正式機構。翌年幕府在陸軍所設立三兵（步兵、騎兵、炮兵）士官學校，由法國人主講，在海軍所由英國主講航海技術等。（以上數據，主要依據《近代日本綜合年表》第三版，巖波書店1991年，以及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版“日本的近代”第一卷《開國·維新》（松本健一著）、巖波書店2006年版“日本近現代史”第一卷《幕末·維新》（井上勝生著））
通過以上事實的列舉，想必各位可以明白，所謂近代的維新，其實並不始於明治元年的1868年，在江戶幕府時代，維新的大幕已經開啟了，只是明治政府在幕府開闢的軌跡上繼續向前推進，並有了大刀闊斧的新舉措。嚴格而言，日本近代的維新或者說變革，應該以1854年為元年。
“民權派”向“國權派”的蛻變
整個明治時期，有一個現象我們不可忽視，就是有相當一部分當年的“民權派”，若干年後便蛻變成了“國權派”。一般理解，民權派較多的是從在野的立場，向官府主張、呼籲、倡導民眾的利益和權利，而國權派，較多的是站在廟堂的立場，強調日本國家的正當性以及日本在海外權益的正當性。有意思的是，一些當年民權或西化的鼓吹者，在明治的中期開始，便將立場漸漸地從在野移向了廟堂，後來竟成了面目可憎的皇權主義和國家主義者。
西周
其中比較著名的人物，首先可以舉出西周（1829-1897）。我看到日文版的《英國大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對他的介紹或定位是“啟蒙思想家”。他的家庭原是津和野的藩醫，4歲時即跟著祖父學習《孝經》，後來進了藩校“養老館”，潛心研讀儒學，以後離開家鄉去各處闖蕩。1853年冬，在江戶跟著一位藩醫學習荷蘭語。17世紀初開始，為防止基督教的流播擾亂人心，動搖政權，江戶幕府實施了嚴格的鎖國政策，只允許長崎一隅與荷蘭和中國做貿易。在長崎的出島開設了荷蘭官方的商館。18世紀時幕府解除了荷蘭文書籍入境的禁令（宗教書依然嚴禁），在日本逐漸形成了依託荷蘭文汲取西洋新知識的“蘭學”，一時，除了國學、儒學之外，蘭學也是知識人矚目的對象。西周因而有了學習荷蘭文的契機。1854年國門被美國人打開後，英文受到了人們的關注，西周也在1856年開始跟人學習英文。1859年他當上了幕府開設的蕃書調所的教授助手。1860年，他與津田真道向幕府提出了去外國留學的願望。兩年後的1862年6月成行，差不多一年後到達了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隨後進入了萊登大學進行了三個月的荷蘭語學習，然後專攻法學和經濟學。將近三年後回到了日本。可以說西周是在西方接受法學和經濟學訓練的第一批日本人，回國後立即受到了幕府的器重，擔任了當時最高學府開成所的教授，他把荷蘭教授講授的《萬國公法》（現在一般譯為“國際法”）講義翻譯成日文，呈獻給幕府。1867年，他應江戶幕府的末代將軍德川慶喜之召，向其教授法語，又向德川將軍解答了英國議會制度和三權分立體制的問題。1870年，在自己的宅邸開設私塾育英社，講授“百學連環”（即百科知識），翌年被新政府的宮內省召去擔任皇室的侍讀。1873年擔任陸軍省第一局第三課課長，以後長期在軍部供職。1874年加入日本最大的啟蒙思想團體“明六社”，在《明六》雜誌上發表《知說》，出版《百一新論》、《致知啟蒙》，成了啟蒙思想運動中的名著，與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概略》、《勸學篇》等一起，影響了不久興起的自由民權運動。西周還翻譯出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約翰穆勒的名著《功利說》，把西語中philosophy翻譯成漢字的“哲學”。無疑，西周是一位在相當的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先驅，然而他早年儒學的堅實的訓練，長期為幕府最高層服務、擔任皇室的侍讀以及在陸軍省十數年服務的經歷，也培育了他堅定的忠君愛國的信念，他的所有的努力，最終是為了國家。他後來成為一個國權派的代表人物，最具有象徵意義的，就是他受山縣有朋的委託，起草了以天皇的名義頒佈的、影響了整個近代日本的《軍人敕諭》。在這篇煌煌兩千字的長文中，他一再鼓吹日本軍隊自古為天皇所統帥，“軍人當以盡忠盡節為本分”，正禮儀，尚勇武，重信義，下級服從上級，上司慈愛下屬，盡忠報國。人們很難相信，這樣一篇充滿了封建色彩的文字，竟然是出自一個最早留學西洋、曾是民智開啟者、民權鼓吹者之手。
福澤諭吉銅像
福澤諭吉（1835-1901）差不多也有著這樣的蛻變軌跡。福澤諭吉無疑是近代日本最大的思想家，或者說是明治時期最主要的啟蒙思想家。他5歲時開始隨同鄰近的藩士學習漢學和刀劍，據他在自傳中所述，他少年時讀過《論語》、《孟子》、《詩經》、《書經》、《世說》等，尤其是《左傳》，對其中的第15卷曾經通讀過十一次，有趣的篇章都可背誦（《福翁自傳》，東京講談社1981年，第16-17頁），由此可知他在漢學方面具有深湛的修養，只是在接觸到了西洋文明後，他將這些傳統的東方思想歸入了負資產的範疇。福澤20歲時進入當時著名的蘭學家緒方洪庵開設在大阪的“適塾”，在這裡接觸到了荷蘭語的文獻和近代西方的理化學科。1858年他來到江戶遊學，在已經開埠的橫濱直接邂逅了歐美文明，始知荷蘭業已隕落，如今的世界通用英語，乃發奮自學英文，以求一窺外部的世界。1860年2月，他作為隨員乘坐日本第一艘橫渡太平洋的輪船“鹹臨丸”前往美國，福澤也成了近代第一批遊歷西方的日本人，在美國待了四個月之久，直接感受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實相。1862年又去歐洲遊學，歷時一年，行蹤遍及英、法、德、俄、荷蘭、葡萄牙諸國，考察了歐洲的銀行、郵政、議會、法院及工廠等，在倫敦恰逢世博會，集中見識了西方文明的成果，1867年2月，再度訪問歐洲，由此服膺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1866年撰寫的《西洋事情》，差不多是第一本向日本讀者全面介紹西洋文明的書籍，以後又將美國的獨立宣言譯成日文刊發在雜誌上，1875年刊行的《文明論之概略》，正式奠定了他作為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的地位，也成了明治日本的主要精神脈絡之一。福澤諭吉雖然一生沒有入仕，但建造一個強大的近代日本，始終是他政治理想的指歸。1884年在策動朝鮮的變革（甲申事變）失敗後，他提出了著名的“脫亞論”，主張日本率先躋身於西方的行列。為此，可以仿效西方向海外擴張。因此當1894年日本在朝鮮策動了中日戰爭之後，福澤諭吉立即站了出來堅定地支持日本當局，認為這是一場文明對於野蠻的戰爭，日本代表了文明的正義，出於這樣的邏輯，他毫不掩飾地說：“讓文明的勢力風靡（中華）四百餘州，讓文明日新的餘光照耀四億人民，如此，我國軍隊務必要長驅直入，直搗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使其立即降服在文明的軍門之下。我日本並非好戰，乃是世界文明大勢委任日本來行使天職，戰爭乃是不得已的處置。衷心期望我輩儘早讓太陽旗在北京城的晨風中飄揚，讓四百餘州皆沐浴到文明的光芒。”（《直に北京を衝く可し》，1894年8月，《福沢諭吉全集》第14卷，501頁）在控制朝鮮、獲取鉅額賠償金、割讓領土諸方面，福澤主張不可有絲毫的退讓：“開戰以來我軍人犧牲了生命與敵人戰鬥，一般的國民不惜肩負巨大的負擔來為國盡忠，才獲得瞭如今的結果，因此我國提出的條件，即日本人以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東西，一步都不可謙讓。”（《諾否の二字あるのみ》，1895年4月，《福沢諭吉全集》第15卷，130頁）福澤雖是書生出生，卻並無書生的迂闊，日本的國家利益，才是他最終的價值指向，在戰爭初期，福澤一直以一個文明論者的姿態出現，強調日本開戰的目的在於引導鄰國走向文明的世界，強調日本戰爭行為的正義性，一旦等日本獲得勝利後，就竭力主張日本獲取利益的正當性，他雖以民間人士的面貌出現，在本質上卻與官方的立場達到了驚人的一致，並在相當的程度上主導了日本社會的輿論。
德富蘇峰（1863-1957）的蛻變更是讓人覺得有些瞠目。德富蘇峰是一個在日本近代史上罕見的於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期皆具有深遠影響力的媒體人和評論家。他的教育背景，除了一個時期曾在漢學塾內讀過以中國古典為中心的東方典籍外，主要是在家鄉熊本洋學校和東京英語學校、京都的同志社英學校（一所日本人創辦的教會學校，今同志社大學的前身）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年輕時雖不像福澤和內村那樣在海外遊過學，卻閱讀了大量原版的曼徹斯特學派的理論著作，一時曾醉心於西歐的民主自由思想，積極投身於當時在日本方興未艾的自由民權運動。1887年2月，年僅25歲的蘇峰在東京成立了民友社，創辦了在明治中後期卓有影響的週刊《國民之友》，1890年2月又創辦了《國民新聞》報，鼓吹平民主義思想，並在1893年出版了作為平民叢書第6卷的《現時之社會主義》，介紹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一時成了明治青年的導師。
德富蘇峰，曾於1906年和1917年遊歷中國，並留下《七十八日遊記》、《中國漫遊記 》兩部遊記。
但是就像很多日本近代的思想家一樣，蘇峰在骨子裡其實一直是一個國家主義者。1885年他在家鄉創辦私校“大江塾”時，就創作了一首《愛國之歌》作為校歌，以此來激勵青少年為國家奮鬥。甲午開戰前夜，因朝鮮事件的刺激，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或曰國家主義達到了高潮，蘇峰主持的《國民之友》和《國民新聞》也成了這一思想或情緒表達的重要媒介，而蘇峰自己則因這場戰爭，徹底蛻去了平民主義的外殼，基本放棄了自由民權的主張，演變成了一個帝國主義者。其標誌就是1894年12月由民友社出版的、將戰爭時期發表的部分文章合編而成的《大日本膨脹論》（這裡的“膨脹”，可作“擴張、擴大、強大”解）。甲午戰爭爆發後，他主編的《國民新聞》成了主戰言論的陣地。相比較福澤，蘇峰具有更為強烈的帝國主義傾向。他主張：“要膺懲清國、永久維持東亞的和平，有兩個牽制法，一曰物質的牽制，一曰精神的牽制。物質的牽制法就是讓他們支付戰爭賠償金，分割他們的土地，……所謂分割盛京省（指現在的遼寧省——引者），獲取臺灣，就是此牽制法的一端。……精神的牽制法就是使他們從內心臣服我們的武威，徹底根除他們再度稱王稱霸的野心。”（《日本膨張論》，《徳富蘇峰集》，第259頁。）此時中國因為連戰連敗，頻頻放出信號，希望談判媾和，並請求西方大國從中調停斡旋，日本的輿論中也出現了微弱的停戰談判的聲音，蘇峰對此表示堅決反對：“如今絕不是講和的時期。換句話說，如今應該傾全國之兵力，銳意猛進，一面佔領臺灣，將此永久歸入帝國的版圖，一面扼住其咽喉之地，給予其神經一大痛擊。”蘇峰進一步提出了他的帝國主義設想：“倘若能北佔旅順口，南據臺灣，清國再怎麼龐大，也猶如一頭被揪住了鼻子和尾巴的大象，大則大矣，卻已失去了運動其龐大身軀的自由。到了這一步，不僅是一個清國，還北可控制俄國，南可應對英國，這樣我們才可發揮出東亞的霸權。霸權在我手裡，和與戰的主動權也就在我手裡了。”（同上，258頁）這些言論中，我們已絲毫看不到當年平民主義甚至社會主義思想吹鼓者的身影了。此時的德富蘇峰已完全蛻變成了一個頑固的國權主義者了。順便述及，蘇峰在昭和時期的1940年9月向當時的首相近衛文磨提出締結日本、德國、意大利三國軍事同盟的建議書，1942年出任軍部主導的“大日本文學報國會”和“大日本言論報國會”的會長，幾乎是二戰時期日本文化界的最高領袖，堅決反對接受《波茨坦公告》，戰後被美國佔領軍定為甲級戰犯的嫌疑人，開除一切公職。
上述三個案例，清晰地昭示著明治維新的兩個基本面，即汲取西洋文明、變革既有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因襲、推進近代產業的發展和思想的維新，最終基本完成了整個國家和社會向近現代的轉型，另一面，則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帝國主義的擴張迅速銜接，使得近代日本在剛剛開啟資本主義的大幕時，就已經跨入了帝國主義的軌跡，同時，還殘留了濃郁的封建專制獨裁的陰影。
我們還可以舉出明治維新的諸多側面。可以肯定的是，在複眼之下，以明治維新為象徵的近代日本，絕不是一個可以用某種簡單的原理概括的單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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