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男女人物圖會》，描繪了明治初年日本人對世界的想象。
杉田玄白譯《解體新書》內頁。
河鍋曉齋關於“文明開化”的諷刺畫。明治時代的日本人將西方形象作為文明開化的標準，所謂“開化”，就是把自己改造成西方人。這種對文明的認識最終形成了“脫亞入歐”的思潮。
中國版畫中描繪的甲午戰爭平壤之戰，儘管真實的歷史中，這場戰役以中國慘敗告終，但在版畫上，戰敗的是日本，中國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岡千仞
宗方小太郎（坐者）與友人像。
當19世紀的國門被黑船叩開，閉關鎖國已久的日本卻在應對西方文明來襲時表現出一種老練。明治維新的巨大成就，以及面向未來的勃勃野心，均未能引起中國人的洞察與審慎。既蒐羅情報以備入侵中國，又呼喚有識之士拯救中國，振興亞洲，這成了明治維新時代日本一個最為難解的謎題。當中日兩國共同面臨時代劇變，彼此之間對視的目光卻是大相徑庭……
當這雙日本人的眼睛，終於遙望見中國的上海港時，第一感受是似曾相識。“左折溯江，兩岸民家風景殆與我邦無異”，這位叫高杉晉作的日本士人在當天的日記中如此寫道，但隨著漸行漸近，眼前的一切便讓他瞠目結舌了：“此支那第一繁津港，歐羅波諸邦商船軍艦數千艘碇舶，檣花林森，欲埋津口。陸上則諸邦商館紛壁千尺，殆如城閣，其廣大嚴烈，不可以筆紙盡也”。
這天是1862年6月3日，距離佩裡率領的那艘黑船叩開日本國門已經過去了八年。幕府權威已經搖搖欲墜，只是等待著一個恰當的時機終結它。高杉晉作的上海之旅並非單純避亂。“千歲丸”承載的出使海外，見識世界的使命，象徵著即將邁入明治維新的日本的未來。目的地之所以選擇上海，同樣也是因為這裡已經是遠東第一大國際商埠，是就近觀摩西洋文明的不二之選。
彼時的中國也正在進行一場以“師夷長技以自強”為口號的洋務運動，對西方文明攝取的熱情看來並不亞於開國後的日本，但實情究竟如何，唯有親眼目睹才能查得真相。
遺憾的是，高杉對中國人的第一印象就充滿失望。華界街市的酒店茶肆雖然“與我邦大同小異，唯恐臭氣之甚而已”。“城外城裡皆外國人之商館，故繁盛。所見支那人居所，多貧者，其骯髒不潔難以言狀”。居住環境的判若霄壤也折射在華洋關係上，中國人竟然在自己的國家裡成了屈身外國人的下等人，貧窮、骯髒、喪失尊嚴。至於所謂的自強運動，在高杉看來，也只是習得西洋皮毛：中國官方創辦的浦東造船廠“結構遠劣於吾長崎制鐵所”。
日本訪問者們眼中的中國惟餘失望，危如累卵。但中國人眼中這些日本訪客的形象又如何呢？雖然目前沒有發現哪位中國人留下了關於這次來訪的記錄，但日本訪客們卻也不得不承認中國人“與吾輩親近，遠勝於西洋人”，有的中國人甚至還用日語親切地詢問他們“你何時到來？”一位叫日比野輝寬的同伴記錄下了一次雙方對視的細節，那是在“千歲丸”剛剛駛進港口的時候。由於這是二百年來第一次有活生生的日本人出現在上海港口，許多中國船隻都聚攏過來看熱鬧。“對方指點我輩頭型髮式，大笑絕倒。我輩見對方蓄辮數尺，亦捧腹大笑，彼此嘲笑不止。”以西方形象作為文明象徵的視角下，無論是哪一種頭型都難逃嘲笑，但值得深思的是，一個暗含的證據是，包括高杉晉作在內的日本使者們，沒有一個人看到西方人的頭型發出嘲諷的笑聲。
遠望
觀看西洋的方式
說到對西方世界的看法，中日兩國在起點上可謂不相伯仲。一個頗具象徵性的例子就是望遠鏡。這種西洋器物大致在16世紀同時傳入中日兩國，都被作為一件奇巧的西洋玩意接受下來，甚至連派的用場都差不多。李漁和井原西鶴分別是17世紀中日兩國最出色的情色文學家。在他們倆人的作品中，望遠鏡都被用在了同一個用途上——偷窺婦女洗澡。
但數量並不代表質量，事實上，在最初的歲月中，日本在排斥西方上走得比中國還要極端。1639年的鎖國禁令將除了荷蘭人之外的所有西方人全都拒之門外，僅剩的一小撥荷蘭商人也被禁足在長崎近海的一座小島上。這是中國在海禁最嚴苛的一口通商時代，都未曾採取過的極端措施。這些留下又遭禁足的荷蘭人，其形象遭到妖魔化，他們的基督教信仰更被德川幕府視為虎狼之敵，必欲在全日本境內趕盡殺絕。1639年島原之亂平定後，基督徒遭到幕府集體屠殺，除了一批轉入地下，用送子觀音代替聖母祭拜的“隱切支丹”外，幾乎再也找不到任何基督教存在的痕跡。
在18世紀，日本在排除西方事物的表現程度上遠遠超過同時代的中國。但到19世紀中日兩國鎖國被迫終結前夕，日本卻又突然發生逆轉，在應對西方文明來襲時表現出遠比中國老練恰當的應對手段。日本人在鎖國中探究西方的唯一路徑,來自於從長崎荷蘭人那裡獲得的知識。
荷蘭人的知識，也就是“蘭學”。儘管環境逼仄，但靠著努力和鑽研，日本還是湧現出了一批極為出色的蘭學家。其中起到轉折性作用的重要人物是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澤。他們都是醫生出身，卻因為偶然的機會成為了蘭學的中堅人物。1771年的一天，杉田玄白偶然得到了一本德國醫學家鳩盧暮斯的《解剖圖譜》。書中精細的解剖圖讓他躍躍欲試，想要親自驗證一下圖譜的正確性。於是，他和同樣對解剖感興趣的好友前野良澤一起去小塚原的刑場觀看一名年逾九旬的老人親手解剖被處決的犯人遺體。
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可以說是一次頓悟。杉田和前野發現實體解剖的臟器形狀和位置都與鳩盧暮斯書中圖繪一一相合，卻不符合從中國傳來的古代醫書中“肺六葉兩耳，肝左三葉、右四葉云云”的記載。骨骼的形狀，更是與《解剖圖譜》別無二致，“眾皆驚歎不已”。
杉田和前野花費足足四年時間才將《解剖圖譜》翻譯為日文，以《解體新書》之名刊行於世。一如杉田在晚年所著的《蘭學事始》中的描述，這本書的作用就像是“油入水中，繼而擴散，乃至遍及全池”。至1815年，蘭學已經成為了日本的顯學，“此學遍及海內，流佈四面八方，每歲皆有譯作問世”。
在醫學的基礎上，蘭學的地理學為日本人提供了一種不同於華夷天下觀的世界觀。直到佩裡率領的黑船以絕對強勢的文明之力現身在日本人面前，蘭學奠定的西方優越形象與實際中的西方文明終於重合在了一起。
中國本來也曾有同樣的機遇，雖然與日本相比晚了將近六十年。1830年，一位叫王清任的醫生刊行了他的著作《醫林改錯》。為了探求臟腑的真實形狀，他特意不避汙穢，前往義冢墳地之間，去查看那些被野狗開膛破腹的屍體。在翻看了三十多具屍體後，終於繪成了一幅相對準確的肺腑圖。但這本書非但沒有帶起一場思想革命，反而被指責為“教人於觜骼堆中，殺人場上學醫道矣”。
相同的開始，不同的結果；相似的機遇，不同的遭際，或許正是這種應對方式和心態的不同，不同的視角。當兩國都同時面臨時代劇變之時，彼此之間的對視，才會顯現出不同的目光。
上海的西洋文明讓高杉晉作驚歎傾倒，與他在日本接受的蘭學薰陶中描述的西洋強盛形象一一相合；而中國表現出的衰頹和困窘，也證明了先輩當初選擇跳出中華文化窠臼，與中國漸行漸遠所做合理應當。但在這種分裂的視角之下隱藏的，還有一顆面向未來的勃勃野心。
細看
心懷不軌的日本觀察者
高杉的老師吉田松陰提出過一個激進的觀點：西方文明的強大已經有目共睹，與其爭強不如暫且退讓，但在西洋失去的東西，要在東洋取回來作為彌補。中國的衰頹固然令人失望，但對日本來說，卻也是拓張勢力的絕佳機遇。高杉對中國情勢的觀察和判斷，成為明治維新時代日本人觀察中國最重要的視角：發現它的弱點，尋找可乘的機會，思考行動的可能。
曾根俊虎就是懷揣這種志向的日本觀察者之一。更確切地說法，應該是一名諜報人員。當他在1873年以公使隨員的身份首度來華時，中國對這些東瀛來客尚未生出任何懷疑之心。1874年，日本準備出兵臺灣時，他又被派往上海，名義上是觀光旅遊，但暗中使命是收集情報。本來，蒐集軍事情報是件極為危險的工作，但曾根俊虎卻一路上如履平地。他非常輕鬆地記錄下了“清國第一要地，北京之咽喉”的天津的軍事設施的情況和分佈，窺探機密時沒有遭到任何阻礙。
曾根俊虎眼中的中國沉淪墮落，搖搖欲墜。考慮到他在報告中不時寫道“如若敵兵佔據此地，帝城將不戰而自升白旗”之類毫不掩飾的軍事策略，會很容易讓人誤以為他希望母國儘快以這本小冊子上的情報為指導，以摧枯拉朽之勢出兵吞併中國。但接下來，曾根卻發出一聲慨嘆，呼喚“東洋慷慨有志之徒，早早注目於此”，不要讓“碧眼滑賊”的西洋人趁機發動變亂，“毒鋒橫行於亞洲”。他甚至擺出一副大義凜然的姿態，期望東洋有識之士“應考慮如何齊心協力，共振東洲，壓住西洲為急務”。
這一轉折太令人不明就裡了，一面對如何入侵中國的情報蒐羅備至，條析理剖，而另一面則呼喚有識之士拯救中國，振興亞洲。這兩種矛盾的觀點如何同時糅合成一種觀念，恐怕是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一個最難解的謎題。算計你是為了提醒你，侵略你是為了振興你，不打不成材。這套邏輯如此奇怪，但這正是明治日本高調宣揚的“興亞主義”的精神內核。
曾根俊虎可以說是最早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士之一。這位奇人將兩種矛盾視角融為一種理念，在1877年創立“振亞社”，宣揚他的“興亞主義”。1880年，這一組織與明治重臣大久保利通的“振亞會”計劃同流合一，成立了“興亞會”。這套理論不僅深受各懷心思的日本人士的熱捧，甚至也受到憂心國是的中國人士的支持。
盲目
中國智士的東洋一瞥
1877年出任首任駐日公使的何如璋就是其中之一。何如璋是中國最早對明治維新表露肯定看法的人之一，他認為，倘使中日真的可以唇齒相依，化畛域之別，那麼中日海島可連成一線，呼吸相通，成為中日聯合對外的海上屏障。
儘管何如璋發表這番看法時，明治維新已經進行了九年，成效初現，但遲到的看法也好過不聞不問。在此之前，這場改變日本國運乃至整個東亞政治格局的改革幾乎沒在中國激起任何迴響。畢竟，大多數中國人對日本的印象，仍然是《皇清職貢圖》中那個叛服不常的東夷小國，並且已經有兩百多年沒有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當中了。就連最新出版的《海國圖志》中對日本的描述，都是從之前提到的清代官方史書和私人筆記中抄寫連綴而成的。
1870年，北京總理衙門直接拒絕了明治政府所派官員柳原前光的通商談判。只有深知世界情勢的李鴻章主張與日本立約。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最終簽訂，不過，中國人真正把目光聚焦到日本上，卻是三年後日本對臺灣的武裝入侵。曾根俊虎在中國情報調查，正是為這場入侵籌謀。但與之相對，中國人對日本的看法卻粗枝大葉。
受到日本侵臺刺激的浙江海寧文人陳其元在義憤之下，揮筆撰寫了一部《日本近事記》。在這份中國最早關於明治維新的記載中，日本明治維新是一場篡權奪位的逆臣叛亂。事實上，任何一個有識見的中國人，只要親身前往日本，親眼目睹日本明治維新中迅如風雷的西化改革，都基本會對日本做出比較積極評價。
王韜是19世紀對西方世界瞭解最深的中國文士。他在1867年隨英國傳教士理雅格訪問歐洲，西方工業文明的璀璨成果讓他大開眼界，從此，他便成為西化改革不遺餘力的鼓吹者。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就剛好證明了他西化改革可以立至富強的觀點。
1879年，他在日本友人一再熱忱地盛邀下前往日本，四個月的觀光遊歷，到處都是他在異域的熱情擁躉。事實上，王韜並沒有真正見證多少明治維新的新政成果，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宴飲和遊玩上。即使是為了酬答那些日本友人慷慨奉獻的美酒佳餚和溫香軟玉，他也要對這個“海東小國”的維新改革大加讚譽。
曾任駐日使館參贊的黃遵憲在日本任職四年有餘，他眼中的明治維新同樣幾近完美。黃遵憲並非一名簡單的觀光者，而是一位研究者。他於1887年完成的《日本國誌》日後被奉為知日派的百科全書。在編纂日本歷史的過程中，發現了許多與中國似曾相識的經歷，同樣的閉關鎖國，同樣的“堅船利炮環伺於門”。既然兩國的遭際如此想象，為何不能走上同一條道路呢？
事實上，黃遵憲對中日曆史的共同性更多是他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從來沒有像日本那樣在鎖國期間形成過一股西學熱潮。甚至僅有的機遇都被無情地斬斷了。“堅船利炮環伺於門”雖然還是共同的經歷，但“始知如夢之方覺，醉之甫醒”的卻只有中國。中日之間的差距，早在杉田玄白掀起蘭學熱的時代，就已經大大拉開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延續的是自己的蘭學源脈，而中國只能從頭做起。
交錯的目光
面對面，背對背
中國人對明治維新的熱情，在何如璋、王韜和黃遵憲這些親眼目睹日本變化的知日派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從表面上看，有如此多知名人士為明治維新鼓吹宣揚，本來應該會吸引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將目光投向近鄰日本。但奇怪的是，這件合情合理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反倒是陳其元激於義憤的誇張想象越來越佔據上風，儘管他從未見過日本，而且對這個國家的瞭解錯漏百出。
1884年岡千仞遊歷中國時的一次談話，或許暗藏端倪。岡千仞是一位交友廣泛的學者，王韜、黃遵憲、何如璋以及曾根俊虎都與他過從甚密。這次談話的話題之一是1879年日本吞併琉球一事。岡千仞面對在座友人，直言不諱地說道中日之間必有一戰，甚至暗示會是一場持久戰。他相信中日兩國在千百次戰爭磨礪下，會再次“解怨講和，協心戮力”，則不僅歐美各國列強“無一足懼者”，更可以“雪東洋積年之辱”。這幾乎就是十年後中日甲午戰爭的一次預言。
岡千仞的直言不諱，得到的卻是中國友人的一片大笑。發出笑聲的人，是當時中國最睿智也最具革新精神的一批頭腦，以創辦現代教育聞名後世的張煥綸，精通史志之學的姚文楠，以及激勵了整整一代青年人投身富強運動的《皇清經世文續編》的編纂者葛士浚。如果他們都發出大笑，那麼普通人又該如何看待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威脅呢？
岡千仞也去拜訪了老朋友王韜，當年王韜遊歷日本時，兩人曾促膝長談，而如今，他看到的卻是一個沉溺鴉片煙中的頹廢老人。當岡千仞請求這位西化前輩戒絕毒癮時，王韜居然以無賴口吻笑答洋菸和酒色沒什麼區別，抽得好的話“往往保六七十壽”，而且抽上大煙，還能“不受他病”。
王韜和岡千仞的共同好友黃遵憲是少數在戰雲襲來前就看到危機將臨的人。一位友人記錄下了他對日本的憂慮之言：“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受其衝者為吾中國”，但他的知日專著《日本國誌》的命運卻是在總理衙門的某間庫房裡，和蜘蛛網與灰塵做伴。
當岡千仞帶著滿腔的幻滅和失望離開中國時，另一個身影卻出現在中國的舞臺上。這名叫宗方小太郎的人也自稱是一名興亞志士。他的所作所為，也被中國友人認為是要幫助中國驅逐西方列強的奴役，與日本一同踏上東亞振興之路。為了能夠更加深入中國，他改換服裝，裝著辮子，完全打扮成一名中國老百姓的模樣。他在中國的旅行孑然一身，唯有一把劍、一床被，一個羅盤，以及鉛筆、紙張和地圖。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他都像是一個為了實現理想堅韌不拔的苦行僧。但他所做的，卻比曾根俊虎當年在華的諜報工作更加精準，他是把中國放在顯微鏡下，用探針刺穿它的軀體，進行病理解剖。而解剖的最終目的，是向他的日本母國提供一份如何將中國一擊致死的侵略方案。
“中國人之腦中無天下國家，無公義之心。上至廟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營私為事，朝野滔滔，相習成風，其勢不知所底……”這份題名為《清國大勢之方向》的報告，就是宗方小太郎在顯微鏡下對中國的病理報告之一。在報告中，他預言“以今日之勢，早則十年，遲則三十年，必將支離破碎呈現一大變化”。
這可能是明治維新時代日本向中國投來的最不友善的目光。但這份報告本有可能不會成文。1894年8月31日，就在這份報告提交的兩個月前，這名間諜在中國遭遇了他一生中最危急的時刻。因為竊取北洋艦隊軍事情報，他的名字已經登上了中方查拿日本間諜的黑名單，只要抓住，就會格殺勿論。但近在咫尺的中國官兵卻對他視若無睹，就這樣輕易地把他放了過去。
在這關鍵的一刻，雙方的目光是否有過對視呢？如果對視，那麼歷史是否會改寫？但就像我們所發現的那樣，在無數對視的目光中，沒有哪一雙目光的消失，會真的影響歷史的視線。就像日本明治維新的初衷，在交錯的目光中，沉入了侵略擴張的暮色，中國走向世界的願景，在晦暗的視線下，踏上了崎嶇蜿蜒的長路，或許決定一切的，不是看到了什麼，而是如何去觀看。
□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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