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中的驅魔人身份不一，但大體上說來，可以劃分為以下四個群體：巫師類，僧道類，豪俠類，民眾類。這篇講前兩類。
1、
在《聊齋志異》中出現的驅魔人群像中，有七篇描述的是巫師類驅魔人。分別是卷二《胡四姐》中來白陝地的遊方術士，卷三《劉海石》中的蒲臺劉海石，卷六《胡大姑》中的職業驅狐人李成艾，卷八《盜戶》中的官聘術士，《鬼妻》中的泰安鄉村術士，《醜狐》中的術士，卷十一《護鄉木匠》中的巫師。
巫師，在人類文明的早期階段，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據《國語·楚語》記載，巫師乃是那些“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其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的人，是社會上的精英分了，而他們受到神的眷顧，“如是則明神降之”，能夠溝通人神，代神宣言，享有崇高的威望。
早期的巫師階層“大都是一種綜合性的技術人才或文化人才。他們是祭師、預言家、醫生、天文學家、史學家、政治首領”，手裡掌握著占卜、醫療、天文、歷史等廣泛的知識和技術。後來，隨著社會分工的精細化，巫師漸漸從繁雜的職責中脫離出來，“並由此分化為官巫和民巫兩種，官巫驗測國運，預卜戰爭，司掌宮廷祭祀，記輯土言，編纂史冊。民巫則為民問祈攘、求福、驅邪免災，預測豐歉，醫療病患等”。
這個時候的巫師開始兩極分化。走上層路線的變為史官、卜官、禮官，在《周禮》中，巫祝除了負責告神、祝禱，祈攘之外，還負責喪葬、獻獲、盟誓等活動。而進入民問的巫師們成了專門的神職人員，驅魔消災成了他們極為重要的一項工作。
隨著時代的變遷，巫師的面貌和名稱也不斷改變著，像方士、術士等。“巫師(或巫醫)、方士、道士這三者乃是同一種身份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名稱而已，對原始社會或民問的巫現可謂之巫師，戰國秦漢時代偏重於養生修煉的謂之方士，形成道教之後的即是道士，在本質上是毫無兩樣的。”
也就是說，那些從事各種神職工作的，掌握著各種巫術/法術/方術的人都是廣義上的巫師。對於這些大大小小、身份各異的巫師們來說，驅魔是他們非常重要的本職工作。
作為專業的驅魔人，巫師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他們都有著白己的一套法術體系，能夠運用一系列的法器靈物，掌握了一套系統的驅魔手段，往往用既定的巫術來進行驅魔。
如卷二《胡四姐》中來白陝地的遊方術士，進行驅魔的場景是:“作法。出二瓶，列地上，符咒良久。有黑霧四團，分投瓶中。……遂以豬脬裹瓶口，緘封甚固。”設壇立旗，用符咒來捕捉狐妖，用瓶子來作為禁錮狐妖的器皿，驅魔過程進行的有條不紊，手到擒來。根據其白言:“小人日泛煙波，遊四方，終歲十餘月，常八九離桑梓，被妖物蠱殺吾弟。歸甚悼恨，誓必尋而珍滅之，奔波數千裡。”可見這是一位經常漂泊江湖的遊方巫師，而且身負血仇，有備而來。
卷六《胡大姑》中有“善符水”之名的西山李成艾，當他接到別人的驅魔邀請時，花了三天的時問來“以泥金寫紅絹作符”。正式驅魔時，先是用鏡子遍照宅中，發現妖魔藏身之處後“即戟手寫符其處”，然後又“禹步庭中，咒移時”，將妖魔抓到後，又“出一酒瓶，三咒三叱”，這才最終將妖魔收服。
此篇對李成艾的驅魔過程描寫更加詳細，展現的手法也更多樣。既畫符，又使用照妖鏡，又有攤儀性質的“禹步”，還要念咒語，最後用酒壺將妖魔封入其中。涉及了多種巫術類型，是一次比較完整的作法驅魔過程。從文中對李成艾的敘述來看，他的驅魔是被人“因幣聘之”，甚至有人懷疑他是縱狐為祟，意在獲得聘金，可見這不但是一位資深巫師，而且還是從事捉妖工作的專業驅魔人。
《聊齋志異》中出現的其他兒位巫師類驅魔人也面貌各別，法術不一。卷三《劉海石》中的劉海石無需任何道具兵器，赤手空拳就可以降服邪魔，可見法力高深；卷八《鬼妻》中的鄉村巫師是把桃木削成的樁了釘在墳墓的四周，有效地遏止了作祟的女鬼，足見深明鬼性；卷八《醜狐》中的術士符壇並用，誰知不但沒有告捷，反而被妖魔所驅走，學藝不精，技不如人，只有白認晦氣……諸如此類，皆屬於巫師類驅魔人。掌握著驅魔之術的巫師們在漫長的封建時代裡始終負擔著驅魔大任，上至宮廷侯門，下至村鎮間巷，為人們辟邪攘災，帶來心靈的安慰。
2、
卷一的《焦螟》篇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官員董默庵家被狐妖所擾，不勝其煩，於是請來“總持救勒之術”的關東道士焦螟進行驅魔。焦螟先是“朱書符”，未能奏效後又“築壇作法”、“戟指咒”，施展了一連串法術，終於將為禍的狐妖驅走。很明顯，這個故事中的道士焦螟，是一個以僧道類宗教徒身份出現的驅魔人。
幾乎所有的宗教中都有關於正義的神靈降服作惡的邪魔的故事，而似乎宗教徒都可以從信奉的神袛那兒學到降服惡魔的法子，因此，宗教徒扮演驅魔人的角色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事實上，但凡涉及到宗教的東西，民問總是對其有一種神秘感，這種神秘感在宗教徒的有意渲染下很容易轉化為崇拜，這就使得人們往往對那些帶有宗教色彩的東西也寄予了信仰。
對於古代中國人來說，真正有廣泛影響的宗教就是佛教和道教。而這兩教又經常在驅魔辟邪活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道教，在發展過程中本就吸收了許多傳統的厭攘之術，“道教作為秉承原始巫覡傳統的地道的中國宗教……劾鬼治鬼是道教徒的主要職能”，很多時候道士成了降妖除魔的專業戶。以至於在文學作品中，降妖除魔成了道教人士的一個標誌:“仙道的行事特點，可劃分為修煉成仙、度脫世人、驅邪降妖和濟世立功等四個類型。”可見驅邪降妖已經成了道教弟了們的重要工作內容和義不容辭的義務。
而“隨著佛教的傳入，佛教徒也加入到降妖除魔的行列中來……佛教中人也白詡佛法無邊能夠降除一切妖魔。”尤其是佛教中密宗的興起，密宗本身吸收了印度方術，“傳入中國後，也與古代中國的方術漸漸結合，成了佛教在民問解除困厄的手段。”有了自己的一套東西結合的驅魔招術，從而擁有了一定的驅魔市場。能夠驅除魔祟，為人消災的佛道二教，白然而然地得到了民問更多的信仰。
《聊齋志異》中出現的驅魔人中，有六篇屬於僧道類。卷一《焦螟》中的焦螟，《畫皮》中的青帝廟道士，卷十《長亭》中的元帝觀土赤城等都是道士。卷五《荷花三娘了》中的番僧，《酒蟲》中的老僧，卷十一《金陵乙》中的異域僧等都是僧人。
這些以宗教徒身份出現的驅魔人往往具有高深的法力，對於妖魔鬼怪手到擒來，如卷一《畫皮》中的青帝廟道士先後用蠅拂鎮魔、木劍斬魔、葫蘆收魔，是個擅於運用各種法器的行家；
卷五《荷花三娘了》中的番僧僅“書符二道”交給中魔之人，然後教授了個簡單易行的法了就制住了狐妖，根本都不用親自出馬。這反映了在一般民眾的心中，宗教徒身份的神秘和非同一般。
基於此，當人們受到妖魔侵襲的時候，也會白然而然地想到求救於宗教力量。寺廟道觀裡神聖莊嚴的氣氛，僧人道士身上獨有的神秘色彩，都彷彿能夠給人驅邪避災的感覺。而與宗教力量的接觸也能安撫處於災禍中的人的內心，“群眾集合在宗教組織中，這給他們一種安全感，並且相信在需要時候能夠互幫互助。”
在卷二《張老相公》篇中，家人被怪所害的張老相公，就去求助於當地的僧人，希冀能夠獲得宗教力量的幫助。卷一《鬼哭》中的王七襄家中鬧鬼，採用的辦法也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藉助宗教儀式的方法來驅鬼。
還有的驅魔人，雖然不是以僧道的身份出現，但也與道釋二教尤其是道教有著脫不開的關係。如卷四《驅怪》中的徐遠公，雖出身書生，卻“棄儒訪道，稍稍學救勒之術”，乃是道教的不入門弟子。卷十《長亭》中的泰山人石太璞，其驅魔術則是直接學於元帝觀道士。
儘管《聊齋志異》中有對佛道二教的嘲弄，也出現過極少數和尚道士伏魔無效的事情，但是整體上來說，宗教力量(尤其道教力量)仍然是最具有驅魔實力的代表。吳光正先生在論述猴精盜婦型故事的時候就指出：
“如果說早期盜婦型故事中被盜女子的得救靠人力或天意的話，那麼後期盜婦型故事中被攝女子的得救則完全得靠宗教的力量了。……可見，隨著妖猴非凡神功的強化，斬殺妖猴的力量也一步步宗教化，是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飛區魔力量的強化和驅魔人身份的宗教化是同比進行的。
來稿/惠彬
閱讀更多 讀史品生活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