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30年代席捲西方世界的“大蕭條”如今仍令人不寒而慄，雖然有不少學者認為，這樣的災難也是市場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階段之一，但他們同樣承認，“大蕭條”真正的誘因至今也沒有一個確鑿的說法，就在經濟崩盤前一天，幾乎全部的美國金融專家都保持樂觀態度，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還高調地宣稱：
“現在沒有擔心的理由，這一繁榮的高潮將會繼續下去。”
通常，當社會一個或幾個集團的支出突然降低，其他社會集團就不得不支出更多，以保證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然而，當後者的支出無法達到要求，便容易催生危機。通常，科技水平的飛躍總會帶來生產力的解放，這被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標誌，回看那段歷史，有趣的是，前者似乎反而要背“大蕭條”這個黑鍋。舉個例子：1929～1930年，美國工業產值得到大幅提升，失業率反而進一步擴大，主要是機器的投入取代了許多工人的崗位。而失業率的上升又讓人們的消費慾望降低，1930年，美國社會消費支出降低了約150億，雖然政府在有意識地提高支出，但這樣微薄的努力是杯水車薪的。
在羅斯福總統於1933年推出新政之前，資本主義世界已然是哭嚎一片，然而在大洋的另一端，有個國家剛剛從這樣一個大坑中爬出來。更令他們氣憤的是，如果將“大蕭條”視為一場人類社會的“天災”，那麼他們所經歷的則是“人禍”，這個國家就是德國。
當時的德國有多窘迫呢？從一個笑話中我們可以窺得一二：一戰結束後，一家公司到了發薪日，員工們紛紛帶著洗衣籃前來領工資。結果公示進了小偷，把鈔票都扔到地上，籃子都偷走了。這個笑話頗有“買櫝還珠”的諷刺意味，然而這在當時的德國社會中並不過分。1919年6月，德國被迫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以英法為主導的歐洲霸權體系希望通過高壓制裁的方式，讓德國這個可怕的敵人永遠翻不了身。
在軍事上，德國軍隊被限制到不到12萬人，陸、海軍不準研發任何新型武器，空軍更是形同虛設。英國和法國不懷好意地在德國境內設立軍事緩衝帶，名義上不準雙方軍隊進入，然而，英法軍隊可以隨意進出，德國平民不慎誤入，都有可能挨槍子。經濟上德國更慘，為了討好英法集團，德國建立起魏瑪共和國政權。該政權的施政者不斷向英國和法國諂媚，後者也毫不客氣地處處針對，你來我往，這個曾經強大輝煌的老牌帝國被搞得沆瀣不堪，瀕臨崩潰。
一戰剛結束那會兒，1美元還只能兌換4帝國馬克；然而到了1923年初，1美元已經能兌換4.2萬億帝國馬克了。如果要買1個麵包，人們需要帶著1000億鈔票，窮人們“省錢有方”，根本不必花錢去買柴火，而是拿著1美元到銀行裡兌換成馬克，然後直接燒鈔票生火做飯。大人們也沒錢給孩子們買玩具，乾脆讓孩子們把成捆的鈔票當積木玩。德國的崩潰是全民性的，就連中產階級和部分上層社會都受到牽連。與“大蕭條”如出一轍的是，大部分社會財富仍掌握在少數社會集團手中，如部分猶太資本家。
原本，德國人就覺得一戰時德國戰敗，就是因為猶太人出賣了他們，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的窘迫也是部分猶太人為了小眾利益而故意操縱的。因此，德國人從那時起就已經狠狠地記下了這筆賬，雖然後來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令人髮指，但絕大多數德國人似乎並不太排斥，恐怕與這有很大的關係。最慘時，德國失業人口超過600萬人，達到了總人口的10%，失業率更是高達50%。一個家庭中的一名成員擁有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這個家庭就已經十分幸運了。慘到這個樣，英法每年都還要從德國掠走20億金馬克的戰爭賠償。
客觀地講，德國的遭遇不比“大蕭條”好多少，尤其是在這個階段，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都在高速發展，這更令德國人感到恥辱。當德國在災難中掙扎翻滾時，英國和法國卻在一旁幸災樂禍。不過，也有少數理智的政治家對這樣殘酷的手段感到擔憂，有位英國國會議員就曾表達過擔憂。他認為，這樣的壓力會導致德國這樣一個優秀的民族出現可怕的仇外情緒，最終撕毀條約。這個名叫溫斯頓·丘吉爾的資歷尚淺議員的建議顯然是沒有受到重視，德國的悲慘為納粹主義的滋生提供了沃土。
1933年，美國政府推出“羅斯福新政”，在以“救濟、復興、改革”為核心的政策的刺激下，美國社會重新煥發了生機。與此對應的是，1930年9月14日，走投無路的德國選民將640多萬選票送給了納粹黨，生生地將一名狂徒送上權力頂端。3年後，德國總理希特勒兼任總統，成為國家元首。在這段時間內，德國的就業率接近100%，人民一片歡呼。這樣的差距令人沉默，同樣令人慶幸：如果美國選擇了與德國同樣的道路，那世界就真的危險了。
顯然，當年德國的悲慘遭遇一直延續到了今天，不少德國人甚至堅定地說，雖然他們願意為戰爭罪責反省，但無論有沒有希特勒，歷史重來一次，他們仍然會選擇戰爭，並不會反悔。一個麵包都賣到1000億了，還怎麼活啊？如不反抗，民族都要完了。難怪有這樣一句歷史名言：“不是慕尼黑孕育了德國納粹主義，而是凡爾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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