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堅
漢宣帝用兵貴在一個慎字，這就是他與漢武用兵的根本區別。
連年征戰，遭罪受苦的就是百姓。打仗要用兵，這兵都是百姓子弟；打仗要用錢，這錢就是百姓血汗；戰事佔用農時，百姓靠務農吃飯，最怕誤了農時。漢武之時屢興兵事，天下虛耗，百姓流離，劉詢深知輕率動用邊兵之禍害。公元前67年冬，他因地震而下詔說：“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即張安世）、右將軍（即霍禹）屯兵！”將這兩支屯兵的部隊撤了回來，以減輕百姓負擔。同時下詔，未使用過的皇家池塘和禁苑借給貧苦百姓從事農耕生產，返回原籍的流民，由官府借給公田，貸給種子、糧食，免除他們的財產稅和徭役，各郡、國的宮室、別館，不要再進行修繕。可見，劉詢親政之初，就將慎用邊兵與關注民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當然，他能保持這種清醒，離不開“賢良方正”和“直言極諫”之士的不斷提醒與勸阻。
公元前64年，匈奴多次派兵襲擊在車師屯田的漢人，企圖併吞車師國。鄭吉率領在渠犁屯田的漢兵七千餘人前去救援，卻被匈奴軍隊圍困，鄭吉派人向朝廷求援，希望增派屯田軍隊。漢宣帝劉詢與後將軍趙充國等商議，打算乘匈奴國力衰弱的機會，出兵襲擊匈奴西部地區，使其不能再騷擾西域各國。御史大夫魏相上書諫阻。他將用兵分為五種：“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務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他說，近來，匈奴曾向漢朝表明善意，得到漢之百姓馬上就將他們送回，未曾侵略漢之邊境。雖圖車師屯田，卻不足介意。於是提出：“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魏相還提出各郡、國治理的諸多問題，包括官吏不廉，風俗不正，災害不斷，邊郡睏乏，用孔子的話“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勸告劉詢，請他分清輕重緩急。劉詢接受了魏相的勸告，只派常惠率領張掖、酒泉的騎兵前往車師，接鄭吉及其所率將士還回渠犁，立前車師國太子軍宿為王，將車師百姓遷徙去渠犁居住，任命鄭吉為衛司馬，負責鄯善以西地區的安全。
公元前61年，因為騎都尉義渠安國召集先零部落首領三十餘人，將其中最為桀驁狡詐者全都殺死，又縱兵襲擊先零人，斬首一千餘級，導致已經歸附漢朝的各羌人部落和歸義羌侯楊玉的憤怒怨恨，不再信任並臣服於朝，劫掠弱小種族，侵犯漢朝邊塞，攻打城池，殺傷官吏。義渠安國防備羌人的二千騎兵遭羌人襲擊，於是率兵撤退，奏聞朝廷。雖說是義渠安國處事不當，但畢竟人家已經大動干戈，一場戰爭已難避免。年逾古稀的老將趙充國主動請戰，劉詢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即今甘肅蘭州），圖上方略。”於是朝廷“發兵詣金城，……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因為“兵難遙度”，趙充國的作戰“方略”，是他到了金城之後上呈的。劉詢既沒有以君命或聖旨遙控指揮，硬要趙充國不折不扣執行，也沒有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由當甩手掌櫃。他與劉詢書信往來不斷，足見用兵之“慎”。
趙充國的“方略”,歸納起來說，就是不搞全面出擊，而行重點打擊；不搞長途征討，而搞屯兵守護；不以重兵相逼，而重分化招降。他先後五次上書，總旨是重謀略而輕拼殺。史書記載：“充國奏每上，(宣帝)輒下公卿議臣”,最初贊成趙氏意見的十有三人，以後十有五人，最後十有八人。宣帝詰問“前言不便者”,其中包括魏相，他們“皆頓首服”。宣帝於是回覆趙充國，全盤肯定他的方略。如此這般，雖然沒有付出很大的代價，卻是大獲全勝，使漢朝“信威並立”。於是，劉詢“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趙充國班師回朝後，鄭吉接班。 公元前60年，鄭吉首任西域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公元前54年，匈奴單于向漢朝稱臣，派其弟右谷蠡王到長安來充當人質。漢朝因邊塞地區沒有了外族入侵的戰事，便將屯戍兵卒減少十分之二。劉詢下詔表彰鄭吉“撫循外蠻，宣明威信，功效茂著”,封他為安遠侯。
真正平定西域的，當是漢宣帝而不是漢武帝，用班固的話說，就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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