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早的古典主義經濟學開始，經濟學家都是試圖用自己的理論來解釋現有的經濟現象，預測下一步的經濟形勢。就好像每一種新藥剛剛研製出來都很有效，但時間一長，病毒就進化出了耐藥性。經濟也是如此，在現有的理論框架裡運行一段時間以後，都會不安分得突破這個框架，發生讓人無法預料的事件，然後這些所謂的黑天鵝又會逼迫學者們去改進理論。
當然經濟學作為橫行於世的當今顯學，還是有一個共同的源頭的：
那就是大航海時代的商船。
只要能把船運到目的地就能換來驚人的利潤，大航海時代的暴利讓封建領主笑眯眯得看著這幫商人進出自己的城堡，有了他們，就有了源源不斷的金幣。
不過這時，商船也就是船，沒有其他的意思。
別看領主們收錢的時候“重商主義”喊得比誰都響，但是腦袋下面永遠是屁股在支撐，他們支持的只是商品交換，而農民則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搞點副業創收可以，前提是種地這個本職永遠放在第一位，所以說，交換的商品大多是土特產、手工貨。
基本上，最早的經濟流派“重商主義”，在本質上不過是對貨幣財富的追求。重農輕商，在那會兒還是最大的政治正確。
但是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開就再也無法關閉，不斷湧出的金錢在用魅力征服封建領主的同時，也逐漸取代了他們所主導的價值取向，沉甸甸的金幣代替摸不著的榮譽，成為新時代的道德準則，一切皆向“錢”看。
一個國家的好壞，也變成了國庫的大小。
當“國庫”們的發言權越來越大時，隨之而來的代言人也開始發聲了。
亞當斯密們進一步拓展了單純的重商主義，在批判重農學派的同時，認為一切物質部門都能生產財富，進而將經濟研究直插源頭，拓展到生產領域。他們一針見血的指出，商品的流通並不創造財富，而商品的生產，才是創造財富的源泉。
名不正則言不順，既然已經名正言順，人類生產力再也不用羞羞答答得躲在小作坊裡了。在賽先生的驅動下，文明隨著工廠的煙囪拔地而起，史稱第一次工業革命。
以亞當斯密、李嘉圖為首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信奉無為而治，在他們眼裡，經濟就像古時候人們所信奉的天道，它“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經濟出了問題不用擔心，等這股勁一過，又會恢復正常。正如不少人相信感冒看不看醫生無所謂一樣，反正過個一週自然會好。同樣，市場就是經濟最好的“免疫系統”。只要放任不管，市場這隻看不見的大手便會搞定一切。
我們回顧歷史，僅以美國為例，從南北戰爭至上世紀20年代，就經歷了不下5次感冒。結果是令人滿意的，感冒都痊癒了。
可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全球經濟危機讓大家徹底看不懂了，為了突出這場經濟危機的牛逼，他也有一個特別牛逼的名字——“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
危機前期很多人說不要管，堅持一下，馬上就要好了，總統在堅持承諾，經濟學家在堅持等待，老百姓在堅持餓肚子。結果時間越長，情況越糟糕，不少人發現再這麼堅持下去，經濟好之前自己就已經嗝屁了，於是就有了凱恩斯那句著名的吐槽：
“In the long run,we all dead（從長遠看，我們都會死的）。”——凱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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