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假如我的長詩真發表在了《人民文學》,會是什麼結果?

老話兒說,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倚。郎郎先生的長詩《進軍號角》投稿《人民文學》,被當時作協的領導看重,發表在即,這讓“太陽縱隊”的成員興奮不已。

可時也,運也,這首詩最終並沒發表成功。不過,難道沒發表就不好嗎?從種種跡象看,還是沒發表更安全些吧……

十六

為驗證文學功底

1964年還發生了另外一件事。

當時我父母都不在北京。一次,我跟吳爾鹿、張潤峰,還有幾個中學生湊到一起,大家說:“咱們寫作了這麼多年,到底作品是不是也跟咱們說人家似的,弄了半天沒一個成氣候的。咱們練了半天,到底能不能被承認?”

針對這個問題,大家形成了決議:“這麼著吧,咱們每個人都回去寫篇東西,一個月以後,一人拿一篇作品出來,選其中最好的一篇直接投稿,看看社會到底承不承認咱們的作品是像樣的。”

我寫了一首政治抒情長詩,叫《進軍號角》。那時,我受馬雅可夫斯基的影響很深,覺得詩人是天生的革命者、叛逆者,所以在《進軍號角》裡批判了西方沒落的藝術,和國內政治上的官僚主義系統,表達了文藝必須革命的願望,其中也提到了毛澤東,不是感恩,而是從一個詩人的角度來頌讚一個質樸的人。

大家都寫完後,我們這些人又聚在一塊兒,把自己的作品都朗誦了一遍。經過投票,大家都推選我的詩去投稿。

然後,大家又討論這稿應該怎麼投,要不要找熟人。我說:“不要,找人就沒勁了。咱們就貼張四分錢的郵票,扔進郵筒,試一試,不行拉倒。”結果,我就把《進軍號角》寄給《人民文學》編輯部了。

被作協領導賞識

長詩差點兒佔了半本雜誌

那時,我們都是些孩子,哪知道哪有這麼給《人民文學》投稿的。可沒想到,陰錯陽差,當時作協的領導邵荃麟,為了瞭解情況,每過一段時間會到不同雜誌社跟一期班,做一期審稿。

那次,他正好到了《人民文學》雜誌社,他就是想看看真正老百姓寄來的稿子,不要約來的那些稿子。就這麼巧,我那篇稿子正撞在他手上。那麼長一首詩,他一看馬上就批了,讓放在下一期雜誌的頭條。

當時《人民文學》的編輯姓雷,說要是刊發這首詩,一下子就佔了半本雜誌,而且還是出自一個咱們都不知道的作者。

邵荃麟確實有點兒不一般。他說:“我們不要看是出於哪個作者,要看到底東西好不好。這些年來,我還沒有看過這麼好的作品呢。”

當時我用了真名,所以雷編輯就按我留的地址到中央美院,投石問路找到了我。他把我約到編輯部去,問:“你在中央美院做什麼工作?”

我說:“我是二年級的學生。”

他很驚奇,二年級學生怎麼能寫出這首詩?我解釋說,我從中學就開始喜歡寫作,一直寫了幾年。

他說:“這個不好辦了,本來以為是一位老師寫的。”

他拿不定主意,就給邵荃麟打電話。邵荃麟的意思是不改,是不是學生都不重要,人才就是這麼被發現的。邵荃麟還真有點兒理想主義呢!

後來,這事在學校傳開了,因此我就被人列為美院十大“才子”之一,那年我20歲。最興奮的是“太陽縱隊”的成員,因為我們的作品得到了社會的接受和認可,說明這幾年的勤學苦練沒白費。

1964年,假如我的長詩真發表在了《人民文學》,會是什麼結果?

▲1964年的《人民文學》

未能成功發表

可結果也許是“塞翁失馬”

誰知,那篇詩送去排版後,正好趕上1964年北戴河會議,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於是文化部開始批判“中間人物論”、“人性論”,邵荃麟受到了批判。

上邊調查這期《人民文學》他選的是什麼文章,雜誌社說他選了這幾篇,有一首長詩就佔了半本兒雜誌。調查的結果是,那期雜誌根本就沒出版,文章、內容全部更換後才面世,所以那期《人民文學》出得很晚。

事情發生後,雷編輯打電話到學校找我,他說:“考慮到你是個年輕人,機會還很多,而且你知道《人民文學》是什麼樣的刊物?不可能登你這首詩。我們考慮了,還是轉給《萌芽》吧,因為《萌芽》不正是給年輕人辦的刊物嗎?”

過了幾天,《萌芽》把我的稿件也給退回來了,他們回覆說:“您的大作讀畢,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大的版面,所以退還給您。”

實際上,後來我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有一天,我乾爹朱丹先生,他當時是文化部藝術局的副局長,還有後來文化部的書記馮牧,他們倆打電話把我叫去了,說:“你這麼大的事怎麼也不事先通過我們,不讓我們幫你把把關呢?”

我說:“我們就是小孩兒,自己寫點兒東西試試,你們給我登了也不合適,我們只是想知道自己寫得到底怎麼樣,行不行。”

他說:“你這孩子,真是不知道,這件事在文化部惹出了多大的事!”意思是說,我把邵荃麟給害了,其實跟害不害沒關係,只不過是一個前因後果的事。

最後他們說:“你以後要寫什麼東西,先拿來給我們看,不能再胡來了!”

俗話說:“塞翁失馬,焉知禍福。”如果當初我的這篇作品就這麼發表了,我會不會因此一舉成名,最終變成跟我所批評的那些文藝人一樣的“御用文人”?還是我會更倒黴,曇花一現,然後被迫銷聲匿跡?

誰知道呢?人生很難講,有時命運會令人啼笑皆非。我看後一種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後來我聽說,在市委宣傳部內部資料裡關於“大學動態”那一欄中,把我說成了“資產階級文藝青年”。

1964年,假如我的長詩真發表在了《人民文學》,會是什麼結果?

▲1978年,李燕拍攝於籌備中的中國畫研究院,照片中人物從左至右為黃胄、朱丹、李可染、張仃、李苦禪

(未完待續,逢週一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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