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景芬
小時候記得煙臺有好幾個劇院，其中一個叫做群眾劇場，在現今芝罘區政府一帶。當時我家住在二馬路，離劇場挺近，就經常到這個劇場看戲。大人須憑票入場，像我這樣的四五歲小孩子可以免費，但得由大人帶領入內。於是每次我都是雙手扯著前面大人的後襟進去。大人們雖不認識我，卻也不介意，所以每次都能順利入內，從無有枝節。那時的煙臺城區人口不過10萬左右，社會安定，孩子晚間外出，兩三個鐘頭以後又自己返回，家長視為正常，不必有兒童被拐之慮。
我的看戲，如同魯迅先生在《社戲》裡所描寫的孩提時代的心境，不識字，更不懂戲文，最煩的是臺上角色坐唱，經久不息，令人難耐。像《二進宮》裡一青衣、一花臉、一老生的長久對唱，簡直是一種折磨，可大人們卻聽得津津有味，不斷地鼓掌叫好，在我則是莫名其妙，我期待的是劇中的武打。可是在經久的期待中，也不自覺地耳濡了戲曲的旋律，大致知道哪一種曲調代表哪一種情感，能區分高亢、低沉、悽婉、失落、悲憤、激越，總之，人的七情六慾在演員的行腔裡都可以找到一一對應的表達，我甚至能準確地哼出各種調門，儘管並不懂得內中的文字內容。同各種曲調的心理共鳴幾乎奠定了我兒時理解京劇的“本能”。
後來我上小學了，結束了無拘無束的童年生活，成了有規矩的班集體的一員，每天上課前要站隊入列，然後魚貫進入課堂。即使在這樣嚴肅的時刻，我也是心猿意馬，神不守舍，嘴裡自然地哼出京劇的曲調，自己卻渾然不覺，任憑精神漫遊。班主任老師並沒有直接干涉，而是在家訪時對我父母指出我的怪異之處，要求家裡加以管教，別的班級的老師們也都知道一年級有個會“唱大戲”的孩子。昔日煙臺街京劇氣氛很濃，僅就我念小學的那個班級而言，起碼有三個同學與京劇有關：一是胳膊上有兩道紅槓的女中隊長，小學未畢業就進劇團做了專業演員；二是另一名中隊長，她家開過的店鋪是專做戲裝的；三是班長，上一年級時就已經15歲，比一般同學的年齡要大一倍，小學沒畢業就退學了，據說也學過戲，由於個子太高，於標準形象不符，故半途而廢。
後來有了“文革”時期的革命樣板戲，再後來隨著“文革”的結束又恢復了傳統老戲，現今則是傳統劇、現代劇和新編歷史劇三者並舉。不管社會政治潮起潮落，煙臺人的京劇興趣始終沒有衰減。就我個人而言，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北大讀研究生時，校內本科生髮起成立了一個京劇學會，成立大會在靠近西門的辦公樓小禮堂舉行，許多京劇名家以及本校、外校的老教授到會祝賀。北師大的一位老先生因偶感風寒不能前來，便託人帶來一副對聯以為賀辭：“檀板絃歌驚雛鳳，高山流水遇知音”。我前排對座的正是《沙家浜》中阿慶嫂的扮演者著名錶演藝術家洪雪飛，是我崇拜的偶像之一，她很活潑，也健談，人比電影上的形象更漂亮、靚麗，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會間安排有藝術家的演唱，洪雪飛和另一位藝術家合作演唱崑曲《牡丹亭》“遊園”一折，分別扮演春香和杜麗娘，二人不著戲裝，也不化裝，洪雪飛只是把外套脫下，即登臺演唱，繪聲繪色，沁人肺腑，至今思及，音猶在耳。在北大，幾乎每天都有各界傑出人物的講座或演出之類，僅京劇一項，我就聽過武生泰斗王金璐先生、《紅燈記》 李鐵梅的扮演者劉長瑜等的授課。劉長瑜去北大我經歷過兩次，一次講的是《怎樣欣賞京劇》，其中對京劇中湖廣音、中州韻的講解，對我思考膠東方言有啟發。課後我請她在我的筆記本上簽字留念，那是1984年5月23日。有趣的是，2014年秋天劉長瑜率團來煙臺演出並講座，由市文化局安排，她同我作了一次會面和交談，我拿出當年在北大有她簽名的筆記本，她很驚訝，說：“我再給你籤一次吧。”就在同一個本子的空白頁上籤了名，時間是2014年9月13日，距上次簽名正好30年！我說：“希望再過30年劉老師還給我簽名。”她笑著回答說：“那時超過一百歲了。”2007年，我在大學舉辦了一次講座，題目是“膠東方言和京劇”，副標題是“紀念京劇表演藝術家李維康六十誕辰”，除了面向廣大學生，還特地邀請了原青島京劇團和煙臺京劇團的部分演員以及周邊幾個大學的教師們參加。
我個人只是一個普通的京劇愛好者，同京劇竟有這諸多牽扯，主要是受煙臺濃重的京劇氛圍的浸染。據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京劇史》記載，煙臺很早就成為北方的重要京劇碼頭。早在1864年，海陽進士鞠捷昌為其母祝壽，特邀譚鑫培演堂會，這是京劇第一次登陸膠東。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東北著名的“關東班”登上煙臺碼頭，在武英街（今芝罘區政府身後）搭臺演出，使煙臺人初識京劇，並很快在煙臺掀起了一股京劇熱潮。聽戲、學戲、唱戲逐漸成為時尚，戲院和有演出功能的茶園也應運而生。煙臺最早的戲院德桂茶園建於清光緒末年，之後煙臺群眾劇場（天仙茶樓）、大眾劇場（壽仙大戲院）及慶威、華樂、昇平等眾多舞臺、茶社紛紛建立，這類戲院、茶園當時達15個之多。二十世紀初，山東督辦張宗昌為其父祝壽，特邀以梅蘭芳為首的四大名旦到掖縣（萊州）演堂會。此後，各地京劇藝人紛紛來煙，麒麟童12歲便從上海來煙臺獻藝，其後於1910、1914、1923年頻頻來此演出；1927年，他有感於煙臺有廣泛的京劇基礎，便帶頭成立了以專業演員為主體的“梨園公會”，並自任會長。其他如馬連良、張君秋、葉盛蘭、袁世海等京劇名家也都來過煙臺演出。
煙臺早在1861年即已開埠，比臨近的青島和大連的開埠時間要早37年。青島於1898年開埠，由於處地優越，腹地更為廣闊，城市發展後來居上，於是彼起而此伏，煙臺發展相對滯後了，從此兩市之間城市化水平的落差形成了，至今難平。但是，由於煙臺城市開發早，城市文化的底蘊豐厚，京劇發展歷史的沉積也更為長遠。近百年來煙臺民間一直流傳著這樣兩則故事：
其一：某年一青衣名家來煙臺演出《竇娥冤》，劇中蔡母遭壞人暗算，被誣告殺人，兒媳竇娥不忍婆婆受刑，甘以身代，於是替婆婆認罪，被判斬刑。六月行刑，天忽降大雪，恰逢清官海瑞巡按至此，經複審，冤情終 於 大白，因此這個劇目也被稱做《六月雪》。扮竇娥的那位青衣名家來煙臺演出的時間恰好也在農曆六月，夏日如蒸，劇情裡雖然天降大雪，但演員在臺上卻是大汗淋漓。這時臺下便有觀眾喝倒彩，鼓倒掌，後臺老闆見狀急忙下臺抱拳問故。觀眾答道：大雪嚴寒，竇娥身上應該起雞皮疙瘩才對，怎麼反倒汗流浹背起來？老闆陪笑道：時值盛夏，演員只有流汗的份兒，怎麼會起雞皮疙瘩呢，客官是否有些強人所難？內中一觀眾不由分說，登臺現身說法，只聽竇娥冤聲起處，那廝頂著酷暑，不僅不流汗，身上反而起一片雞皮疙瘩，如臨寒冬。臺下一片喝彩。
其二：某京劇老生名家來煙臺演出《借東風》，劇情取自《三國演義》，是雲東吳都督周瑜意欲火攻破曹，但時值隆冬，強風向為西北風，若無東南風之便，據於江東的東吳豈不燒向自己陣營？周瑜因而焦慮成病。諸葛亮測定數日內必有東風，便故意說自己身懷奇門遁甲之術，能呼風喚雨，要求於南屏山建七星壇，然後登壇作法，“假意兒祝告上蒼”，果然“借”得三日三夜東南大風。周瑜素妒諸葛亮才能，待東南風起時，便命丁奉、徐盛二將往七星壇斬殺孔明，以絕東吳後患。豈知諸葛亮早有預料，在丁、徐二將未到之前，已下壇乘船趕往夏口了。唐朝詩人杜牧《赤壁》 詩有這樣兩句：“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說的即是這段傳奇。可見早在《三國演義》 之前，這些故事已在民間廣泛流傳了。再說那位飾諸葛亮的老生借完了東風走下七星壇時臺下便有人喝倒彩，也是老闆下臺問故。觀眾說諸葛亮的步點走錯了：登臺時走了14步，為何下壇時只走了7步？老闆急中生智，答道：登壇時諸葛亮很從容，一步一個臺階，共走了14蹬，下壇時恐遭周瑜追殺，走得很急，一步兩蹬，故走了7步。老闆的巧辯算是勉強解了圍。
上述兩個傳奇後來在煙臺當地越傳越奇，以至於第一個傳奇的那位青衣名家被說成是程派創始人程硯秋，而第二個傳奇的那位名家被說成是老生泰斗馬連良。被盤究的演員名氣越大、檔次越高，似乎更能增加小地方的“榮耀”。發生在煙臺同以上兩個傳奇故事的結構相類似的真實故事倒是有文獻記載，著名文物專家、也是京劇行家的張伯駒先生曾談到老一代京劇表演藝術家程長庚（1811-1880）的三個弟子：汪桂芬、譚鑫培、孫菊仙。其中孫菊仙聲如洪鐘，一句唱後，欲落梁塵。孫是天津人，是以天津好戲劇者皆以“老鄉親”稱之。但孫得此名號亦有原因，因孫曾去煙臺演戲，煙臺有票友幫，勢力甚大，凡演員去煙臺演戲，必須先去票房拜客送禮，演出始能順利；否則，或終場無一好聲，或票友手提一燈，將燈點著，出場而去，後之觀眾，亦隨而去，至空場停演。孫 至煙臺，對票房疏於禮節，首場演出《空城計》，自出場至城樓，臺下無一好聲，孫唱至末句“我面前缺少個知音的人”，孫改為“我面前只可惜對牛彈琴”，臺下大譁，即令其停演，在臺上磕頭賠禮。時煙臺亦有天津幫，乃天津人在此地經商任職者，亦在觀戲，乃起而抗言，謂孫改唱戲詞，固為非禮，但孫為天津人，是我們老鄉親，而票房對其演戲，自始至終，無一好聲，就是藐視我們天津人。可於明日找一地方說理，武打文打，概所不計。此時已成僵局，乃另有觀戲者，出面調停，認兩方各失禮，次日由孫重演《空城計》，兩方言歸於好。次日孫演出《空城計》，自出場至終場好聲不絕。此後孫演戲，即將孫菊仙名，易為“老鄉親”。（《紅毹紀夢詩注》，寶文堂書店1988年3月版）
1949年建國之前，中共中央安排把數百名民主人士從香港接送到解放區，參加新中國籌建工作。1949年3月，陳叔通、葉聖陶、馬寅初、鄭振鐸、柳亞子等20餘名著名民主人士乘船離開香港，取道煙臺再前往北平。在煙臺停留第二天晚上的歡迎晚會上，觀看了勝利劇團第二大隊平劇部演出的《四傑村》和《群英會》，柳亞子稱“極佳”，徐鑄成說：“蓋煙臺一帶，平劇（即京劇）素有根蒂，舊北京劇界，一向視煙臺為畏途也。”（金延銘：《煙臺要事考略》150頁）可見民間傳奇也非空穴來風。以上張伯駒的紀實和民間兩段傳奇故事內容雖有差別，但結構和內涵的意義卻是相同的，即除了說明煙臺是京劇興盛之地，也有小地方狹隘的夜郎自大意識。
從晚清、民國到新中國，凝聚在煙臺街的京劇氣氛經久不衰。直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每逢有京劇名家從京、津來煙，當地的戲迷和票友便到車站和港口掛出橫幅標語歡迎。煙臺中心城區芝罘區於1987年出版了一本宣傳冊，裡面有一節“煙臺人與京劇”這樣寫道：
煙臺不僅是鍾靈毓秀之地，也是檀板絃歌之鄉。早年許多飯館浴池的牆上往往掛有胡琴等樂器，每當樂友們餐畢浴罷，隨即彈拉歌唱起來，往往是生旦淨醜，好戲一臺。一到晚間，票友們便紛紛聚往“同樂處”，於是鼓鳴鑼震，琴起歌揚，小城陶然。那時像“刀劈三關威名大”，“狗賤人說的哪裡話”，“聽他言……”等唱段，可說是男女老幼皆耳熟能詳。戲迷們在戲院裡聽到那悠揚婉轉的唱段時，閉目搖頭，品滋嚼味，手拍膝頭，指量尺寸，可見好戲之篤也。至於鄉間戲風尤盛，逢年過節各子弟班串村走鄉，可謂村村鑼鼓響，臺臺皮黃腔。一旦名角登臺，更是攜婦將雛，傾室而出。煙臺人酷愛京劇，是與其歷史、地理條件和文化素養有關的。煙臺於清末闢為商埠後，商賈雲集，市面繁榮。由京津南下滬寧，或由南北上的演員多取水路，經此必“掛口子”，順便上岸獻藝。好角名伶紛至沓來，煙臺人從諸多名家的演出中，受到了藝術的陶冶，提高了文化素養，遂對京劇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有的京劇愛好者還與京劇名家結為知己，學習技藝，更直接推動了煙臺京劇的發展。著名藝術大師尚和玉和著名文武老生馬德成來煙期間，就曾把他們的拿手戲傳授給張少甫等一些當地演員。那時，煙臺人茶餘酒後多談京劇，請客看戲蔚成風氣，尤其是客幫，晚上多以戲院為娛樂場所。當年一個幾萬人口的小城，就有丹桂、瀛洲、天仙等大小戲院茶園9處。每來名角，觀者如潮，造成陣陣京劇熱。如程硯秋來時，觀眾蜂擁搶購戲票，竟將商會的柵欄擠倒。耳濡目染再加刻意追求，一批批票友像曲學海、張金坡、郭盛亭、賈賢英、賈賢賓等脫穎而出，成為知名演員與琴師。（《黃海明珠芝罘》115-116頁，山東省出版總社煙臺分社1987年版）
今日芝罘區之被稱為首善之區，那是因為有深厚的文化積澱。芝罘是煙臺的象徵，煙臺是典型的京劇之鄉。鄉，有幾層不同的含義。首先是指行政區域單位，鄉所轄的範圍，歷代不同，今天指的是縣以下、村以上的行政單位，與鎮相併列，屬科級；二是指地方或處所；三是指城市以外的地方，即與城市相對的鄉村；四是指家鄉。以上否定煙臺是京劇之鄉的說法是把“鄉”誤解為家鄉了，其實這裡的“鄉”指的是地方或處所，所謂“京劇之鄉”指的是京劇興盛之地，並非指京劇的發源地。就像建國初期媒體常稱廣東梅縣為“足球之鄉”，並非指足球起源於梅縣，而因為梅縣是足球興盛之地；黑龍江自稱是“雪鄉”，並非是指雪起源於彼，而因為該省緯度最高，嚴寒多雪。《紅樓夢》 第一回寫一僧一道在青埂峰下的對話中提到“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富貴溫柔鄉”，這裡的“鄉”也不是指故鄉或家鄉，而是指地方或處所。即煙臺而論，歷史上是有名的“蘋果之鄉”，並非指煙臺是蘋果的發源地（煙臺蘋果是在近代由本地品種同西方品種嫁接而成），而因煙臺是盛產蘋果之地； 煙臺市芝罘區曾兩次被國家體委命名為“田徑之鄉”，也不是指這裡是田徑運動的發源地，而因這裡的體育運動開展廣泛，田徑成績尤為突出，並向國家隊輸送了多名運動員。再說了，田徑“之鄉”在全國也不只煙臺一家，京劇“之鄉”亦然。總之，由於對“鄉”的誤讀，這些年煙臺人很有些作繭自縛，聞徽班而自慚，說“之鄉”而囁嚅，頗有些底氣不足，這倒是大可不必的，因為煙臺是中國典型的名副其實的京劇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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