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儒道佛三家，南懷瑾先生提出過一個很生動的比喻：“儒家好比糧食店，為人們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糧；佛家是百貨店，日常用品，林林總總，一應俱全；道家則是藥店，靈丹妙藥，用以救人救世。 儒家店必須光顧，聖人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佛家店則隨時可以逛逛，有錢則購，無錢則望，其中應有盡有，為人生之不可或缺之物；道家店則是無事不必登，有病必須看，否則病人病入膏肓，悔之晚矣。”
南懷瑾先生說：“儒佛道三家學術思想，二千餘年間，跡雖相距，理常會通（本源、本質歸同，外用和表現不同）；外則各呈不同之衣冠，內容早已匯歸一途，共闡真理。如儒家則偏重倫理，留心入世，善則無可非議，弊易入霸道；佛家則偏重心理，志求解脫，善則無可非議，弊則流於疏狂，而皆以心法入門，超拔精神進於形者；道家則偏重生理，從形質入門，善則出神入化，弊則易落私吝，而亦終外形器，而達形而上者。”
嵩山少林寺有一個供奉老子、孔子、釋迦牟尼的地方，該地方的對聯是：“百家爭理，萬法一統；三教一體，九流同源。”這說明儒道佛三家歷經幾千年的演變融合，已相互滲透，相互同化，從某種角度看，早就已經“三教一體”了。比如，在個人修養的觀點上，儒家講“修身、治世、平天下”；佛家講“見性、救世、通萬通”；道家則講“養生、遁世、窮萬物”。雖然說法不一，其本質卻大同小異。
南懷瑾先生在分析儒道佛三家的差異時說，儒家是講入世的，勇猛精進，百折不撓，它的精義是“工作”；道家在出世入世之間，行雲流水，順其自然，它的精義是“生活”；佛家是講出世的，似空非空，雲空未必空，它的精義是“睡眠”。
比如，在理解世界的觀點上，儒家重視現世的修為。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說，人們要先懂得生活，再談論死亡。孔子還告訴人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道家講究窮盡變化，老子一直不厭其煩地為人們講述萬事萬物的變化規律，讓人們效法天道，順應自然，在自然之道中學習為人處世之道。佛家則講“緣起性空”、“四大皆空”。
南懷瑾先生說：“相對而言，儒道兩家，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更為深遠，可以說華夏幾千年的歷史舞臺上的精魄就是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
自公元前163年以後，人們對儒道兩家的信奉，開始有了明顯的變化——“文人崇老，官吏推孔”。然而，一旦“崇老”的文人墨客步入官場，將烏紗帽一戴，就改變口徑張揚地推崇起儒家來，而那些“崇老”的勾當只好在暗地裡進行。但對於儒道思想之於社會的意義，南懷瑾先生如是說：“華夏文明，數千年的歷史有一個不易的法則，即每當時代變亂到極點，最終都要靠道家思想來撥亂反正。漢唐宋元明清開基立業的鼎盛時期，都是由‘三玄之學’——《易經》《老子》《莊子》出來用世，內用黃老，外示儒術，外面標榜的是‘孔孟之道’，實際運用的卻是‘黃老之學’。”
在中國歷史上，漢、唐、宋、元、明、清開基立業的鼎盛時期，都是由“三玄”（《易經》、《老子》、《莊子》）之學出來用世的。而且，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不易的法則，每當時代變亂到極點，無可救藥時，出來“撥亂反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不過，他們有他們的一貫作風——“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他們幫助人家打好天下，成功了，或在私人事業上，幫助別人發財，當上了老闆，然後自己飄然而去。如商湯時的伊尹、傅說，周朝的姜太公，春秋戰國時期的范蠡，漢朝的張良、陳平，三國時的諸葛亮，都是道家人物。姜太公與范蠡，完全做到了“功成，名遂，身退”；張良則差一點，最後欲退而不能，本事不算大；至於諸葛亮，他的立身處事，完全是儒家的態度。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用在他的身上，再合適不過了。
眾所周知，最能代表道家思想的是老子，他對道家思想有最為系統、具體的闡述。而《莊子》又對《老子》進行了最全面、精細的闡釋，發展和弘揚了道家學說。道家學說論辯的道理，在政治、教育、軍事各個方面，都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關於道家，南懷瑾先生解釋說，現代人對道家的觀念，是漢、唐以後的人所持的觀念。在秦漢以前，“道家”與“儒家”，並沒有分開，都是一個“道”字，其代表了中國的宗教觀，也代表了中國的哲學——包括人生哲學、政治哲學、軍事哲學、經濟哲學，乃至一切哲學，都涵在此“道”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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