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黃狸嗚翠柳

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初，面對日本人的瘋狂進攻，國軍呈現出了大潰敗的趨勢。特別是淞滬會戰，國軍最精銳的部隊包括蔣介石一手打造的德械師損失慘重。

所有人都知道，抗日戰爭將變成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面對淞滬地區的失守，位於南京的國民政府機關必須進行遷移，因為一旦中央機關被日本人一網打盡，對於抗日戰爭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而這個遷移的地方，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日本人難以進攻到地方，二是能夠有效的指揮全國抗戰。

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能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地方其實不多。位於抗日戰爭大後方的省份不是沒有，像廣西、雲南、貴州、四川、西藏、新疆、陝西、甘肅、青海都可以算是大後方的省份，但並不是每一個大後方的省份都適合國民政府中央機關遷入。比如說西藏新疆雲南貴州青海等地方，位置太偏僻，影響力不足，像廣西等地又是桂系的大本營，諸如陝甘等地又毗鄰另外一股讓蔣介石相當忌憚的力量。

所以蔣介石所能選擇的地方，四川是最好的選擇。而當時四川能夠選擇的城市無非是成都與重慶。而成都地處平原，很容易被日本人的飛機進行轟炸，所以說重慶是蔣介石最好的選擇。

國民政府要遷入重慶，最大的難題就是如何搞定以劉湘為首的四川軍閥。蔣介石入川，意味著四川不再屬於劉湘，將會變成蔣介石的勢力範圍。劉湘是一個軍閥，四川是他的大本營，斷然是不能讓蔣介石染指的。在抗戰初期，韓復榘等軍閥甚至還一度聯繫劉湘共同對抗蔣介石入川。

然而，劉湘終究是一個有民族血性的中國人，面對日本人的侵略，劉湘幾經權衡之下，選擇放棄了個人利益，率領川軍出川抗日，最終病死在抗日前線。

在劉湘的主動讓步下，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中央機關順利入駐重慶。

在民族大義這一點上，劉湘是真正的英雄！

胡史亂翔

當時抗日戰爭已經開始，前期日軍瘋狂進攻，沒多少天的時間已經打到南京，國民政府被迫將政府遷往重慶。

為什麼是重慶呢？全國這麼多個城市，為何單單選擇重慶作為陪都呢？各人分析後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點

重慶是山城。因地形獨特的關係，可以在連年戰火中堅挺下來，不得不說山多是功勞之一。因為重慶山多，而且幾乎全是層巒疊嶂的高山，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中國軍隊在空中上的劣勢，使得受炮火攻擊的壓力大大減少，這也是為什麼能在這麼艱苦困難的情況下堅持了下來。

第二點

扼守交通要道。重慶位於我國西南部，長江的上游，北有大巴山，東有巫山，東南有武陵山，南有大婁山，同時緊挨著四川盆地，是其門戶，佔盡水陸交通的優勢，很多物資都能快事運抵重慶。相比之下，比重慶防守係數高的城市，沒有重慶便利，這個看成都；比重慶交通好的，確沒有重慶防守係數那麼高，這個武漢就是了。

第三點

地理位置。不會太深入，也離主要戰場相對較遠。在抗戰期間，既不會給人一種退守偏安的感覺，也不會至政府於戰場之側。選擇重慶的目的，就是藉助地理位置，告知百姓，遷都是戰略上的需求，並不是國民要放棄抵抗而造成的，給予人民百姓信心。

趣味小公子

遷都重慶的最直接走原因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攻打南京，南京保衛戰失敗。但是為什麼要選重慶這個地方，為什麼不選雲南或者其他地方。

首先，重慶當時屬於四川，還沒有分出去，雖然經濟落後，但地勢險要，山地地形，周圍崇山峻嶺環繞，易守難攻，可以極大的削弱日軍裝甲戰鬥力！而武漢等長江流域這些地方，雖然經濟不錯，但日軍海空力量強大，易於溯江而上，並不具備能與戰爭和可能發生戰爭的前線保持足夠的戰略縱深距離。

四川成都平原，天府之國，無論是劉邦還是就備都把四川當成了戰略大後方，從歷史的角度。再一個就是重慶受到日軍的飛機轟炸相對較少，雲南因為駝峰航線，日軍經常從東南亞出動飛機轟炸，重慶有長沙武漢的軍隊阻擋，相對少！

史界觀

主要因為南京距離上海太近了，1932年淞滬抗戰的時候，國民政府情急之下移駐洛陽辦公，後來通過了“以西安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陽為行都”的重要決議。不過蔣介石心裡很清楚，洛陽作為政府所在地，仍不算安全。至於西北方向，實在又過於貧瘠，也不是戰時首都理想之地。

（南京國民政府）

四川是中國內陸大省，特殊的盆地環境使之自古以來就形成一個頗具特色的區域空間，人稱“天府之國”。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曾經建議蔣介石，四川是個富庶而因地理關係特形安全之省份，如果由重慶經貴陽建築通昆明之鐵路，再連接滇越路向外國聯絡，具有重要意義。

（德國軍事顧問法肯豪森）

1935年3月，蔣介石從漢口乘坐飛機第一次前往重慶，從空中俯瞰三峽，他幾乎驚呆了，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不到夔門、巫峽，不知川路之險也。”只要四川、貴州、雲南在我們控制下，中國就一定能夠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記得九一八事變的時候，蔣介石說過，如果現在抵抗的話，我們或許三天就亡國了。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國內政治不統一，國民政府缺乏安全可靠的大後方。

（抗戰時期的蔣介石）

好在中國地大物博，好在中國有四川。蔣介石在確認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之後，心情非常激動，“別說三年，日本人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國”。客觀來講，蔣介石在選擇抗戰大後方的問題上眼光是銳利的。不過四川當時屬於軍閥劉湘的地盤，國民政府並不能直接發號施令，想要遷都也不是想遷就能遷的。這個時候應該表揚劉湘，劉湘雖然是軍閥，但他有著一顆愛國之心，全面抗戰開始後，不僅命令川軍出川抗日，同時公開表示歡迎國民政府來重慶。

（國民政府主席林森）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南京危在旦夕。蔣介石主持國防最高會議第五次會議，說明“遷移重慶，為三年前預定計劃之實現”，希望黨政軍全體同志“共同一致，克盡本職，來爭取抗戰最後勝利”。20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正式向世界各國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

馮傑

我是兵說，我來回答！

抗日戰爭爆發前期，中國就有意選擇四川作為抵抗日軍侵略的大後方。遷都這個問題重大，當時只是做了部分準備，並未實施。抗戰爆發後，中國軍隊英勇抗擊日本侵略，但武器裝備的差距不是靠人數可以彌補的。上海失守，日軍下一個目標便是南京。此時不遷都也不行，便選擇重慶作為陪都。

當時中國的首都是南京，但這地方無險可守。並且南京周邊基本上都是從上海撤退而來的軍隊，建制不完整，戰鬥力自然也就難以保證。拿這樣的軍隊去抗衡日軍數個齊裝滿員的精銳師團，不可能有戰勝的機會。反過來，日軍是鐵了心要拿下中國的首都南京。當時的中國一面在“調兵遣將”，準備南京保衛戰，一方面也開始組織遷都。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就是劉湘顧全大局，大力支持當時中國當局經營四川作為抗日大後方。劉湘彼時已成為四川的實際管轄者，如果他選擇阻撓，那麼遷都重慶阻力會很大。為了抗日，劉湘可以帶領幾十萬川軍出省。國難當頭，區區一個重慶，捨棄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兵說

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國首都南京被日寇攻佔，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繼續頑強抗日。為什麼要選擇重慶作為戰時陪都呢？我認為有以下四點原因。

其一、重慶經濟水平高、工業基礎好，人口眾多，適合做國都！重慶雖然位於西南地區，但是它處在長江中游，口岸開放早，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工業基礎雄厚，周邊戰爭資源多。國民政府遷到重慶後，有穩定的稅收，能維持政府的運轉，維持軍隊的開支！

其二、重慶易守難攻，可以保證日寇不能輕易攻破重慶！重慶號稱山城，境內多丘陵和大山，又有長江天險，不利於日寇的機械化部隊長驅直入。重慶東面還有兩湖可以作為緩衝，只要拒敵於長沙以東，那麼重慶就是安全的。就算日寇攻佔了長沙，再向重慶進發，因交通不便，國軍沿途狙擊，國民政府也可以從容撤走！日寇陸軍無法攻入重慶，就派空軍輪番轟炸重慶，不過重慶挺過來了！

其三、四川的人口、資源較多，可以支撐全國抗戰！西南三省中四川省人口最多、經濟最為發達，人民最為善戰，國民政府遷都四川省的重慶市，就可以充分調動四川的資源支撐全國抗戰。如果遷到甘肅、貴州、雲南等地，則資源不足，不能支撐全國抗戰！

其四、四川的軍閥雖多，但是派系林立，有利於國民政府整合四川！四川軍閥大小數十支，彼此爭鬥不斷，儘管劉湘掌控了四川大部分地方，但仍有數支實力較強的軍閥存在！蔣介石通過權術分化瓦解了這些軍閥，完成了中央直管四川的任務！當然劉湘以民族大義為重，主動率川軍出川抗日，最終還拒絕了韓復渠的聯兵反蔣陰謀，也為遷都重慶做了巨大貢獻！

大秦鐵鷹劍士

蔣介石在處置韓復榘這一問題上，是做出了政治犧牲的，韓復榘雖然抗命逃跑喪師失地，但顯然在抗戰初期這類情況並不鮮見，大多以撤職查辦了事。所以世人皆以蔣介石有公報私仇之嫌，其實韓復榘必死的大半原因，是試圖勾結劉湘阻止國民政府和中央軍入川，在當時的情況下足以令蔣介石一身冷汗的。

韓復榘私密聯絡的不僅有劉湘，還有在華北手握重兵的宋哲元，其計劃是劉湘的川軍封閉入川道路，宋哲元引兵退至潼關附近，他自己的部隊撤到襄樊和南陽一線，然後聯名通電反蔣。

在何應欽主持“川康整軍會議”期間，面對蔣介石準備將川軍中央化的企圖，劉湘曾經說過：“我如果要乾的話（川軍反蔣）就是天也要打一個洞”。但是抗日戰爭爆發後，在民族大義面前，劉湘終於沒有行動，功德無量。

“四川王”劉湘的抗日態度是堅決的，但是不情願國民政府和中央軍入川也是內心真實寫照，因為那將意味著他的老巢不再姓劉，因此對韓復榘的態度頗為曖昧。密報這一陰謀的正是宋哲元，這也是宋哲元后來在四川病重時蔣介石既往不咎特別關心的原因，但韓復榘擁川獨立的計劃是不能公開的，一方面缺乏必要的證據支持，一方面很容易引起川中各界不明真相強烈反彈，國民政府的西遷必將困難重重。

（劉湘）

所以在得到戴笠軍統的情報佐證之後，蔣介石不動聲色的發表劉湘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鼓勵其率川軍主力出川抗日，劉湘本人抱病到達武漢，川軍開赴南京前線，而大量川軍的外調才為國民政府中央各部門進入陪都重慶鋪平了道路。

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前，蔣介石及軍事委員會就考慮過遷都的問題，畢竟南京距離淞滬戰場實在太近了，一旦淞滬有失，南京必然不保。當時選定的陪都共有三個城市：洛陽、蘭州和重慶，綜合各方面條件分析，顯然重慶是最安全和最合適的，唯一存在的問題就是川中軍閥的態度，雖然蔣介石自1935年起便利用追擊長征部隊的機會，以為藉口不斷將中央勢力滲透進川，但中央軍部隊在四川仍然數量很少，如果劉湘領銜抗拒國民政府入駐重慶，還真是個大麻煩。

（四川軍閥王瓚緒）

頂著輿論壓力不公佈韓復榘的陰謀，只追究其戰場抗命一責，不僅給劉湘留足了面子，也便於團結韓復榘舊部、川軍和宋哲元部隊一起繼續抗日，蔣介石可謂用心良苦。其實1937年11月20日日寇逼近南京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已經正式宣佈遷都重慶，但是由於上述原因以及重慶不通鐵路，國民政府的大部分機關只撤至武漢辦公，作戰指揮中心的“軍事委員會”也架設於此，武漢實際上成為國民政府的臨時首都，劉湘及其他川軍將領能否保證國民政府順利入川，仍然是蔣介石非常擔心的問題。

1938年1月20日，劉湘在漢口病逝，國民政府為其舉辦了隆重的“國葬”，蔣介石認為四川已是群龍無首，決心徹底控制四川遷都重慶，隨即連下數道命令：撤銷劉湘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川康綏靖公署主任和四川省主席職務；撤銷川康綏靖公署機構；以張群為四川省主席。結果遭到川康實力派的聯名反對，認為劉湘甫死，蔣介石以嫡系張群接川省主席實屬“趁火動劫、意圖宰割”。蔣介石震驚之餘，再換以顧祝主持川政，留守四川的17名川軍旅長再次聯銜反對，同時成都大街小巷貼滿標語，四川保安司令王陵基更是揚言：“顧祝同如敢飛成都，當以大炮在機場歡迎之”。

蔣介石無奈了，深知川事不可操之過急，乃同意四川軍頭們的請求，以川軍出身的王瓚緒代理四川省主席，作為交換條件，國民政府各機關全部開始遷移重慶，同時調動嫡系第18軍等中央部隊進駐重慶周邊，確保陪都安全。不久以後，王瓚緒又被蔣介石派康澤拉攏過去，開始密報四川各軍頭對蔣介石的不滿及活動，被激怒的四川軍閥又聯合起來反對王瓚緒，甚至調遣部分軍隊陳兵成都周圍，大有一言不合就跟重慶開戰的架式，蔣介石再次妥協，撤銷王瓚緒職務而親自兼任四川省主席，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身兼任一省主席，充分說明了四川的重要性和局勢的複雜性。

經過三年多的分化瓦解，直到1941年蔣介石才搞定川康實力派，當年11月15日明令張群為成都行轅主任兼四川省主席，四川的“中央化”經過艱難的歷程後終於實現，重慶作為戰時首都的地位得以鞏固，為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提供了可靠的大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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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的軍閥混戰過程中位於西南地區的四川幾乎成為了全國最混亂的地區：從1912年“省門之亂”到1935年中央軍入川這段時期四川地區“大小戰爭達四百次以上”，其中“規模較大的戰爭就達到二十九次”，幾乎每年都有大規模的混戰發生。四川各派軍閥在經過一系列醒風血雨的吞併混戰後漸漸形成楊森、鄧錫侯、田頌堯、劉湘、劉文輝、劉成勳、賴心輝、劉存厚等幾個軍閥巨頭。1934年在軍閥混戰中漸佔上風的劉湘多次組織對川陝革命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的圍剿，卻一再被紅軍打敗。當年11月劉湘飛抵南京向蔣介石求援。1935年春蔣介石派遣行營“參謀團” 和上官雲相等部中央軍入川督導川軍圍剿紅軍，同時任命劉湘為四川省主席和川康綏靖公署主任，授權他撤銷軍閥防區。至此劉湘得以在中央軍的支持下徹底壓制其他四川軍閥，四川成為隸屬於國民政府治下的統一地區，但劉湘本人依然在四川保留有巨大的權力。

自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以來日軍又先後在上海、華北等地生事，到1935年時國民政府已對來自日本的威脅有所預感。隨著包括四川在內的西南地區的統一國民政府開始把國防中心向西南地區轉移。當時的四川人口較多、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都能長期支撐。1935年3月2日蔣介石由漢口飛抵重慶，兩天後他在重慶發表演講聲稱：“就四川的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同年7月蔣介石面對即將到來的中日戰爭的威脅再次強調：“對倭應以長江以南與平漢線以西地區為主要線，而以川、黔、陝三省為核心，甘、滇為後方。”1935年10月6日蔣介石又在成都的一次講演中又指出：“四川在天時、地利、人文各方面實在不愧為中國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復興最好的根據地。”應該說從這時起蔣介石就有了將四川作為日後抗日戰爭中的大後方根據地的念頭。

1937年8月13日—1937年11月12日國軍同侵華日軍之間爆發了淞滬會戰，在歷時三個月的淞滬會戰裡中國軍隊浴血奮戰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但最終到底沒能阻止侵華日軍佔領上海。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軍兵鋒之下，日軍隨即增兵西進以圖一舉攻佔南京。1937年12月1日南京門戶江陰要塞被日軍攻陷，12月6日下午南京衛戍司令長官部發現日軍已迫近南京衛戍部隊部署的第一線陣地：日軍第16師團一部已滲入至湯山鎮左側後的胡塘、大胡山附近，至此南京已成圍城。當晚蔣介石召集少將以上軍官開會，次日凌晨5時45分他搭乘飛機離開南京，飛赴江西，由這裡轉入武漢統帥部。12日南京淪陷，日軍隨即在南京城內展開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1938年6月11日由南京一路西進的日軍開始進攻由南京遷出的國民政府駐地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開始籌備將政府駐地由武漢遷入作為大後方的四川。

在當時的四川各城市中最適宜作為國民政府戰時首都的無非就是成都、重慶二城，而其中重慶尤其顯得得天獨厚：重慶地處長江與嘉陵江交匯處，是長江上游一大水陸碼頭，自甲午戰爭以後就被開闢為通商口岸，劉湘曾大力建設重慶，使其具有比西安、洛陽、成都等古城更加雄厚發達的現代工業基礎，能為抗戰提供充足的後勤物資補給。重慶位於四川盆地東部，自古以來就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說法。巴蜀地區北有秦嶺、大巴山，西有橫斷山脈，南接雲貴高原，而日軍要突破的則是東面的三峽天險。在這樣的環境下日軍的機械化部隊的作戰效率受到制約，重慶在東面還有兩湖可以作為戰略緩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是基於這樣的考量於1938年7月17日緊急命令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駐武漢各機關限五日內全部移駐重慶。到當年11月中旬駐武漢各軍事機關全部遷往重慶，12月8日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防最高會議主席蔣介石率軍事委員會大本營飛抵重慶，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也遷抵重慶並在重慶相繼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除了國民政府極其軍事機關之外，當時長江中下游地區急於逃離淪陷區的普通百姓以及工廠、銀行、學校、醫院也開始向重慶遷徙。由於當時國民政府控制下的船隻大多用於前線戰事，於是面對日寇步步緊逼的危局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指揮船隊冒著日軍的炮火和飛機轟炸搶運戰時物資和不甘做亡國奴的難民到四川，從而保存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命脈，為抗戰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歐洲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的；而中國抗戰中這場大撤退則完全依靠的是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親歷了這場大撤退的晏陽初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重慶，抗日戰爭時期是世界第七大城市，解放初期是中央直轄市，西南首府城市，1997年恢復中央直轄市，國家五大中心城市，七個超特大城市，國家定位的國際大都市和中西部唯一金融中心，國家創新中心，長江上游經濟中心（西部十二省），西部唯一水陸空綜合交通樞紐城市

躍強14

　　國民黨政府的遷都計劃實際規劃的很早。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時期就對陪都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當年的3月，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討論通過了“以西安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陽為行都”決議。

　　也就是最早是關注西北，想在西北建立陪都。但當時西安洛陽所處的西北地區經濟匱乏，地方勢力派系眾多，這兩個地方又是馮玉祥閻錫山的老勢力範圍，蔣介石對這兩個地方不是很認可。

　　早些時間軍事學家蔣百里就提出把國防線劃定在北起太原，經洛陽、襄陽至衡陽一線。“此線以東地區，我宜利用空間換取時間，消耗和疲憊敵人，同時積蓄力量，加強戰略後方；此線以西，資源豐富，幅員遼闊，足以持久戰”。

　　蔣百里斷言中日之戰必定是持久戰，津浦、平漢兩路及沿海的大片國土將被敵佔，戰時大本營宜設於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帶。

　　而當時參謀次長楊傑所寫的《關於國防中心問題的意見書》中論述的所謂國防中心區，列舉的也只是南京、武漢、成都、洛陽、西安。並沒有重慶什麼事。

　　這五處地方近海臨滬的南京已經基本排除在外，而武漢位於華中腹地，平漢、粵漢鐵路縱貫南北，長江、漢水匯流，素稱“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很高，似乎是較好選擇，但考慮日海空力量強大，極易溯江而上，並不具備能與戰爭和可能發生戰爭的前線保持足夠的戰略縱深距離。所以又被PS掉。

　　西安雖是古都，但此時已經破敗多年，各方面設施不足以支撐首都所需。多數人傾向成都，但當時成都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川軍的大本營。但都認為四川是“絕對的最後的守備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