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5日，微軟亞洲研究院（初創時稱“微軟中國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政府部門領導、合作伙伴、媒體濟濟一堂，在北京國際俱樂部飯店（現北京瑞吉酒店）共同見證了這一重要時刻。
撰文 | 邸利會（《知識分子》主筆）
1998年的年底，躺在宿舍的文繼榮，閒翻著報紙。他是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的博士，過段時間就要畢業。一所新成立的機構，通過幾位創始人的介紹，引起了他的注意。機構名叫微軟中國研究院，不做具體的產品開發，而是做基礎研究。
20年前，一個學計算機的年輕人，如果想在國內搞科研，有哪些選擇？
彼時，網易、京東、騰訊、新浪剛剛成立；阿里巴巴還要推後一年，百度要推後兩年。對這些初創公司來說，生存是第一要務，搞基礎研究屬於奢侈。外企呢？惠普是第一家中美合資的高科技企業，雖早在1985年就成立，到2005年才有惠普中國實驗室；而英特爾中國研究中心、IBM中國開發中心、雅虎中國、摩托羅拉中國研究院雖然也差不多同一時段成立，但也不做基礎研究。
那麼，高校或研究所？坦白說，拋開研究水準，僅薪資就太沒競爭力——剛成立的微軟研究院，是它們的十倍，況且，幾位創始人的資歷也相當不錯。在文繼榮眼裡，這個全新的研究院是一個“空降”下來的機會。他所不知道的是，其實微軟亞洲研究院最終落地中國，也是一種機緣。
成立於1975年的微軟，經過十幾年的發展，頗感技術儲備的必要性。1991年，蓋茨接收前任CTO邁爾沃德（Nathan Myrvold）的建議，在總部所在地雷德蒙德（Redmond）建立了第一家研究院。
5年後，蓋茨決定將研究院擴充三倍。隨後有了1997年英國劍橋研究院。而在此期間，蓋茨兩次來華，中國學生的勤奮與聰明讓他深刻印象。當時，微軟負責研究院全球事務的高級副總裁裡克· 雷斯特博士（Rick Rashid）和微軟雷德蒙德研究院院長凌大任博士（Dan Ling，一位意大利出生，美國長大的華人）也一起推動將亞洲的研究院建在中國。
不過，當時的微軟在中國的形象並不好，不少人覺得它商業手段霸道、技術創新很少。的確，從1992年在北京設立代表處，微軟在中國的業務主要是賣產品、拓展市場。當李開復躊躇滿志，宣稱6年內投資8000萬美金，來中國建立這所研究院時，媒體的反應是，微軟不僅在商業上推銷其產品，更是要來掠奪中國的大腦。
實際上，那時的中國，具備較強研究背景的大腦很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微軟先是在公司內部物色會說普通話的華人，結果沒人想去。繼之在全美國找，幸運的是，他們找到了李開復。當時招人的情形，參與初期創建的沈向洋後來回憶說， “恨不得抱頭痛哭”，原因是找到合格的研究員太難。
一時的困難並未影響大局，蓋茨堅信中國的機會，他後來說，中國佔了全世界1/4的人口，應該負擔至少1/4的創新，這樣的話全世界會更好。兩次到訪，中國學生的熱情和潛能，令他為之動容。
在一個發展中的國家，能否建成一所世界一流的計算機研究機構，誰也不確定——這正如文繼榮即將投出的簡歷。不過，話說回來，能不能中是一回事，關鍵得敢一試。
中關村的希格瑪大廈，當年的微軟亞洲研究院原址
發宏願將最傑出的人招至北京
幸運的是，幾天後，文繼榮接到了通知他去面試的電話，地點在中關村的希格瑪大廈。顯然，彼時那裡還是一個不知名的所在，從中國人民大學打車出發，竟然沒幾個司機知道在哪裡。
多年之後，對當年面試的情形，文繼榮依然記憶猶新，他說，那兩天像是打了一場仗。當時僅有的8位研究員，他就見到了其中的6位。
他見的第一位是張亞勤——畢業於中科大少年班，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電氣工程博士，曾任美國Sarnoff公司多媒體實驗室主任，31歲成為歷史上最年輕的IEEE Fellow。那一刻，剛剛回國，擔任首席科學家的張亞勤，辦公室都沒來得及收拾，顯得空空蕩蕩，見到文繼榮後，他說的第一句話是，“今天，是我第一次在這個辦公室上班，你是我在這裡見到的第一個人”。
接著是創始院長李開復。李開復噌地從一疊試卷中抽出文繼榮的筆試卷子，開始像中學老師一樣一道一道的捋題目。文繼榮說，李開復的循循善導讓他印象深刻。隨後是凌小寧、徐迎慶、李江、沈向洋 ……
時年37歲的李開復的到來開了個好頭。他曾在蘋果公司任職，也是SGI電腦公司互聯網部門副總裁。
雖然在臺灣長大，美國留學，李開復卻對大陸的留學生印象深刻。多年之後，他還能清楚地記起，在卡耐基梅隆大學讀書時，他的同學沈為民全靠在紙上寫代碼、用腦子來運行程序，“這就意味著在中國一定還有很大一批優秀的研究學者尚未被挖掘出來。” 和蓋茨一樣，李開復也看到了中國學生的潛能。
“我覺得開復是非常理想的人選，他來了後，整個研究院的級別實際上就往上提了，我覺得這也是蓋茨的期待。” 在一個秋日的下午，回憶起當時的情形，張宏江告訴《知識分子》：“甚至，他願意接這份工作，我還是有些吃驚的，包括亞勤。接下來，他們用美國招研究人員的標準，僱了在西方得到很好研究訓練的、最強的那撥中國人。然後他們再把最好的學生招過來，一起往前幹。”
最強的那撥中國人包括了張亞勤，還有李開復的師弟洪小文、沈向洋（他們三人均是圖靈獎獲得者Raj Reddy的學生）以及其他研究員。1999年，已經是美國惠普實驗室主任的張宏江也正式“入院”，而面試成功的文繼榮最終加入了他領導的媒體計算組。
走向世界一流
凌晨兩點，微軟亞洲研究院的大樓燈火通明。送餐員送來了滾熱的豆漿、噴香的牛肉麵和各樣精緻小菜。研究員們則三三兩兩聚在一起，邊吃邊討論問題。宵夜完畢，研究員們繼續工作，直至晨曦微露，東方漸白。
回想起頂級會議截稿的前夜，郭百寧這樣記述道。和張宏江一樣，他也在1999年加盟微軟亞洲研究院，此前是英特爾硅谷總部研究院的資深研究員。
這樣的“挑燈夜戰”，也是孫劍熟悉的情形，郭百寧曾是他多年的老闆。雖然如此，平日裡，所有人都直呼姓名。從2001年做實習生起，孫劍在亞研院度過了15年的歲月。他在2016年入職曠視科技，擔任首席科學家。
“那時候一點都不覺得累，反而非常的滿足。一個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朝著自己的目標大步向前，看著夢想觸手可及，那種幸福感是其他事情無法相提並論的。” 孫劍回憶說，在研究院成立之初，似乎每一個人都憋著一口氣，好像非要馬上證明自己究竟能幹什麼。
文繼榮說，從進去的第一天，就被告知，要做一流的、最頂尖的事情，而歷任院長的眼光也一直是瞄著最頂尖，“我們並不會覺得基礎差就怎樣，跟MIT、斯坦福或者伯克利是有差距，但我們覺得我們能做到。”
郭百寧說，從建院開始，目標就很明確，就是集中精力做世界一流的研究，要麼乾脆不做，要不便做到最好：“做研究就是要衝擊巔峰，就是和眾所景仰的一流高手比拼。即便是轟轟烈烈的死，也決不降低目標苟且求存。”
確實，不僅是剛加入的年輕學生，課題組的研究員同樣也要證明，即使在北京，也可以做一流的研究。
“不是問學生做什麼，而是和他們一起討論，一起做。那時，我們這些研究員，30多歲，也處在事業的上升期，充滿著飢餓感，希望自己畢業10年的時候能做出IEEE Fellow，15年的時候能做出ACM Fellow那種水平的成就。不是說一定要得到這些榮譽，而是給自己設一個標準。”張宏江說，這種飢餓感，無論是好奇心的驅動，或者學新東西的驅動，和中國過去40年發展中的那種飢餓感是一樣的——
“中國過去40年經濟爆發的原因是什麼？是中國人一天工作12個小時，一個禮拜工作7天，實際上是一種飢餓感。我們把自己所有想到的應該做的好題目，自己以前沒有這種資源，用亞研院的這個平臺，用年輕人的這種飢渴一起做了，全都做了。這種爆發力是非常強的。”
沈向洋把這些國際型人才形成的聚集效應比作磁場，吸引更多才智之士的到來，把知識、經驗和技能轉註給本土人才，把精神與方法留下；而青年人，也會很快的從“昨日的學徒”成長為“今日的專家”，“明日的良師”。這裡，沒有管理者，只有示範者。
至於如何考評，現任院長洪小文博士告訴《知識分子》，大體上研究組有很大的自由度，決策是從下至上，具體操作上沒有一定成法：“要做大的項目，一定是要跨大的腳步，要能夠容錯，如果你要求百發百中，那射的目標一定很近，可要射得遠，就不可能百發百中。一個項目究竟什麼時候繼續支持，什麼時候選擇放棄，要作出正確的判斷並不容易，說穿了也很難公式化。”
作為第四任院長，洪小文從一開始就參與了研究院的建立，2004年更舉家從西雅圖微軟總部遷到北京，而他的太太和女兒此前還從未到過大陸。
“剛畢業拿到博士學位的年輕人，身邊能有這樣一些人，耳濡目染，甚至他就是給你做榜樣就行了。然後給你指方向，影響你，相當於跟業界的專家在一起，成長得非常快。我記得當時有一個比喻，說就像進了一場洪流，那個洪流滾滾向前，你不向前是不可能的，你會被帶著往前走。”
如今，沒有人再懷疑，也已經有足夠的成績證明，他們可以做出一流的研究。
微軟亞洲研究院20年紀念，觀眾在老照片前駐足觀看（攝影：邸利會）
更大的影響
20年再回首，微軟亞洲研究院的傑出，也許是不需要多說什麼的。
在過去的20年，7000多位院友中，超過55位獲得IEEE院士、ACM院士、千人計劃等榮譽；115位參與創業，18位院友在互聯網企業擔任CEO、CTO，幾乎覆蓋中國最頂尖的互聯網企業，5位獨角獸公司創始人，200位在頂級高校執教。李開復、張亞勤、沈向洋、洪小文、張宏江、許峰雄、王堅、郭百寧、馬毅、張崢、王海峰、周明、湯曉鷗、馬維英、林斌、孫劍、何凱明…… 這一串名字如此耳熟能詳，以至於她被稱為中國IT人才的黃埔軍校。
學術方面，公開發表論文5000餘篇，50多篇榮獲“最佳論文”獎。在計算機圖形圖像領域，從1999年沈向洋與高校合作發表中國本土第一篇SIGGRAPH論文，到2005年，亞研院有9篇論文入選，佔到了總數的10%。在搜索領域，從2007年到2011年，亞研院在SIGIR上的發文逐年上升，超過其間大會收錄論文總量的10%。在系統和網絡方向，即使是在一年只接受20多篇論文的頂會上，亞研院也有突破，直接支撐了雲服務和現階段微軟的復興。
在當今火熱的人工智能領域，微軟亞洲研究院也做的最早，成績斐然。2015年，亞研院開發的計算機視覺系統在Image Net挑戰賽中首次超越人類物體識別分類的能力；2018年在斯坦福大學發起的SQuAD文本理解挑戰賽上，亞研院的模型在兩個維度上超越人類；同一年在機器翻譯上，亞研院參與開發的機器翻譯系統，在通用新聞報道測試集的newstest中英測試集上，首次達到與人工翻譯媲美的水平。
在將最新的技術快速轉化為觸手可及的產品與服務上，微軟的智能雲Azure、Office 365、微軟小冰、必應搜索、到Xbox、HoloLens，幾乎每一款微軟的產品都有亞研院的智慧。
“微軟亞洲研究院非常了不起，我覺得是個奇蹟。所有在中國的其它跨國企業都沒有做到，中國的企業研究院今天還沒有做到，國內的高校院所也很少比它做的更好。這甚至不是因為錢的事，所以這點你得承認。”談到亞研院的成就，張宏江不無感慨地說。
作為一個老兵，他希望未來的亞研院可以有更多的文章獲大獎，在基礎理論上有大的突破，要超過美國同行，而不再侷限於多發幾篇文章，可以造就像Deep Mind這樣的團隊，或者做出像阿爾法狗和沃森這樣的系統。洪小文說，亞研院還沒有取得一個為全人類帶來偉大變革的科研成果，比如晶體管、集成電路或者互聯網。也許，得圖靈獎或者諾貝爾獎是他們的下一個目標。
2013年，在亞研院呆了14年後，文繼榮去了人民大學。面對其他單位長年累月的挖人，文繼榮說，他一直捨不得這個環境，覺得這個地方真的很好：
“實際上我可以坦率地講，不僅是在那個時代，即使到了今天，在中國也很少有這樣的研究機構，沒有太多的雜念，沒有太多後顧之憂，能夠在裡面全心全意的做研究。”
亞研院也給他的人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不僅感激，而且覺得幸運。20年前成立的亞研院就像是打開了一扇窗，讓年輕的文繼榮們見識了她的機制、感受了她的文化、掌握瞭如何去做世界級的研究。
我們可以看到，來自20多個國家的6000多名學生曾在這裡實習；資助亞太科研項目1370多個，118所高校與研究機構的1000多名學者從中受益；與10所高校建立聯合實驗室，8個已被納入“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管理體系；約180名研究生參與了聯合培養博士生項目；支持260餘項高等教育教學內容與課程體系改革項目，惠及200餘所高校的數千萬師生。
“今天，我也希望能夠把這些帶到我工作的地方，包括怎麼去培養年輕人，怎麼去給他們提供很好的環境，雖然可能還一時做不到那樣，但是我們至少見過，有模版在那。” 他說。
20年前的中國，離世界一流很遙遠，在那個空降下來的烏托邦，有這樣這一批人奮鬥成長，在世界舞臺上發出聲音，彰顯中國人的聰明與智慧，與中國一起成長。
20年後的今天，政府的科研投入，機構的待遇、研究水準都不可同日而語，隨著一大批本土優秀企業的崛起，亞研院逐漸顯得不那麼鶴立雞群，如今畢業的學生的選擇也更多。
20年的耕耘與積累，終究碩果累累。李開復說，今天中國能在人工智能上扮演重要作用，是因為研究院從很早開始就在語音識別、自然語言理解等眾多人工智能核心技術上進行了研究，中國今天的成就真的應該感謝微軟亞洲研究院。
如果環視一圈中國本土大大小小公司的AI部門，他的這番話不難理解。
當然，也有像文繼榮這樣的，進到了高校，做了人民教師，算下來在頂尖高校執教的超過了200位。7000位院友，6000位實習生，無論他們身在何處，都有那段難以忘記的有關亞研院和他們成長的記憶。
20年，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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