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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1月底，我校师生和束鹿（现为辛集市）、井陉两县的干部、借调干部混合编入杨扈分团进驻赵县杨扈公社。杨扈是个大村子，成立人民公社时，按东西南北四门的方位将该村划分为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四个大队。公社驻地设在北门，分团领导机关设在公社驻地。杨扈分团政委是王重波（束鹿县委书记）；团长是魏xx(束鹿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为便于学校管理，我们班80多人集中分到杨扈东西南北门以及贤门楼等几个大队。我和韩中民、于东兴、吴淑贤、高振和、范有义等同学分到南门大队工作队，又细分到6个生产队的工作组，我到3队工作组。不久，吴淑贤被抽到工作队队部工作。南门工作队队长是王炳章（井陉县某公社书记）；指导员是赵顺楼（井陉县干部），后来换成束鹿县的陈xx。南门3队工作组组长刘建奎（束鹿县粮食局保卫股长），副组长李正言（束鹿县某供销社主任），组员有我以及穆开宣、王秀梅（二人均为借调干部）。1964年底（或65年初），天津大学部分师生也来参加“四清”，王辉国和李茹兰二位同学分到我们组。这时，一个生产队的“四清”工作队员就达到了7人，一个大队工作队员就有50来人，可谓名副其实的大兵团作战。1965年春节过后，上级决定从现有工作队员中抽调一批人开辟新战场，我们组的李正言、王秀梅、穆开宣被抽走。
当年的“四清”大体分为准备阶段、清经济阶段、清政治阶段、思想文化建设阶段、组织建设阶段。工作队进村初期的一些活动大都为准备阶段的工作。
工作队在村里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工作上，按照“双十条”的要求和总团的部署，工作队、工作组接管了大队、生产队的一切权利，将大队、生产队干部晾在一边。而工作队员们则紧锣密鼓地开展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活动。扎根串连过程中，工作组内部分工包片，全生产队50来户，每个队员包几户。白天分头行动，晚上集中碰头，将摸来的情况，主要是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逐人逐项梳成辫子。这一阶段，我很快就摸清了所包户的情况。一来我生长在农村，老家和这里虽在风俗人情上有所差异，但农村的基本特征大体一样，我很快就能入乡随俗。二来我有个秘密武器——理发，哪位社员或家里孩子头发长了，我随时可以给他们义务理发，这就拉近了距离，很快和当地群众打成了一片，他们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讲。
若干天后，工作组基本掌握了该生产队的整体情况：一是当地的社情民俗。这里的成年男女头上都扎一条毛巾，人们说话地方色彩很浓，如“我”他们称“俺”，“妈”他们叫“娘”；将“别”说成“抱”，“不行”说“不沾、不沾线”；“饽饽、馒头”等均称为“干粮”；“姑娘”称“妮子”……该队有富农1户，上中农1户，中农3户，其余都是贫、下中农。二是掌握了队干部存在的一些问题。三是培养了一批骨干、掌握了可依靠的力量。这些骨干是，孟岁月，70多岁，建国前的老党员，面部红润，留有八字须，大部分牙齿已经脱落，但精神矍铄，性格开朗，是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和贫民团骨干，合作化以来一直表现积极，是“四清”中难得的依靠力量。孟宝书，30多岁，接近1米80的个子，退役军人，少言语，性耿直，主正义，工作队刚进村时有些观望，明白了“四清”意图后表现积极。还有田振泽（读zhái）,退役军人，30来岁；孟凡增、张敬彦、李同年、孟巴旦、李小寿、孟凡诺、孟美果（女）等。掌握了这些情况，为下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6年5月作者回杨扈，看望了房东大嫂及其小叔孟凡增，同时看望了李同年、孟美果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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