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讀過《西行漫記》的人們不難發現:《西行漫記》對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長征在遵義會議上曾投過“關鍵性一票”的“三人軍事小組”成員之一的黨和紅軍的核心人物王稼祥隻字未提，這是怎麼回事呢？這還得從王稼祥在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的祝捷大會上負傷說起。
王稼祥
1933年4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後，為了慶祝勝利，進一步鼓舞部隊的戰鬥情緒，總政治部決定在紅一方面軍總部駐地樂安縣以東21公里處的谷崗村召開全軍青年工作會議，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以及總政治部秘書長蕭向榮、總政治部青年部部長蕭華、總部直屬隊政治處主任莫文驊等幾十人參加了會議。到前線來慰問的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也參加了會議。
谷崗村是一個四面環山的窪地，當時住有50多戶人家，紅一方面軍總部也駐紮在這裡。正當周恩來作報告時，國民黨軍飛機對會場濫施轟炸，王稼祥迅速組織同志們疏散、隱蔽。當王稼祥忘我地送走最後一批同志轉身隱蔽時，一顆炸彈在不遠處爆炸了，他不幸負了重傷，倒在血泊之中。
王稼祥負傷後失去了知覺，周恩來、蕭向榮等立即請時任軍委衛生部部長的賀誠前來急救。經檢查，發現他腹部多處中彈，炸彈碎片還在腹中。後來，王稼祥忍受著劇痛，讓醫生用電動磁鐵吸出彈片，但一些打進肌膚深處的碎彈片卻無法取出。賀誠建議立即送王稼祥到瑞金後方醫院治療。在瑞金後方醫院，彭真(又名龍伯)、王斌為會診大夫，他們立即為王稼祥治療。王斌後來回憶治療王稼祥傷病的經過時說:王稼祥“傷勢不輕，彈片從右下腹打進去，把升結腸打通了，彈片嵌在右腸骨窩上，升結腸穿孔感染，可發生瀰漫性腹膜炎，按常規必須在負傷6小時內手術，縫合升結腸上的穿孔，防止腹腔感染。當時沒有X光機，弄不清殘留彈片的情況，當時的主治醫師情況不明，不同意手術，採取保守治療，這是十分危險的！我們給上海地下黨發了電報，由他們搞了一臺X光機，我們派了一個營的部隊到封鎖線接回，運到蘇區。照了X光後，弄清了彈片在右腸骨窩上。當時王稼祥同志已發生右下腹的局部結膜炎，右腸骨脊內側有膿腫。由於當時只切開引流，沒有把彈片刮出來，腐骨未清除，一直流膿，只好天天換繃帶。”由於殘酷的戰爭環境和極為簡陋的醫療條件，王稼祥腹中的彈片和腐骨未能全部清理乾淨，傷病難以治癒，以至給他以後的生活和工作帶來巨大的痛苦和磨難。
即使是這樣的身體狀況，王稼祥仍然承受著難以想象的病痛折磨，踏上了漫漫長征路，和數萬紅軍一道，歷經千難萬險到達陝北。在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義會議期間，周恩來特意為他準備了一把抽腳藤躺椅。他忍著病痛發表了重要講話，投了支持毛澤東的“最關鍵的一票”，使“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紅軍到達陝北的瓦窯堡。王稼祥身體極度虛弱，傷口感染，經常發高燒不止，有時昏迷達五六天。王稼祥的傷病牽動著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軍隊領導人的心，中央專門成立了一個醫療小組為他治療，周恩來還向李克農交代，要他趁與張學良談判的機會到西安採購藥品，供王稼祥治病之用。
這時，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保安和毛澤東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收集了關於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徵的第一手資料。然後，經過長途跋涉，他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這已是和國民黨中央部隊犬牙交錯的前沿陣地了。最後他冒著炮火，重新回到保安，從保安順利地回到了西安。當他回到出發地北平時，正是西安事變爆發的前夕。他在北平首先為英美報刊寫了許多轟動一時的關於中國工農紅軍通訊的報道，然後把這些報道彙編為一本書，書名就是《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
當時，斯諾先後採訪了那麼多領導人和紅軍將領，不採訪王稼祥是難以想像的。斯諾在《西行漫記》之所以沒有報道王稼祥，是毛澤東有意的妥善安排。當時，毛澤東為王稼祥治病的事，特別找到斯諾，對他說：“斯諾先生，你出去報道我們情況的時候，不要報道王稼祥同志。我們三大主力會師後，就派人護送他到蘇聯去治療傷口，這是為了稼祥同志在路上的安全。”斯諾莊重地向毛澤東承諾：保證在自己出去以後報道的所有文章中不提王稼祥。但是，《西行漫記》裡還是出現了王稼祥。當我們打開這本書，翻開前面的第十幅照片時，就出現了王稼祥的身影。這一張合影，王稼祥頭戴八角帽，和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和毛澤東站在一起。
斯諾在《西行漫記》沒有報道王稼祥體現了黨和軍隊領導人對王稼祥的愛護和關懷，體現了毛澤東的偉人風範。正是在毛澤東等領導人的關懷下，１９３７年初，王稼祥由賀誠陪同，經西安到上海，又從上海乘船到海參威，乘西伯利亞火車於７月抵達莫斯科。從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７年，４年多的時間，始終纏繞、折磨王稼祥的彈片和腐骨被蘇聯醫生從腹部取了出來。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王稼祥的身體恢復了健康。之後，他又重新奮不顧身地投入了人民革命戰爭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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