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21日上午10時左右，臺灣裝甲兵副司令趙志華在湖口基地主持裝甲第一師例行的戰備檢查。誰也沒有想到，趙志華在向部隊致詞時突然發表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演說。演說的主要內容是：國際形勢不利於臺灣當局，世界各國爭著討好中共，國民黨“外交”有陷於孤立的危機，當局沒有處理“外交”的能力，竟有人逆歷史潮流而動，提倡“兩個中國”的論調；臺灣軍隊的高級將領，只顧自己生活享受，不顧部隊生活，比如“總統府”參軍長周至柔養的狼狗，每月吃的東西和花的錢比一個連伙食費還多；臺灣小姐選拔，無異鼓勵奢靡生活，小姐們本身也淪為高官子弟追逐的對象。面對這種形勢，為了臺灣的進步，為了臺灣軍隊的發展，裝甲兵部隊應該挺身而出，前往臺北“清君側”，因為裝甲兵是“國軍”精銳，曾是戍守臺北的“御林軍”。
蔣介石在江西與蔣經國、蔣緯國的合影
趙志華在臺上說得口燥舌幹，臺下聽者一個個瞠目結舌。沒有一個叫好的，連一個鼓掌者也沒有。這實在是出乎趙志華預料之外。他見人們反應冷淡，不禁有些生氣。他高喊一聲：“誰敢跟我去？”臺下仍然靜悄悄的，沒有任何反應。趙志華見狀，不由得掏出手槍，對空連放兩槍，再次高叫：“誰敢跟我去？”這一次，臺下終於有了反應，可趙志華倒黴的時刻也隨之到來。先是一位“老士官”走出隊列高喊：“副司令說得對，我跟您一起去！”隨後，一位叫張民善的“少尉”也走上講臺，偽善地表示願意追隨副司令。他一邊說著，一邊向趙志華靠近。趙志華見有人響應自己的號召，心裡一陣高興。他連連表揚這兩個人，同時呼籲更多的人站出來“為國效忠”。可就在這時，張民善等人一下子死死抱住趙志華，同時高聲叫喊：“抓起來！抓起來！”又有一些人從隊伍中衝了出來，協助張民善等人把趙志華制服了。從趙志華開始演講到被制服，大約經過了1個小時。趙志華被抓後，在場的官兵在師長徐美雄的指揮下，開回各營區。
趙志華被抓時，湖口基地外已經“翻天覆地，亂作一團”。就在趙志華演說之初，基地執勤人員聞聽不對勁，就已逐級上報。當“裝甲兵謀反”的消息傳到“參謀總部”時，“參謀總長”彭孟緝、“陸軍總司令”劉安琪不在臺北，事實上已接替梁序昭為“國防部副部長”的蔣經國接到報告後，立即下令湖口以北的陸軍及裝甲兵進入各臨時陣地，隨時準備阻擊任何北上的坦克或裝甲車，如阻擊不成，即炸燬進入臺北市的中興、中正、臺北3座大橋；命令駐桃園、臺中的空軍機群進入戰備狀態，隨時準備配合陸軍阻擊“叛軍”；設在臺中清泉崗的“裝甲兵總部”因總司令郭東暘不在職，由參謀長金仲原和政戰部主任武宦宏坐鎮，並委任前總司令蔣緯國負責聯繫。
在事變應急過程中，蔣經國的軍事指揮才能得到了唯一的一次發揮，可謂“頭頭有道，井井有條”。只可惜1小時過後，得到的報告僅是趙志華一人“口頭政變”，而非“裝甲兵謀叛”，這就失去了證明蔣經國軍事才華是高是低、軍事決策是對是錯的實戰機會。
以上就是史書所稱“湖口兵變”的全過程。
“湖口兵變”名副其實嗎？
趙志華鼓動裝甲兵向臺北進軍事件能否算“兵變”，歷史上存在爭議。
趙志華被捕後，並沒有按照陸海空軍刑法中規定的“叛亂罪”起訴，而是以“違反軍紀案”處理。趙志華如果真是要率領裝甲兵叛亂，那臺灣當局必置他於死地，絕不會僅判他無期徒刑，14年後又“保外就醫”，趙志華的妻室子女獲准移居美國。以上處理結果是基本上可以說明趙志華事件不是“兵變”。
1988年3月間，蔣緯國在其兄蔣經國死後僅兩個月，就在臺灣大學舉行的國際學術會議上稱，“湖口兵變”絕非事實，全是外界訛傳，不足採信。不是“兵變”，那是什麼呢？據當時在場的一位將軍說：“所謂‘湖口兵變’，根本談不上是有計劃，有預謀的‘兵變’，僅是趙志華將軍的個人事件。”
趙志華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期學生，後到美國西點軍校專攻裝甲作戰課程。抗戰時參加選徵軍，編入新一軍裝甲團。抗戰勝利後被收編到裝甲兵部，成為蔣緯國的部下。淮海戰役時已官至上校，作戰中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1949年4月間逃到臺灣，找到老長官蔣緯國，官復原職，出任裝甲旅上校旅長。在臺灣軍隊整編中，裝甲兵編為二師四旅，經蔣緯國向蔣介石保薦，趙志華升任裝甲一師師長。後官至少將副司令。
趙志華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只能當俘虜，可平時在臺灣軍隊中還真有點“才氣”。任裝甲第一師師長時，治軍嚴格，管理有條，多次受到臺灣軍事當局的嘉獎。前任司令胡忻曾誇獎趙志華“深得蔣緯國將軍的真傳”。趙志華是東北人，為人耿直，說話坦率，對國民黨尤其是上層的墮落，對社會尤其是官場的腐敗，深有感受。平時積怨甚多，終於導致發表批評時政，呼籲裝甲兵責無旁貸地起來“清君側”、“肅腐敗”的“一·二一講話”。
在獄中服刑期間，趙志華又給蔣緯國寫了《萬言書》，列舉了選拔臺灣小姐、部隊伙食差、高級將官生活奢靡、人事升遷浮濫等時弊，把“一·二一講話”系統化。文中申訴情緒激昂，用詞尖刻。要說趙志華是煽動造反、預謀叛亂，真是冤枉了他。趙志華完全是出於對蔣家王朝的忠誠，是為了國民黨能夠減少惡習，避免走向毀滅。這種敢於直言之士，理應受到重賞，可虛假的環境、虛偽的官場，不會容納說實話的人，趙志華只能落個可悲的下場。
趙志華的演說和《萬言書》，對臺灣上層人物構成巨大威脅。“總統府參軍長”周至柔等人不遺餘力地欲置趙志華於死地。蔣緯國見自己難以保住趙志華的性命，便把他的《萬言書》呈交父親，讓蔣介石秉公處理。蔣介石看到《萬言書》後，認為趙志華只是基於一時激憤，並無明顯的叛亂意圖，所言又充滿效忠之情，乃從重臣槍口下救下趙志華一命。但“死罪饒過，活罪難逃”，蔣介石沒有容忍趙志華的魯莽行為，不能不考慮萬一裝甲一師的坦克、裝甲車開到“總統府”前，局勢非趙志華能控制，也非自己這位“大總統”所能控制，造成的後果將不堪設想，故還是把趙志華交給軍法部門處理。蔣介石這樣做，也是為了防止類似的事件發生、類似的人物出現。所以，蔣緯國在後來評價此事時說趙志華是“動機單純，方法錯誤”。此話不失客觀持平之論。
那麼，趙志華身居高位，官級超群，手據重兵，為什麼幹這類既無成功把握，又有殺頭之險的“蠢事”呢？綜合起來，不外乎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他對昔日的下屬郭東暘在蔣緯國離職時升為總司令，爬到自己頭上，使自己升遷受阻，心中不服；二是買房子向官方借錢沒有被批准，心頭怨氣積盛；三是郭東暘不把自己這個老副司令放在眼裡，欺負自己，使自己處境尷尬；四是對上層腐敗看法甚多，不吐不快；五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在舊部裝甲一師的影響，過高地估計了裝甲一師官兵對自己的盲從程度，以為只要振臂一呼，就會追隨成群，坦克就會隆隆開往臺北，揪出貪官汙吏，所以在毫無組織準備，沒有聯繫一兵一卒，也沒有調查摸底的情況下，臨時突然發表演講，進行鼓動，可講演剛完，自己也成了階下囚。對以上這一切，趙志華曾在獄中所寫的《湖口兵變真相》手稿中詳加描述。可惜的是，隨著趙志華1982年病故，他的手稿也不翼而飛。
“湖口兵變”殃及蔣緯國
“湖口兵變”雖不是正兒八經的兵變，但畢竟是繼“孫立人事件”後臺灣軍隊中發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它使蔣緯國的仕途受到嚴重影響。
長期以來，蔣緯國把裝甲兵當成“第二生命”，為裝甲兵的建設嘔心瀝血。在大陸時期，蔣緯國即專注於國民黨軍裝甲兵的初創，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國民黨軍逃臺後，蔣緯國又主持完成了裝甲部隊的恢復、整編事務。在國民黨政權逃臺後的15年間，蔣緯國當了10年的“裝甲兵總司令”，大大超過了臺灣軍方關於軍隊主官任期的規定。
對於裝甲兵，蔣介石的內心一直很矛盾，難以放下心來。從固守臺灣的角度講，坦克、裝甲車無疑是一支反登陸、衝擊灘頭陣地的理想武器。在陸軍步兵部隊或其他軍兵種出現叛變時，裝甲兵更是一支最好最快的鎮壓力量，所以裝甲部隊曾被臺灣社會稱為“御林軍”、“典衛兵”。可從內部譁變來講，裝甲兵又是一支最危險的力量，它不像空軍、海軍那樣需要大量的後勤支援、複雜的技術要求、精密的通信設備；它不受氣候地形的限制，行進速度快疾，因此它的機動性極強；它火力集中，殺傷力大，再加機動性極強，所以它的進攻性極強；它自身具有相當的防衛能力，再加上機動性、進攻性極強，所以不像其他軍兵種那樣容易攔擊和互相制約。尤其是在臺灣島，南北長不足400公里，東西寬不足150公里，坦克、裝甲車能在晝夜間橫掃來回。正因為裝甲兵的厲害，為防萬一，蔣介石特地讓小兒子蔣緯國出任裝甲兵總司令。
儘管裝甲兵歸蔣家人管，但由於裝甲兵總司令部設在臺北，總部院內的坦克和裝甲車總是虎視眈眈地對著臺北市的各中央機構，社會上關於“裝甲兵要造反”的傳聞一直不斷。追根到底，關於“裝甲兵要造反”的流言是蔣經國的手下施放的，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扶其主”，確保蔣經國的“太子”地位。借蔣介石之手貶“小委座”蔣緯國，使其無力與蔣經國“爭位”。
關於“裝甲兵要造反”的傳言起而又落，落而又起，說得活龍活現，蔣介石不禁生了疑心。他思來想去，還是把蔣緯國調離裝甲兵，並把裝甲兵司令部由臺北愛國東路遷往臺中，以便於在裝甲兵出現異動時，臺北方面能夠為研究對策、調兵遣將爭取時間。“趙志華事件”發生後，則可看出蔣介石把裝甲兵調出臺北的高明之處。趙志華還在鼓動演說之際，湖口通往臺北間的所有路口、要地、橋樑都已被忠於蔣經國的部隊所佔領。即使趙志華鼓動成功，坦克能開到臺北，那也是損失巨大，傷痕累累，為強弩之末，難以再戰了。
蔣緯國以“總統”的兒子的身份，長期經營裝甲兵，裝甲兵簡直成了他一人獨霸的勢力範圍，他人不敢染指，連無處不到的蔣經國也從未到過裝甲兵營區一步。在裝甲兵內部，人事關係，軍官晉升，都是以總司令蔣緯國為中心，唯其意志行事。鑑於這種現實，“湖口事件”以後，蔣經國直接指導裝甲兵的清理、整頓工作，名為清除趙志華的影響和勢力，實為趁機圍剿蔣緯國的勢力。裝甲兵從此由蔣緯國移到蔣經國的門下，蔣緯國和裝甲兵的緊密聯繫就此結束。
蔣緯國與趙志華有著不一般的關係。兩人合作達20年之久，蔣緯國對這位西點軍校的畢業生很有好感。趙志華在蔣緯國的栽培下穩步上升，特別是在逃臺之初，作為解放軍的俘虜，能夠官復裝甲旅上校旅長，完全是靠蔣緯國的提拔。遺憾的是，由於趙志華有過被俘史，在蔣緯國離開裝甲兵去陸軍指參大學時沒有當成裝甲兵總司令，而讓郭東暘“捷足先登”。案發之後，蔣緯國不顧自己的困境，儘可能地為趙志華辯護，說趙志華行動屬於莫名其妙的精神不正常所為，不必送軍事法庭，關進精神病房即可。甚至還說動了“陸軍總司令”劉安琪，一起去說情。趙志華入獄後，蔣緯國經常去看望，並親自安排趙的妻室子女去美國定居。後來又安排趙志華“因病保釋”。趙志華死後，蔣緯國又出面料理喪事，自始至終是個有情有義的朋友。
由於與裝甲兵和趙志華關係均過分親密，儘管“湖口兵變”時蔣緯國已離開裝甲兵擔任陸軍指參大學校長近1年，但“子弟兵”鬧事，他也難逃其咎。“湖口事件”發生後，蔣緯國立即向“國防部長”俞大維自請處分。俞大維雖是蔣介石的忠臣，連任了10年“國防部長”，又是蔣經國的兒女親家，卻也不敢作主處分蔣緯國，只是報蔣介石裁決。
蔣介石並沒有公開處分蔣緯國，可也沒有輕饒小兒子。蔣介石不滿蔣緯國的原因是小兒子辜負了老子的期望，沒有把裝甲兵帶好。他日夜擔心的裝甲兵要造反一事，終於發生，差點釀成大亂，而大亂的根源則是蔣緯國長期信任的趙志華。裝甲兵不穩，不能不說是與蔣緯國長期管理有關。蔣緯國的行動同蔣經國在接班路上不出差錯、穩紮穩打地前進，大相徑庭。
在蔣介石的眼裡，蔣緯國已經不具備帶兵條件。從此時起，蔣緯國就停止了晉升，一直掛著中將的牌子，一掛就是15年，直到蔣介石死後，才晉升為上將。同時，蔣介石徹底削去了蔣緯國的帶兵權，讓他致力於軍事教育，成了紙上談兵的將軍。
蔣緯國對蔣家王朝有二心嗎？
先為“總統”之子，後為“總統”之弟的家庭現象，在當代社會已很少見。蔣緯國在蔣家王朝中先當“總統”之子，後當“總統”之弟，可謂幸運兒。那麼，蔣緯國對蔣家王朝是忠心耿耿，還是懷有二心呢？
有人認為蔣緯國長期以來一直在蓄謀爭位，可這是難以成立的。
蔣緯國如要爭位，正常途徑不可能，而使用非正常手段，則需要實力。從臺灣的現狀看，裝甲兵是發動政變的最佳力量，世界上不乏把坦克開到街頭，控制總統府後政變即告成功的先例。從政變的最佳時機看，應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和60年代初期。因為20世紀50年代初期，國民黨政權剛到臺灣，缺吃缺穿缺裝備，社會一片混亂，軍隊編制不全，大失敗的氣氛籠罩著全島，統治秩序還未建立起來，政變者可以亂中奪權。再說美國大老闆也有在臺灣扶植新的政治勢力、擯棄蔣家王朝的計劃，政變者可以得到美國的呼應。
20世紀60年代初也是政變的最佳時機，因為自1958年8月起金門炮戰開始，就對臺灣當局形成巨大的政治壓力。次年秋臺島中南部遭受特大水災，主要產糖區基本被淹，水災損失慘重，又對當局形成巨大的經濟壓力。在這些壓力之下，人心不穩，社會動盪。政變者如選在此刻動手，將會大大增加成功的係數。作為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臺灣裝甲兵總司令蔣緯國，控制著發動政變的最佳力量，有過兩次發動政變的最佳時機，他沒有動手，也沒有政變篡位計劃，或者說沒有談起過此事此案。
從蔣緯國的後半生看，正是因為他作為“總統”次子，沒有繼承權，故在對待自己的政治前途，在談及兄弟關係和父子關係時，瓜田李下，非常謹慎。
可以看出，蔣緯國從蔣家王朝的大局著眼，為維持臺灣政局的穩定，根據蔣介石的安排，從心裡對哥哥做出讓步，保證蔣經國上臺。因此說，蔣緯國雖然有時候對父親和哥哥不滿，但從根本上講，他還是忠於蔣介石和蔣經國的。既然蔣緯國對蔣家王朝沒有二心，那麼，蔣介石為什麼改變了他早期制定的計劃——大兒子接班，小兒子掌握軍隊；一文一武，武為文用——放棄了讓蔣緯國執掌軍權的打算呢？這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分析：
第一，300萬元借款事件及趙志華事件後，蔣介石覺得小兒子思想易激，情緒奔放，穩重不足，輕浮有餘，雖說不至於背叛蔣家，可成事之才遜於敗事之能，放在一線位置容易出亂子，還不如早做安排。
第二，在舊中國的政治舞臺，向來是槍桿子說話最響，蔣介石自己就是靠槍桿子政變上臺。蔣介石擔心蔣緯國獨掌軍權後，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在國民黨上層成為蔣介石第二，打亂大兒子蔣經國的接班步驟，因此下決心早做防範。
第三，蔣經國的接班意圖明顯後，父傳子，家天下，令天下恥笑。蔣介石為減少人們的議論，故意讓蔣緯國放棄一些權力，不再擔任作戰部隊主官，美化自己的形象，淡化“蔣記”色彩，以蔣緯國的損失來換取蔣家政權得以延續。
第四，蔣介石所看到的不可否認的現實是：家人兒子有限，可奴才不少，蔣家人士放棄的職位，可以用聽話的下屬來代替，況且下屬比兒子便於管理，更能理解和執行蔣介石、蔣經國的旨意，對蔣氏政權有益無害，特別是不易造成軍權落入一人之手的被動局面。當然為防止軍事主官擁兵自重，杜絕趙志華式的人物出現，蔣家父子則採取了加強政戰系統的監督，軍事各主官實行任期制等防備措施。
第五，對蔣緯國的自我發展，蔣介石根據自己辦黃埔的經驗和蔣經國出任各種各類職務的經驗，希望蔣緯國通過執教辦校，以擴大自己的影響，這種效果來得容易，來得迅速。再說蔣緯國具備到軍校任教的條件，他口才上乘，風度不俗，看過不少書，大學畢業後又三度出洋專攻軍事，見多識廣，可謂文武兼備，土洋齊全。
正是鑑於蔣緯國對蔣家王朝沒有二心，“湖口兵變”發生後，在蔣介石一時怒不可遏，打算重處蔣緯國的情況下，宋美齡和蔣經國都站出來，替蔣緯國說好話，勸蔣介石儘可能減輕對蔣緯國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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