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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我去县立高（一小）念书，刚刚入学时只有七八岁，对校园内的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雄伟”的圣人殿了。听说那是祭祀圣人孔子的大殿，人们便称其为圣人殿。殿内的正向有一座孔子的铜像及一些香炉等物件，还有那一尺来高的门坎，里面空无它物，这倒有了一种阴森感，所以孩子们很少到里面去玩。
在圣人殿里上课的是高年级大同学。传统的体罚学生教育方式还在延续，打手板是最常见的。一天上午下课了，我们便到圣人殿前去玩，大殿内的学生并未下课，我便依在门框旁隔着高高的门坎往里偷看。只见桌前一位高大的男老师面沉似水，黑板旁立着三个学生，看样子是没考及格或没背诵好课文罚站的。全班学生鸦雀无声，老师讲了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见老师拿着一条二尺多长、巴掌宽的木板厉声对第一位同学说：“过来，伸出左手！”那同学吓得不情愿地把手伸了出来。“再伸！”然后老师抡圆了木板狠命地落下，“啪”地一声打得那学生的手往下一沉，疼得他弯着腰背着双手泪流满面，又不敢哭出声来，只是绝望地“咿”出了轻微的惨痛声。稍停，老师又大声地斥责道：“伸出手来！”等到第二板子落下后，疼得他都快要跪下了。最后终于挺过了三板子。就这样，等到打完了第二个同学，我已是看得心惊胆战了，只是默念：可怜的人哪。受罚的第三个同学戴着一副白套袖，也是吓得低头木立，等到命他伸出手来，老师刚要举起手板时，奇迹发生了，从屋顶上忽然掉下一个像土块那样的东西，不偏不倚正好掉进老师的脖梗子里，只听老师“哎”了一声，猛地扯开衣裙，崩的釦子四溅，脱下袄来一看原来是只蝎子，已经蜇了不只一处，疼得老师狠命把蝎子抿碎，宣布下课。这时那个没被处罚的同学过来对老师说：“老师，我这儿有蝎子药，快搽上点儿。”这个同学暂时脱过一劫。
蝎子的毒性是很厉害的，人被蜇后皮肤肿起，有种彻骨地疼痛感。建国前初期，蝎子很容易找到，它大都隐藏在瓦砾或墙缝等处，就连居室之内也常常发现它的踪迹。记得弟弟在两岁时的一天早晨，母亲给他穿裤子，一蹬裤腿脚，只听“咤”的一声，力竭声嘶地大哭起来。母亲急忙把他的裤子褪下来一看，在裢脚里发现一只大青蝎子。可见蝎子是无处不在的。但它也有个弱点：只要用东西揑住尾巴上蜇人的钩子，它就无能为力了，任人摆布。有的男孩子捉到蝎子后还拿着玩耍取乐。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有被蝎子蜇过的经历，可说是防不胜防。而蝎子药便应运而生了。那时每到县城的集日，南街最热闹，每集都有三、四份卖蝎子药的，并说只要撒上他的药，保证蝎子就不敢靠近。如果一但被蝎子蜇了，搽上药立刻就不疼了。有的还现场演示：用毛巾揑住蝎子的头部，就见那带钩的长尾巴在毛巾上狠蜇乱挑。当把它放在涂有蝎子药的手中时，蝎子便乖乖地伏在那里一动不动了，甚至把它放在抹药的口内也是老老实实地呆着，蝎子药虽不知真假，但这种表演是会令人信服的。因此买的人倒也不少。我每天上学路过南街，每逢集日便前去看会儿热闹。
四十年代末，圣人殿改用教室时，那三尺多高的孔子铜像被扔在了殿前的小操场上，两旁的侧殿早已被拆得秃平。我上学时，殿东侧还有很多砖瓦石块，但也不影响孩子们玩耍，当时传出用三只活蝎子到街上可换一包蝎子药。在学生中（大多是男生）便掀起了一股逮蝎子的热潮。围绕圣人殿旁的砖头瓦块都是同学们翻找的地方。有一次放学前，我拿着一个削铅笔的小刀也来到了逮蝎子的人群之中。因我不懂捉蝎子的方法，刚蹲下拿着小刀用力翘起一块地基砖时，猛然间手掌如同被踹了一脚似的，小手指剔骨钻心般疼痛，“哇”地一声大嚎起来。同学们立刻都围拢过来问：“咋地咧？”我哭着指了指那块被翘动的砖和小刀。大家明白被蝎子蜇了。有人说快把小拇指扎上以防毒素往上走。有的立刻找来线绳。一个较大的同学从小手指的弯节处牢牢地扎紧，小手指立刻呈现出紫色，又肿又疼。过了一会儿才不那么疼了，只有种胀痛感。有个同学建议把蝎子的毒液抹上点，以毒攻毒，也许就不疼了，立刻有人把那只蝎子拿来割断毒刺，把毒液涂在了手指上。等到一切结束了，我这才感到由衷地感激那些帮助同情我的同学。
散学了，我沮丧地托着肿胀的手回家，母亲见状立即带我到阁上王璐轩开的西医诊所。王大夫听了母亲的情况介绍，又看了我那紫色的小手指，然后拿出了小剪刀“格登”一下剪断了线绳，这一下血脉通，毒素渗，如同被蜇时一样疼痛，又大哭起来。但见王大夫用镊子夹起棉球在一瓶白色的药水中醮了一下抹在了小手指肚上，只觉“唰”地一下疼痛不见了，一切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是什么药这么管事？如今回想起来，那药可能是纯氨水。当时，挨蜇的场面让我顾不得看清哪些同学帮助了我，但每当走进校园都有种亲切感，让我领悟到了同学之间的友爱和校园的温暖，也使我常怀感恩之心。
过了一段时期，丢在操场上的孔子铜像，脸部、肩头等突出部位已被学生们摸得光洁发亮。我拿着从家带水的空玻璃瓶望着铜像，心说：“把这瓶子照他头上飞去一定很响，粉碎。”看看近前无人，就与铜像拉开了距离，举手刚要扔瓶，“嗨，别砸！”背后有人说。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在教室里戴白套袖脱过挨手板的同学。他说：“你想干啥？这是圣人，要尊重他，不能对他无礼。”又笑着问：“被蜇的手好了没有？”“早好了，你也知道我挨蜇了？”“你忘了，还是我给你绑的手指头。”“那会儿我疼得什么也不知道了，真谢谢你了。”
说着又鞠了一躬。他笑了：“更懂事儿。”又指着铜像说：“这是圣人，不能随便糟践，要不是他显灵，我就挨板子了。我们班有俩学生被打得左手都不能端碗了，我应该给圣人烧炷香，磕个头，往后还真得好好念，别丢人现眼活受罪。”一会儿他捧来三捧土，三个土堆上各插了一个草梗说是代替香炷，刚要磕头，上课的钟声响了，我俩只好各自奔向教室。
又过了一个假期，孔子的铜像不见了，以后听说是送到采购站化铜了。
光阴荏苒，后来知道，那位大哥是三街的，学习成绩很好，抗美援朝时又参加了志愿军入朝，声望很高。
1952年，圣人殿也被拆掉了，接着在大殿的原址上盖了一排青砖平房。（三年级的三个教室）我是第一批享受在新教室里受课的学生之一。
打学生手板的老师以后知道了他叫严笑农，还教过我。他是位好老师，课堂纪委严明，授课明了透彻，还主教过学校的体育课。至于对学生的体罚他深为自责，他说过：“那是古人留下的陋习，在那个年代，做为促进学生学业的一种方式，虽然严酷也不为过。但它摧残了学生纯真的心灵，阻断了师生的情谊，也泯灭了人的怜悯本性，是很可悲的，理应禁止。”
往事如烟，事情已经过去近70年了，这些乐亭校园教育的点滴，也还是可令人回味的。
（作者任文津，土建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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