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一门学问，我们首先要明晰其概念，梳理其内容，才能分门别类的进行研究探讨。前文中根据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分别对国学是什么做了详细的探讨。两种定义同时认可了“中国固有”这一定位，狭义概念偏向做学问，研究问题，创造学术；广义的国学偏向文化的继承传播，学习应用。因为古人思考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国学不能用“一门学问”来规范，而是包含了从古到今的所有学问。如果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科学的方法，任谁在这片海洋中都会晕头转向。
在这个功利至上的时代，常听到有这样的问题：“学国学有什么用？”而我也最懒得搭理此类人，连“国学是什么？”都不去了解一下，就开始考虑他的实用价值。就比如一台电脑，有人用来打游戏，有人用来追剧听歌，有人用来办公。有人一边办公一边听歌，闲了还要看看电影打打游戏。那么电脑有什么用？国学包罗万象，类目繁多，它的实际作用很难简单的用一句话来定义。如果非要给个说法的话：“国学只不过是个工具而已，要怎么用？要干什么？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人，而不是工具的本身。”
为了方便学习和研究，我们先简单除暴的作一些分类：
从思想流派来分：也就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说，儒、释、道三教，儒、道、墨、法、名、杂、农、纵横、阴阳九种流派。
从历史时期来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近代国学。
从文学角度来分：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
从具体领域来分：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张岱年）
从经典书籍来分：一般都认可《隋书》“子、经、史、集”的划分。
从极简学习法来分：文、史、哲、科。
要学什么？研究什么？可以从以上的分类做参考。在基本方向明确后，就可以探讨如何研究？如何学习？这个问题了。梁启超、胡适、钱穆、吕思勉等人在方法论上有不少探索，我们可以结合实际借鉴一二。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可作为“史学”方向研究的参考，其史学目的在于“求得真实的史实，赋予新时代的意义和价值，以供当时人之资鉴”。从内容分为通史和专史。通史从大处着手，探讨历史发展的关联与规律。专史从微处着手，寻求某一人，某一事件，某一物，某一地方，某一时期的来龙去脉。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详细讨论了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学术史、地理史、人物史等专门史的研究方法。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可做为“哲学”方向研究的参考，其目的在于明变、求因、评判。研究的对象同样可以从总分两个角度着手，总的中国哲学、世界哲学，分的各思想流派的学说，从其宇宙论、知识论，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价值取向在当时及后来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着手探讨。
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种对读经和读子的方法有专门的讨论可以大致参考。经学在西汉由儒生博士整理，后世注释也是偏重儒家思想较多，基本方法离不开文字、音韵、训诂及目录、版本、校勘等“小学”功夫。要了解某一人、某一流派的思想，我们只有通过读经来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子学和经学很多地方的研究方法是通用的。
在介绍完大师们的研究法之后，笔者谈谈自己的学习法，一言以蔽之“总的整理，分开研究”。在确定国学内容智慧，将其划分为文史哲科四个类目，然后采取“总分总”的形式来学习，对于历史，先读通史，再读专门史，最后回过头来再去读通史。对于文学，诗词歌赋，当代散文都有涉猎一些，不在于对学问的研究，而是学着表达，不至于把自己贫乏到只有一句“卧槽”。在哲学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三教九流虽有不少会通，终究在三观上还是有分歧的，这一点不可不察。知识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结果，学问是对认识成果的系统表达，科技是既是细分领域后的认识结果和认知方法，又是检验认知和实践理论的重要途经。《道德经》里面讲“吾以观复”，“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徼”。《大学》中说“格物致知”。在分别学习文史哲科后，又“总”到国学这个大范畴之中，运用于实际问题之上，“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以学问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学问，即：“知行合一”。
《 》重新定义了国学的含义，梳理了国学的内容。并且提出以”极简主义”面对复杂繁冗的传统国学，以此作为指导思想，重新整理国故。
《 》提出“极简国学”是“国学学”，是研究国学的学问，既是原则，也是方法，同时还包括研究成果。
《 》深入探讨其学说根本，历史意义，流传影响，并发掘其今用价值。区分精华糟粕，弘扬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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