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世纪之交，共和国迎来了五十华诞，中国改革开放也进入了第三个十年。中国文艺进一步从思想解放、自我觉醒的新生，迈向更加多元化的共荣。传统艺术的回归，个性锋芒的涌现，成为这个时代最值得关注的文化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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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2003年，中国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之时，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而此时中国的文艺舞台也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生态。在影视行业借助科技与资本飞速发展的同时，略显传统的舞台艺术却并未沉寂。2003年8月8日，由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创作编排并主演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于昆明首演，成为当年艺术界的一大符号性文化事件。
杨丽萍：我其实也是一个白族人嘛，小的时候，比如说我奶奶，我的爷爷去世了，我奶奶一定会唱一种歌来纪念他。那么我们本来从小就耳熏目染，就是舞蹈歌舞这种东西是跟我们与生俱来，跟我们这个生活（息息相关）。不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环境才可以跳舞，而是必须你有那种情绪，触景生情。或者是表达你的情感，直接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这些少数民族的演员，他们本身就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他们特别全才，这些演员是又能唱又能跳，又能吹奏乐器，然后又能打奏打击乐，就是他是全才。
曹可凡：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杨丽萍：对，这种全才他不是一种职业。不是说为了谋一个什么出路，然后去跳舞去唱歌。它是一个生命的需要。所以这些人他在跳舞的状态是他为生命而狂欢，他那种狂欢状不是职业演员可以表现出来的。
在《云南映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原生、古朴的民族歌舞与新锐艺术构思的碰撞，同样2004年首演的青春版《牡丹亭》也将传统艺术和现代审美相融合，让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再度受到年轻人关注。据统计，截止2013年6月，青春版《牡丹亭》已经在国内外演出230多场，观众60多万人次。其中年轻人占到了60%，而第一次看昆曲的占30%以上，可谓昆曲演出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能够如此准确地抓住目标人群，策划人白先勇可谓功不可没。为何如此看重年轻观众，还要追溯到白先勇自己的童年往事。
白先勇：那时真是很奇特的缘分，那时是梅兰芳先生战后回到上海演戏。第一次演的时候，他在美琪大戏院演《牡丹亭》的一折《游园惊梦》，跟俞振飞昆曲大师，他们合演的。我很碰巧地就看到了那出戏，是家里面带去的，那时候我小，才10岁。可是虽然年纪小，那时候，昆曲的那种音乐的旋律美我就记下来了，一直在脑海里面，一直记得，（成为）永远磨灭不掉的回忆。昆剧有一点我们说无歌不舞，它那个舞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最美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看的话，我们不光是听，视觉上也是一种享受。
不仅仅是昆曲，新世纪以来，更多传统艺术的价值正在被重新认定。2005年“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和他一手创办的德云社异军突起，相声再度以剧场的形式回归。坚持传统相声原本的表演形式，既是郭德纲成功的关键，也带来了草创时期的艰辛。
郭德纲：从1996年一直到2004年，这段时间应该是很难，步履维艰。因为当时业内同仁，所有人的追求都是上晚会、参加比赛、进专业团体，如何如何的。相声，相声不都电视上说的吗？剧场说相声，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曹可凡：人们已经忘了相声是从剧场起来的。
郭德纲：他第一不知道应该买票，第二他不知道坐那儿看，凭什么要坐那儿看？这太不理解了，要试一下。小剧场，可能某个小剧场，我们干了半年，观众很踊跃，真来了一百人、二百人爱看，太好了。剧场说不想和你合作了，你走吧。这半年的努力就算白费了，因为我不能挨个记观众电话。你可能找到下一个剧场是一个月之后，这一个月之内这些人就已经全部流失了。你又找到新的剧场，你再干，你之前的努力重来。所以这个过程周而复始一遍一遍，重复了好多年，这是我们当年最大的困扰。
就在郭德纲苦尽甘来，品尝成功喜悦的同一年，一位正在四川音乐学院就读的本科大三学生正经历着前者难以想象的一夜成名。2005年8月26日，年仅21岁的李宇春获得湖南卫视《超级女声》音乐比赛年度总冠军，并作为首位内地歌手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不同于郭德纲的坎坷，李宇春几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就这样红了。
李宇春：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是一种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感觉）。会觉得我一切都不明白，包括在2005年和媒体有一些打交道，包括一些采访、一些活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学生的心态，并没有投入这个社会，去以职业的心态、工作的心态来面对，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
曹可凡：我听说登你封面的那期《时代周刊》，其实你自己也都没保留？
李宇春：并没有。
曹可凡：可能一般人不要说是封面了，可能就是写了一行字也会把这本杂志保留起来。
李宇春：我觉得如果是重要的记录，大家会记得，不需要以这样的形式。
李宇春的走红看似意外，却表现出中国大众越来越宽泛的审美标准，一时间扎根民间的“草根”文化由此兴起，2006年先后出现了两部带着浓浓“草根”气息，但却风格迥异的“现象级”电视剧。年初播放的《武林外传》披着“武侠剧”和“情景喜剧”的外衣，在一个天马行空的世界里，上演着现代人的琐碎生活和喜怒哀乐。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主演们几乎都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人物，饰演郭芙蓉的姚晨就是其中之一。
姚晨：那个时候突然间有人拿着名字，在我后边追。我才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有自己的粉丝了，那时候还是叫戏里的名字。
曹可凡：郭芙蓉？
姚晨：对，郭芙蓉。（粉丝）追着我，打着车追着我，其实他也没有恶意，他就是想远距离看着你。那时候的感觉很神奇，又有点小害怕，他想干嘛呀？确实我特别感谢尚敬导演，我正是因为演了他的这些戏，包括《武林外传》，我觉得我才彻底解放了天性。作为演员你肯定得解放天性。但是我后来发现实际上我真正解放天性是在演喜剧的过程当中，它打破了我身上很多的一些固有的东西，重新开始自我认知。而且它也让我知道，在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我就应该去演适合那个年龄的戏。也许将来我三十多、四十多的时候，我才可能真正去演一个大青衣。实际上不管是任何一个戏种，做好、做精彩了，都是会获得别人认可的。
随后大热的电视剧《士兵突击》则是一部“草根”变英雄的奋斗史，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火遍了中国。作为一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它并没有紧张刺激的戏剧性情节和眼花缭乱的动作镜头，却以朴实细腻的情感触动了每一个观众。在主演张译眼中，剧中的一群哥们儿也是各有特点。
张译：张国强有一点点像所有演员当中的一个老大哥，因为也确实是他年纪偏大一点，脾气又好，所以大家都愿意欺负他。段奕宏，他其实年龄也不小，他比较沉默，也是好脾气。在我生命当中，和我合作次数最多的就数李晨了，将近有九次十次之多，所以感情还挺深的。好人一个，热肠子。陈思诚，我觉得他是对人生梦想的坚韧。所以他从2004年我们相识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属于“伪文艺青年”，从那个时候他开始一直坚持着把自己写过的东西变成影像，一直在坚守这条路，所以他现在走得很好。我听说王宝强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格外为这哥俩感到高兴。
《士兵突击》的成功再度彰显了现实主义题材的巨大魅力，而这也是中国电视剧深耕多年的珍贵传统，它对人性的刻画，对生活的剖析都可以广泛运用到各类题材之中。2007年荣登全国电视剧收视榜首的年度大戏则是郑晓龙导演执导的《金婚》，以五十集来表现五十年婚姻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导演本人对父母婚姻的感悟。
郑晓龙：《金婚》是有一次我爸爸妈妈吵架，我记得人到老了，自我控制能力都不像年轻的时候，老头老太太还吵架，一吵架，我爸爸就打电话，快来，你妈妈又跟我（吵架）。就找孩子来，其实找同盟军，来找帮忙的。当然我们是“抹稀泥”，我回去以后跟他们说，听我爸爸说，妈妈又跟我没完没了地说，又听我妈妈说。在说的时候，他们都又会把他们原来的历史过程当中又说一遍，其实我们都听过好多遍了。说完了以后，我就分头，不是这么回事，其实爸爸不是这个意思，妈妈不是这个意思，然后一块儿吃个饭，互相还夹个菜，就哄着，哄好了。一下午，到晚上吃完饭回家。我回去开车的路上，我就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婚姻是要经营的，不能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状态。我们拍个电视剧，名字叫《金婚》，因为我在他们吵架的前两年才给他们俩过了金婚（纪念日），叫《金婚》，一年一集，每一集讲婚姻当中的一个侧面，讲一个故事、讲一个内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
虽然年代背景不同，大众的收视习惯也越来越趋于多样化，但仍有权威评论家认为《金婚》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价值和意义绝不亚于当年的《渴望》。在剧中饰演夫妻的张国立和蒋雯丽都是早已成名的著名演员，长时间的拍摄让两个演艺之家和剧组几乎融为一体。随着这部剧的深入人心，当年无法回家过节的无奈反倒成了拍摄的幕后趣事。
张国立：那天正好是八月十五，我们都不能回家，我们在拍戏，两位家属都是资深的艺人，又是资深的导演，他们知道这个时候摄制组是回不去的，于是正好也没有约定，邓婕也买了很多月饼来给摄制组送，顾长卫也买了很多月饼来给摄制组送，就促成了一段佳话，就成了那个，那天正好拍一段床上戏，两个人第一次的床上戏，结果两个人同时都到了现场。
有时候，拍摄的场外故事甚至比作品本身更加耐人寻味。2005年4月10日画家陈逸飞在拍摄电影《理发师》时突然因病离世，最终没能完成这部从2002年就开始筹组拍摄，遭遇了剧本难产、停拍风波等坎坷命运的遗作。但是作为一位成功的画家，陈逸飞提出的大视觉理念仍然启时代之先，也是上海文化的代表。
陈逸飞：我觉得实际上上海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的确是从她的历史来看，包括今天的发展，人们总是抱着一个非常特殊的眼光去看待她。我觉得她有她的城市的魅力。但是什么叫魅力？实际上很大的部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视觉产业的发展的结果。为什么有外滩那么多的建筑，那么多人喜欢它，黄浦江那么美丽。实际上建筑是最大的视觉产业的作品。当然我们把这个概念可以扩大到所有眼睛所关注的，都实际上是大视觉，是视觉产业。
曹可凡：所以你好像说过这样的话，其实按照你目前的条件，你可以住在世界上任何城市，但你宁愿选择在上海居住。
陈逸飞：最主要也是我热爱这块热土，特别热爱自己出生地上海这座城市。但是我也仔细在想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家，也实际上是一个天职，也是应该为这个城市在视觉产业方面，做点自己应该做的事。
如果说陈逸飞将自己对于绘画的感悟延伸到所有视觉艺术的领域，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跨界，那么姜文从演员到导演的转型则可视为他对电影艺术创作的主动出击。
姜文：我是演话剧的出身，我知道演员们应该连贯地表演对他们有好处，同时我可以抓一些所谓下意识的东西，这会对电影带来生命力。那么我会这段戏从头到尾让他们反复演，反复演，我只是变机位。机位可能变得比较多，在这个时候，两点会让片比高起来，我基本上是把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全拍了，这时候演员也放松。
曹可凡：据说你拍戏的时候，要求特别高，有时候也显得特“轴”。比如《太阳照常升起》里很经典的一个镜头，疯妈不见了，那双鞋、那衣裳从上游往下漂的时候，说你非得这鞋一只前一只后，非得按照这个顺序往下漂？
姜文：不是，是这样的，鞋在前面，衣服在中间，裤子在后面。这个是我们出发之前，在桌子上讨论这几个月就已经设定好的。我是这样，说好的事，咱们尽量不变了，除非现场是不允许的。这之间，我们还设计有细雨下来，像一根根的针一样砸到水面上，反弹出来又是一根根这么长的针的感觉，想得都挺好的。这雨一试，完全不是针，完全是一堆沙子，噼里啪啦乱七八糟。这雨不能那样一根根地下来吗？试了好几天，试不出来。在最后一天，大家把办法想出来了，又动用了威亚，又动用了钓鱼线，底下筑个水坝，上面筑个水坝，因为水流不能控制，必须筑了坝才能控制。最后大家很满意，实现了我们原来想像的那样子。
改革开放走完第三十个年头，中国向世界展示文化自信的方式也不仅仅局限于一部得奖电影，或是几张闪耀世界舞台的中国面孔，日趋强大的中国期待着一次全景式的文化盛宴。2008年8月8日，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全球44亿人通过电视观看了这一盛典，外国媒体纷纷对开幕式给予了最高评价，称这是艺术之美的杰作，中华文化的缩影。身为总导演的张艺谋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实现了北京奥组委对世界的承诺。
张艺谋：其实越是这么大的事情，越是这么高的荣誉，大家都议论。反过头来想，你其实还多了一份淡然。这是为什么？因为你很清楚，这整个事情是命运选择了你，是时代选择了你，是一个机会。你个人不会把天大的功劳揽在个人身上，你只是有机会为国家为民族出了一份力，那是大家的功劳。如果说奥运会开幕式，或者奥运会整个的成功，我觉得首先是国家的成功，是国家今天的世界地位，民族的凝聚力，所以这样一个事情，你能这么看，你能这么想，其实回到电影的创作中，这种功名利禄，大家的各种声音，你可能会看得更淡一点。一句话，就是说当你有机会去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你全力以赴把它做好，对得住自己，对得住这份工作和这份机遇，其实就可以了。
曹可凡：我身后的东方艺术中心出自法国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先生之手，东方艺术中心从2005年开放以来，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们在这里举办了6000多场的演出，观众超过了600万人次，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艺术和世界文化正在不断地融合。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艺越来越追求个性化，提倡百花齐放的共荣姿态，而这种改变还正在深刻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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