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命君/文
越南戰爭被專業人士視為史上第一場藥物戰爭，因為美國立國以來，參與越戰的軍人服用的精神作用性物質的水平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波蘭國際政治學者盧卡什·卡明 斯基所述，越南戰爭是藥理學與暴力的決定性交點。以人們耳熟能詳的安非他命為例。二戰後，幾乎沒有權威研究詳細論述此類藥物如何對士兵的表現產生影響，美軍卻毫不猶豫地將這種俗稱“快快”的非處方藥物送往越南。安非他命會被髮放給那些執行遠程偵察和伏擊任務的部隊。
美軍對神經類藥物的使用一直有內部標準：在準備戰鬥的48小時內只能服用20毫克安非他命，但這項標準很少被落實。一名老兵說，軍方發放安非他命就像給小孩發糖那樣，從不理會政府機構推薦的用藥量和頻率。1971年美國眾議院特別犯罪委員會的一份報告稱，1966年至1969年，美軍共使用了2.25億片興奮類藥物，包括安非他命的各種衍生品，比二戰時期增長了1倍有餘。 彼時，美國海軍每人每年平均服用21.1片興奮劑，空軍每人每年是17. 5片，陸軍“僅有”13.8片。
當時有研究顯示，被派駐越南的士兵中，大約每30人中就有一人服藥過量。簡而言之，美國軍方對興奮劑濫用持默許態度，無論這可能誘發何種結果。事實上，老兵們普遍意識到，安非他命會強化人的攻擊性和戒備心。一些老兵回憶，每當“快快”的效果消失，他們就會焦躁，感覺自己像“在大街上開槍掃射那樣”。精神刺激類藥物不僅能增強戰士的戰鬥力，還有助於降低連續戰鬥對參戰者情緒造成的不良影響，避免士兵因心理壓力而當場崩潰。
據此，有專家指出，如此大規模地使用精神類藥物，加上大量徵用心理醫生等因素，有助於解釋為何在越南戰爭中，美國軍人遭遇戰鬥創傷的幾率如此低。二戰時，美國士兵的精神崩潰率高達10%，朝鮮戰爭時期的精神崩潰率是4%，而到了越南，這個比例只有1%。 如果有人為這樣的數字而欣喜，那無疑是目光短淺的。抗精神病類藥物和興奮劑的效果是迅速且短暫的，若不輔以適當的心理治療，過量服藥只能減輕或暫時壓制問題，讓問題牢牢嵌入當事人心靈深處。幾年以後，戰地綜合徵會以幾倍的力量爆發。
就像用胰島素治療糖尿病一樣，可以緩解症狀，但疾病還在。明確了這點，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與之前的戰爭相比，越戰中很少有士兵因為在前線精神失常而被送療 。另一方面，越戰老兵在戰後卻被規模空前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困擾。很大程度上，這是將矛盾往後拖延的必然結果。有民間統計者認為，這樣的老兵數量在40萬至150萬人之間。1990年發佈的《全國越戰老兵再調整研究報告》稱，在東南亞地區經歷過作戰行動的士兵中，有15.2%遭受創傷後應激障礙折磨。從另外的一個角度看。這就相當於對一個受了傷的士兵施加催眠術，然後再把他送回槍林彈雨中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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