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週期律”是人類社會運動的主線
諸玄識
（一）為“中國歷史週期律”正名
長期以來，“中國歷史週期律”與“東方專制主義”一樣，成為把中華文明定性為“病態”的標籤，這是西方及西化學術界的低劣和低智的行徑。所謂的“中國歷史週期律”，我們應該理解為一種相對平衡的有序運動、起伏間歇的持續發展（包括劇烈失衡與神奇恢復），此乃真正文明的軌跡；它《易經》爻卦週期的實踐和展開，體現了人類的最高智慧。
我們沒有資格詬病它，因為現代世界文明正是“週期律”延伸的結果；西方卻把人與自然的關係從和解改為對抗（征服自然），只不過依靠“週期律”的另一個成果——擁抱“全球性生態”，把它作為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但這是“以空間換時間”，走向“人與生物圈同歸於盡”！近幾百年來，西方的每一次“躍進”和“週期”，都伴隨著對其餘世界與地球生態的巨大破壞。
諸位須知，現代或西方的任何方法、模式或“智慧”在古代皆行不通，連半個週期都不會有的，倒是徑直地自毀家園、自取滅亡。
進而言之，人類的技術、知識、發展、文明……，凡此，構成人類社會運動的正面的主要內容；其正面與負面的合乎規律的展開，呈現出“週期律”。由於受到西方中心論的矇蔽，現代人只看到週期律的負面，而忽視其正面；只看到它的傳統性與國別性，而忽視其普遍性與現代性。
在17世紀末的歐洲，萊布尼茨和耶穌會士共識：社會進步的總的“元一”在中不在西，那就是《易經》，它是所有知識——包括數學、科學、哲學——的真正源頭。《易經》不僅是全人類的“群經之首、大道之源”，而且還窅然啟動、冥然推動世界性的進步。
莊子曰：“道術將為天下裂。”——“元一”隨著週期律的變化而“裂變”：首次在先秦時代裂變出“百家、百工”，最終在現代早期裂變出“中學、西學”（大家誤以為後者是西方的）。《易經》使漢字從“象形”昇華為“表意”，並且通過它來蘊藏與傳播關於人與自然的真知。17世紀末，在儒學啟蒙歐洲、促成從“神的社會”轉型為“人的社會”的同時，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開始寄生 於“漢語表意”，遂勝任於表達“文明的聲音”（文學語言、科學語言和哲學語言）；這正如幾位國外教授所揭示：現代早期歐洲的方方面面——特別是“西學”——都是“漢字密碼”的展開。
（二）社會發展是怎樣被啟動的？
鑑於今天，文明及發展似乎是全面開花；人們便相信，其源頭是“多元”。但這是“時代的謬誤”。
應該指出，發展或文明會變亂環境（改造自然），這在今天不成問題；因為人與自然的主從關係已被顛倒了，以致人類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態”作為其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但在以前，通過“改造自然”（變亂環境）來發祥文明、發展社會，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自然把人類分割、分散在許多較小的生態單位之中，若是其中任何一塊發生“變亂”，就等於否定其人群的存在。所以不僅不能“妄動”，而且還須依靠“神的威力”來禁錮之。
那麼，人類文明和社會發展究竟如何被開啟的呢？
喜馬拉雅山與太平洋之間的地質、地理與氣壓、氣候等因素的作用，形成了最大的海陸水循環圈，這裡是絕無僅有的“自然對人的適度挑戰”：雨熱同期，四季分明，地形、氣候及生物皆多樣，這就給“人為”提供了頗大的餘地；再者，它是“中間地帶”，便於“中庸中和”的文化調節。
《周禮·地官》論“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這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
杜佑《通典》曰：“覆載之內，日月所臨，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
在這個“適度挑戰”區塊，出現聖人，發明文化，運用“道的智慧”進行三才互動，變易化生、利用厚生，並且確保動態平衡、整體和諧，由此，才有可能啟動、推動文明與發展。
相比之下，低緯度地區則挑戰太弱，高緯度地區則挑戰太強；而“亞太水圈”以西則屬於乾燥區，也是挑戰太強。凡此，都不可能發祥文明。
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臘、羅馬等）和“古老文明”（埃及、兩河等）不僅是偽造的，而且是複製中國文明及歷史的。
（三）西方不可能原創科技、知識與文明
先民有一段漫長的“靜態和諧、簡樸佳境”（猶如“世外桃源、小國寡民”），卻隨著由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矛盾緊張而走向反面，這就為發展與文明提供了契機。然而，不同地區與環境的社會應變之結果皆不相同。以大約北緯30°為基準，越向南（直到赤道），由於地表生物量遞增，其“矛盾緊張、走向反面”的程度越小，因而發展與文明的動因也小，更沒有必要品嚐文明的福與禍；越向北（直到冰地），由於地表生物量遞減，其“矛盾緊張、走向反面”的程度越大，以致衝突壓倒一切：要麼內外戰亂，要麼宗教禁錮；“亞太水圈”之外的北緯30°地帶（乾燥區）與向北的情況相仿。這樣，縱橫兩線的交叉（均衡點——“自然對人的適度挑戰”）就是《周禮》所云“地中”，這就是“文明的發祥地”。
由於如上所述的“挑戰太強”的緣故，歐洲乃至地跨歐亞非的“泛西方”皆不可能原創科技、知識與文明。泛西方在生態環境上由三部分構成：A.高緯度（歐洲）；B.非時雨（降水與植物生長期相反。南歐及地中海地區）；C.乾燥區（尼羅河、兩河和印度河流域）。它們的總的特點是地表貧瘠。這裡通常是宗教禁錮、窒息人為。哲學家牟宗三對照由生態差異所決定的“宗教區”與“人文區”，推斷唯有後者產生“創造機制”，他說：
……在天災深重的地區（猶太是典型），人不得不深化（Deepen）了對天的敬畏，特別是“畏”懼，而致產生恐怖意識，結果凝鑄出一個至高無上的天帝（God），宗教由此而出。假如在天災不致過份深重，農作足以養生的地區（中國典型），人類往往能夠以農作的四時循環，以及植物的生生不息體悟出天地創生化育的妙理。
……天命、天道(詩、書等古籍) = 仁(論語) = 誠(中庸) = 創造性自己（Creativity iself）＝ 一個創造原理(Principle of Creativity) = 一個生化原理……。（參閱 諸玄識《生物圈只有一個原創文明》）。
（四）週期律的動因是技術的衝擊力
在古代，成功的“人為”（有為）並非“征服自然”或“改造自然”，那只是死路一條；而是與之和合，順天應人，再來“變易化生、利用厚生”。其中的“利用”即技術，它卻是雙刃劍，這又是一個悖論：
當人們訴諸技術手段來緩解社會及天人之“矛盾緊張”之際，卻是更大、更深地積累潛在的矛盾緊張，終究會爆發的。這就是說，技術兼具正能量與負能量，後者與前者同步、甚至更快增加。負能量意味著由內外各種要素所構成的有機系統的失衡與崩潰。
“道的智慧”（動態平衡、整體和諧）是至關重要的：無之則寸步難行、動輒自毀；有之則確保百年盛世，直到智慧與機構不再勝任於消弭或遏制的矛盾聚爆，它使此前的成果耗喪大半而達成低度“平衡”。這就完成了一個“週期”（這全過程猶如《易經》所云：潛龍勿用→見龍在田→終日乾乾→或躍在淵→飛龍在天→亢龍有悔）
倘若沒有“道的智慧”（或是按照西方或現代的任何方法），連一次起伏都不會有，哪裡還談得上“週期律”呢！
科技、發展和文明皆兼具正負兩面（正能量與負能量）。在現代，其負面被“全球性生態”所吸收，暫無致命危害，直到“人與生物圈同歸於盡”為止。19、20世紀的西方在其經濟與科技蒸蒸日上的同時，它的巨大的負能量被宣洩出去，由其餘世界和地球生態來承受，所以我們所看到的“歐美文明”全是正能量。
然而在歷史上（主要是古代中國），科技、發展與文明的正負兩面“皆在一身”——直接否定創造者及其家園。令人痛心的是，受西方中心論影響的現代人幾乎全是歸罪於真正的文明，片面地看待“週期律”；而把古今文明的成就歸功於被偽造的西方譜系。（參閱 諸玄識《圖解 中華文明與生態圈》）。
（五）文明的進程伴隨著憂患與天敵
傳統文明的每一次重大進步差不多都是一個地獄般的陷阱，諸如：A.由於改變和減少地表的天然植被，陸海水循環圈發生紊亂，從而造成越來越嚴重的水災與旱災以及沙漠化；B.鐵器革命引起毀林開墾、人口增加、水土流失以及天災人禍與諸侯混戰（春秋戰國）；C.宋朝的技術革新與傳播則把荒漠草原的戰爭潛力與地緣優勢提升了起來，馳騁掩殺，而置河谷平原的農耕民族於羊入虎口；D.鄭和遠航開啟全球聯通的進程，卻首先使亞歐大陸兩端的海隅（西洋、東洋）獲得地緣優勢，而置世界洲陸於逆境，中國反受其害。
文明史充滿著致命挑戰。文明所承受的憂患遠大於其所收穫的正果。
除了其內部的天災人禍之外，文明的輻射與輻輳會把越來越大的“天下”都啟動起來，在其尚未被納入“和諧文化”之前都是無序的“妄動”——禍因亂源，而且都是朝著文明區域“向心聚爆”。原始的衝突迅速升級，其中的具有地緣優勢的部分通過寄生於文明，而變成征服一切的戰爭源，這就是“文明的天敵”；它在歷史上是“草原暴力”（胡患、胡騎），在近現代是“海洋暴力”（西洋、東洋）。湯因比說，如果不是文明中心的技術傳播，不可能出現大型的征服性的戰爭。（參閱 諸玄識《中國如何“激活”西方，卻讓“海洋暴力”吞噬世界》）。
（六）技術與發展的中西接力和衝刺
在其環境所允許的範圍內，歷史中國（宋明之際）的經濟與技術均已達到“危巔”：既是世界歷史的極峰，又面臨國土生態極限與亞太地理瓶頸；後者決定著中國很難首先利用美洲乃至“全球性生態”，前者（國土生態極限）意味著“正能量”會被“負能量”所壓倒（愈益嚴重的天災人禍、內憂外患）。於是，“文明的內在張力”通過戰爭與和平（例如蒙古征服與鄭和遠航）向外發散；以致隨著世界聯通，在更適合的區域（正在形成的東、西半球的通衢）醞釀和發生總的突破（井噴式或爆炸性發展）。
17世紀中葉以前的歐洲既不能創造技術，也幾乎不能接受如此舶來品；後者全然是“負能量、破壞性”——半為侵略神器、滅絕土著，半為自毀兇器、宗教戰爭。直到“儒學啟蒙”（啟蒙運動）、從而完成從“神的社會”到“人的社會”的轉型，中國文化與技術在歐洲內部才能變成“正能量、建設性”以及“爆炸性發展”的種子。
西方科學與科學哲學來自何方？教會偽造的“古希臘”在17世紀是進步的障礙，在19世紀被翻新而成為“西方價值”，它與真正的科學、哲學與歷史皆毫無關係。西方科學與科學哲學、以及哲學與經濟學等皆來中國的自然哲學。萊布尼茨希望中國人到歐洲傳授自然哲學，而耶穌會士（包括赴歐的中國信徒）則做了這件事——從《易經》等漢典中擷取“為我所用”的部分，卻拋棄了“道”的精髓。
正由於世界聯通，人們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態”作為其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暫處地緣優勢的西方（負面性紓解於外），敢於割裂智慧、舍道取器（《易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實際上是“按本能行事”（反克自然的無限潛能）。在現代西方，“週期律”的延伸變成了衝刺生物圈的極限。（參閱 諸玄識《真文明的無限生命力的奧秘》）。
§現行科技史是“線性思維”陷阱§
撰寫和欣賞下面這段話的人，是典型的西方意識形態與線性思維，其智商低下不可救藥。提供這個拙劣案例讓大家思考：
關於中國古代科技創新的討論很有意義！中國科學院有一個團隊2014年有一個在北京公開發表的量化研究報告，其結論拙著（161頁）轉引如下：
“中華世界有史以來的主要技術創新占人類主要技術創新總數(1,235)的5.8%; 而美國佔34.9%，西歐佔31.2%，中東佔8%，南亞佔3%。中華世界有史以來的科學發現(5項貢獻)占人類科學發現總數(515)不到1%；而西歐佔65.5%，美國佔18.2%，中東佔4.5%，南亞佔3.2%。與歐美不同，中華世界裡的科學工作一直都是零星的，從未成為系統化趨勢或學派。中華世界裡的科技創新與發明一直低於歐洲。宋代之後不久的1300年以降，中華世界就再也沒有任何科技創新與發明“。
如何反駁？姑且不論上面的話所基於的資料很不可靠（包含西方偽史），其不成立、不現實之處至少有五：
1.在歷史時間軸線上：以量變階段的“種子科技”比較質變階段的知識爆炸。相形見絀？當然，西化學者絕不承認中國古代科技是“種子”。
2.在現代空間平面上，幸遇短暫“天時地利”（地緣政治）的西方，因而綻放潛能、發生奇蹟，以此來比較西方的受害者。壓倒性？
3.在近代以前，唯有中國及其影響範圍是“人的社會”，方能“事在人為、人代天工”，因而存在著發展與科技。相比之下，其餘世界——尤其是西方——都是“神的社會”，窒息人為與人智，因而皆為零發展、零科技。
4.科技是雙刃劍，極具負面性。只有“道的智慧”能夠原創科技。而到現代（質變階段）則完全兩樣——現代人是利用“全球性生態”作為其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所以具有“地緣政治”優勢的國家才能在彙集世界古今成果與財富的基礎上，擁抱“科技爆炸”。但是，地緣政治終究會轉移的。
5.公式：量變階段（中國主軸）→質變階段（道的失控）有三波（井噴式或爆炸性發展）：A.西歐（19世紀）→B.北美（20世紀）→C.中國（20世紀，返回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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