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中的确有不少曲笔，对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尤其多有回护、溢美。
如曹操任丞相一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看起来是汉献帝主动任命曹操为丞相的。范晔《后汉书•献帝纪》则云：“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为丞相。”曹操任丞相是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的事，当时他已大权在握，担任丞相职务的决定权，完全在他自己，可见《后汉书》的记载更合乎实际。
对于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的种种丑事，陈寿更是加以粉饰。
一是司马师废齐王曹芳事。
齐王曹芳是魏明帝曹叡的嗣子，明帝景初三年（239）登基，年仅八岁。即位后，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二人开始尚齐心协力，后来则明争暗斗，互相压制。曹爽重用何晏、邓飏、丁谧等人，排挤司马懿，将其架空。司马懿为夺回大权，暗中进行了准备。正始十年(249)，曹芳出洛阳到高平陵祭扫明帝的陵墓，曹爽陪同前往。司马懿乘机在城内发动政变，将曹爽党羽逮捕杀掉，逼曹爽交出大权，后将其囚禁处死，史称“高平陵”事件。通过这次政变，司马氏掌握了曹魏大权。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担任大将军，把持朝政。
曹芳长大后，不甘心当一个被人操纵的傀儡，就暗中联合李丰、张缉（皇后之父）、夏侯玄等人，想罢除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但消息不慎走漏，司马师得知后，手提宝剑，带着亲兵，直接去找李丰，责问他为什么要谋害自己。李丰怒不可遏，大骂司马师残忍无道。司马师杀死李丰，下令捕杀张缉和夏侯玄，灭掉李丰、张缉、夏侯玄的家族。然后，他提着宝剑，怒气冲冲地闯进皇宫，向曹芳索取皇后。曹芳说：“张缉固然有罪，但他的女儿是皇后，并不知道张缉谋反的事，就饶了她吧！”司马师挥舞着宝剑说：“就算她不知情，也不能再当皇后了，应该立刻把她废掉！”面对司马师的宝剑，曹芳连大气也不敢出一下，只得将张皇后废黜，命其出宫。几天后，有消息传出，张皇后患急病身亡，这当然是司马师下毒手把皇后害死了。
之后，曹芳一直深恐不安。司马师也怀疑李丰等人的行动与曹芳有关，便着手准备将其废黜。嘉平六年（254），司马师将曹芳废去帝号，贬为齐王。曹芳被废的经过，据裴松之注引录《魏略》中的记载，司马师谋划要废黜曹芳，先派郭芝入宫去告诉皇太后。当时，皇太后正和曹芳谈论事情。郭芝闯进去，对曹芳说：“大将军要废掉陛下，另立彭城王曹据。”曹芳气得站起来走到内室去了。太后也非常生气，责问郭芝为什么如此无礼。没想到郭芝却振振有词，责备起太后来，说：“太后教子无方，以致曹芳荒淫无道。现在大将军决心已下，正领兵驻扎在皇宫外面，以防有人叛乱。太后您只能按照大将军的意思办事，还能有什么说的呢？”太后吓坏了，说：“我想见见大将军，有话对他讲。”郭芝说：“有什么好见的呢？太后只要废了曹芳，把玉玺交出来就行了。”太后没有办法，只好照郭芝说的办，拿出了玉玺。司马师大喜，立即命曹芳出宫。曹芳去跟皇太后告别，流泪不止，去送他的大臣有数十人，也都悲痛不已。可以看出，曹芳之被废，是司马师授意的，郭太后是被逼迫之下作出的无奈之举。而《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中却记载道：
秋九月，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庙，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是日迁居别宫，年二十三。
其中虽然可见废帝之谋是出自司马师，但司马师曾经奏闻太后，并且曹芳“无道不孝”，应该被废黜。这显然是为司马氏辩护。
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曹髦被弑之事。
曹髦是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齐王曹芳正始五年（244）被封为高贵乡公。司马师废掉曹芳后，曹髦被迎立为帝，改元“正元”，时年十五。曹髦即位后，仍然只是一个傀儡，实权先后由司马师和其弟司马昭掌握。司马昭专横跋扈，铲除异己，打击政敌。曹髦是位非常有志气的君主，他想将大权夺回，中兴魏王朝。甘露四年（259）正月，地方上汇报在河南宁陵县的井中两次发现黄龙，人们都认为这是吉兆，纷纷向曹髦道贺，曹髦却说：“龙，是皇帝的象征。如今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却多次蜷曲于井中，这不是什么好的兆头啊！”还写了一首《黄龙歌》，婉曲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司马昭得知后大怒，生了废黜之心。
甘露五年四月，曹髦召见王沈、王经、王业三人，愤慨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我不能白白忍受被推翻的耻辱，我要你们同我一道去讨伐他。”几位大臣知道这样做等于是飞蛾投火，都劝他暂时忍耐。王经对曹髦说：“当今大权落在司马昭手里，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陛下您力量薄弱，如果莽撞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应该慎重考虑啊！”曹髦不听，亲自率领仆从、侍卫等数百人去讨伐司马昭。王沈与王业见劝阻不成，害怕自己受到牵连，就先行向司马昭通风报信。司马昭得到消息后，立刻派兵入宫，双方在宫内东止车门相遇。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上前劝阻，被曹髦的手下呵退。中护军贾充又出来阻挡，曹髦拔剑亲自迎战，众人都不敢上前。这时，太子舍人成济在贾充的授意下冲上前去，将曹髦一剑从胸部刺穿，曹髦立即死在车上，年仅二十岁。司马昭闻讯后假装大惊，跑到宫中，伏尸大哭。为了掩人耳目，他以“大逆不道”罪诛杀了成济一族。又用太后的名义，以不敬太后、自寻死路的罪名将曹髦的皇帝名位废掉，另立曹奂为帝。
这样一件大事，《三国志•三少帝纪》仅记载：“（甘露五年）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下面接着记载皇太后的诏令，历数其罪状，说他悖逆无道，死有余辜，要以庶人之礼葬之。完全看不出是司马昭将其杀死的。又载司马昭的奏疏，内称“高贵乡公带领随从的士兵，拔出战刀敲起钟鼓冲向臣的住所。臣害怕刀兵交锋，就命令将士不能伤害他，违抗命令的按军法处置。骑督成倅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济，从侧面冲入军阵杀伤高贵乡公，导致丧命。臣当即拘捕了成济，按军法加以处置”，好像他还在忠心耿耿地护驾。这不仅完全掩盖了司马昭的主谋罪责，还使司马昭成了讨贼功臣，可见回护之甚！当时的局势很清楚，魏国的军政大权，早已为司马氏父子所把持，任何举措，都是要经过司马氏点头才能办理。“弑君”这样一件在封建王朝中被视为最大逆不道的事情，如果没有司马昭的授意，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像这样被后人所批评的曲笔、讳恶之事，《三国志》中还有很多。
摘自潘晓玲《陈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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