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
在一篇访谈当中，刘慈欣谈到：“我写的这种以创意为核心的科幻……对我来说最大的瓶颈就是获得创意的过程，之后的故事和人物是凭借努力就能完成的，但是创意部分凭努力完成不了，可没有这个核心的创意不行。”当被问到如果某个激动人心的科幻内核与现实中的科学技术有矛盾，将如何取舍时，他回答说：“得看这个科幻内核的故事资源如何，如果这个内核有许多故事资源，同时它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我就不会放弃它……只能在科学上尽量加以修改，尽量符合，尽量不要有太大的漏洞。”
也就是说，他的小说尽管有着“硬科幻”之名，但还是以“文学”为根本，是一种以某个创意观念为中心的微型思想试验，故事和人物都是为了铺陈、展示、烘托、凸显、阐明这个内核而来。这属于“概念先行”，却是科幻文类的传统——它总是倾向于讨论一些宏大的观念性命题，不惜为意造文，因而在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学史中往往美学评价不高，处于纯文学话语等级制中的低端。
在晚清、五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初的几波短暂热潮之后，中国的科幻文学在新世纪以降的当下再次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这背后当然有着科技迭代更新与受众群教育水平提升等因素的综合效应，但它能够形成新兴的文学现象和学术研究关注的话题，显然有着科幻自身所具备的思想试验这种总体性思维的素质作为基础。
刘慈欣内在于这个潮流之中，而其特异之处在于，即便在科幻文学群体的内部，刘慈欣也是一个孤峰独起的存在。这当然不仅指他获得了某些国际性奖项——那当然在客观上起到了吸引眼球、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此之前他实际上已经经受了堪称苛刻的市场的检验，在普通读者那里获得了广泛认可。
更主要的原因是，刘慈欣有能力进行思想试验，而不光是设置某个新奇别致的核心观念后敷衍成文，而是让各类观念集束式出现并繁衍生长，形成了某种世界观。他的思想试验关乎和平、战争、生存的基本母题，进而延展为道德、契约、博弈、集体的普遍性话题，使得某个灵光乍现的“点子”（这种创意式“点子”在各种哪怕是平庸的科幻作品中也并不少见）跃升为了思想命题。这些思想命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不是纯粹的卖弄机智、思维训练与智力游戏，而是将某些基于现实的回应转化为全新的文学论辩。
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文学之中显得尤为重要，原因在于面对高度技术化、符号化与碎片化的语境时，如今的现实既不是史诗时代那种浑然未分的和谐，也不再是小说时代的二元分离，而是在新媒体语境中，现实已经融入到心灵之中。当变化了的“现实”无法被既有文学书写方式全面把握的时候，“现实感”就成为文学的基本内容。
这种变化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如同卢卡奇在一战期间欧洲启蒙现代性进程遭受巨大挫折时所说，那种“存在和命运、冒险和成功、生活和本质，就是同一概念”的“史诗时代”已经完结，世界处于“先验的无家可归”的状态 ，当古典艺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终结之后，小说应运而生，只不过它不像史诗“可从自身出发去塑造完整生活总体的形态”，而是“试图以塑造的方式揭示并构建隐蔽的生活总体” 。
从现代性祛魅的“神的死亡”到由于科技与消费带来的作为主体的“人的死亡”，出现了“存在的被遗忘”状态，“过去，笛卡尔把人提高到‘大自然的主人与占有者’的地位。现在，对于力量（技术的、政治的、历史的）而言，人变成一种简单的东西，他被那些力量超过、超越和占有。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的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的世界’，没有任何价值和任何利益，他预先早已被黯淡，被遗忘。”
与这种在哲学本体和认识论上的转型映照，“传统小说”在经历20世纪以来一系列的题材内转和精神空间收缩过程之后，诸种文学形态与手法都失去了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能力，似乎已经对现实无能为力，我们进入到一个后纯文学时代。后纯文学时代的文学往往体现为总体性的失落，“现实在当下文学的书写当中的不同变体呈现出的既值得珍视又有待改进的面貌：它们或者竭力平视等同于现实，这是对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现实主义经典律令的转移，却有可能在技术性的精确中放逐了目的和伦理旨归，从而使得价值判断远离，而让文学成为一种平面的反映之镜；或者低于现实，而刻意谋求某种巨细无遗的‘真实’，但是在追影摹踪上，书写永远跟不上外在世界的流动嬗变，尤其是当摄影、电视、网络已经全面侵占到原先许多属于文学的领地的时候，文字的技术无法匹敌声光影像的立体式呈现。
如此种种，会带来片段化的现实书写。” 科幻小说反倒在想象性思想构拟与文本操演中将自身的对象设置为现实感，从而实现了对于现实的总体性思考，并且难得地摆脱了“资本-权力”这一新时代总体性逻辑的掌控。
总体性的理论基础无疑得益于卢卡奇的阐发，他在19世纪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看到了某种“新世界”的可能性，进而恢复了总体性范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脉络中的核心位置：“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
也就是反对单纯考察社会的某一方面，主张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总体的相互作用中所呈现出来的联系作为考察对象，从而在总体上把握社会，应当将一切局部的东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从而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辩证过程。这种关于历史延续性与关联性的认知方式无疑有着强烈的主体建构意味。
但卢卡奇所谓的总体性也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现实融化、主体退隐、现实感成为对象的语境。在这种情形之中，如果想要摆脱片面与片段的困扰，必须重启炉灶，找到一种适应于时代的总体性赋形方式，就文学的范式转型而言，刘慈欣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个案。他的走红不仅仅是某种类型文学的胜出，而毋宁说是无意中满足了阅读受众对于一种新文学的渴望。这是一种后纯文学时代的自然选择，它不满于数十年来“纯文学”话语所形成的关于人性、个人、内在精神以及“片面的深刻”式的模仿、表现与象征，显示了文学作为以超越性为内在支撑的艺术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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